这首诗是刘禹锡写给曹璩的。从诗题“送曹璩归越中旧隐”上看，曹璩是“越中人”，在越中原有隐居地，具体地说是在会稽。刘禹锡出生在浙江嘉兴，直到20岁之前去长安。曹璩和刘禹锡，或许原本就认识，“少逢知己忆吾庐”一句已经隐括了这次是难得的他乡遇故知；或许有亲朋好友为之牵线搭桥，故后有“剡中若问连州事”之句。当然这两者并不矛盾。从这首诗近3百字的引来看，曹璩好名，先是用“遍干诸侯”的方式以求之，但没有结果，于是想隐居名山来沽名钓誉，刘禹锡用“在己不在山”开导曹璩，于是曹璩就留下来，拜刘禹锡为师。曹璩绝对是聪明人，“居三时，而功倍一岁”说明他九个月时间在刘禹锡指导下读书很有成效。到了11月，曹璩准备回会稽归隐，并说他已经知道了，读书才是求名之道。并请刘禹锡赠诗给他。于是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送给曹璩，其目的还是“以鉴其志”。
刘禹锡写这首诗并没有以导师的身份居高临下地来勉励曹璩要好好学习，而完全是以故乡知己的位置和曹璩亲切交谈，而他的用心则隐含在诗里面。这首诗大致有三个内容，前四句是说自己这些年来的生活，十多年贬谪在偏远地区，以及孜孜不倦地读书。中二句是则是对曹璩的勉励，也是对曹璩归隐读书的祝愿。末两句说回去后遇到故乡的亲朋好友替他报个平安。这是从送别意义上说的。
首联“行尽潇湘万里余，少逢知己忆吾庐”说自己贬在潇湘一带，到过很多地方。这是从他贬到郎州算起。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于永贞元年（805）九月由屯田员外郎贬连州刺史，还未到任，途中就改为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从此开始了他在潇湘一带漫长的贬谪生活。十年后，即元和十年（815）春回到京城，三月又贬为连州刺史，同年六月抵任所，直到元和十四年秋丁母忧离任。刘禹锡首贬朗州，在湘之最北，次迁连州，时为湘之极南，故谓“行尽潇湘”。但是在偏远的潇湘之地，他很少遇到故乡来的知己。刘禹锡《元日感怀》：“异乡无旧识，车马到门稀。”也说明他初来连州时人地生疏的情况。因此，刘禹锡对曹璩的到来还是很兴奋的，他乡遇故知，而且曹璩本身还是个聪明好学之士。“少逢知己忆吾庐”一句已经隐括了这次终于遇到了的意思。“吾庐”一词出于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在这里代指家乡。
在寂寞的贬谪生活中，刘禹锡唯一可做的就是读书。“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写的就是刘禹锡在简陋的住所挑灯夜读的情形。陆游《暮春》“数间茅屋镜湖滨，万卷藏书不救贫”显然对刘禹锡这首诗有所借鉴。所谓“闲”者，即州司马为闲职也。白居易的《江州司马厅记》说得很直白：“案《唐六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刘禹锡是员外司马同正员，则例尤不得参闻公事，虽无官舍可居，然有读书为文之暇。刘禹锡晚年作《刘氏集略说》，说“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这里也有以现身说法鼓励曹璩继续苦读，探求学问之意。
“地远何当随计吏，策成终自诣公车。”这里用了两个典故。《汉书·朱买臣传》：“后数岁，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丐之”。朱买臣有过这段随计吏去长安的经历，后来就用做求取功名的典故。《汉书·成帝纪》：“建始三年成谛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腾将览焉。”这是“诣公车”指贤者被荐入京公车待诏的典故。这两句诗勉励曹璩静心读书，不要急于求成，学成后自然会被征召，功到自然成。
“剡中若问连州事，惟有千山画不如。”这里的“剡中、连州”均是语带三关之词，既指地指人也指事，“剡中”可解为“我在剡中的友人”。“连州”则指自己在连州之事。我觉得，“剡中若问连州事”颇有点像王昌龄“洛阳亲友如相问”句。刘禹锡说这句话，是对连州山水的赞美，也是对故乡亲友的安慰。唐时的连州虽然偏远荒凉，但风景如画，气候宜人。在刘禹锡之前，诗人元结曾经在连州住过。元结把这里的一个湖泊命名为海阳湖。湖畔有飞练瀑、月窟等胜景。刘禹锡来连州后就在海阳湖畔建筑了一个亭子，称为吏隐亭。公余之暇，他就在吏隐亭上眺望四周景色。那萦纤曲折的溪流，覆盖水面的花草，洁白如练的飞澡，断虹似的带桥，加上和谐悦耳的松涛，使诗人感到心旷神怡，暂时忘掉了谪官的苦闷。
杜甫有二子，长子名宗文，次子名宗武，宗武乳名骥子。《遣兴》这首诗怀念的对象是儿子，慈爱之情溢于全篇。
这是一首排律（俗称长律），中间四联全是对仗。全诗可分三层，“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前两联回忆过去，写骥子两三岁时颖悟过人，就能问知来客的姓名及能背诵杜甫的诗句；杜甫通过回忆前年牙牙学语时娇趣的憨态，极力把儿子宗武可怜可爱、天真无邪的神态表达出来，激起读者的同情，催发读者亲子之情。中间两联“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鹿门携不遂，雁足系难期。”写骥子当前的遭遇，因逢“世乱”，居无定所，又值父亲外出，音信全无，只能仰赖母亲的爱抚，更让诗人后悔不已的是没能携带全家一起逃难，以致如今分隔两地，不知何时才能互通音信；最后两联“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傥归免相失，见日敢辞迟。”描写上的是一副国破乱世的情景，到处都是举着军旗的军队，号角声声激起诗人心中无限悲凉，于是诗人感叹曰，如果能有举家团圆的机会，必定不敢迟慢，表达了诗人在这种国破家碎的情况下急切盼望和平及和全家团聚的急切心情。
这首诗先写过去是有深刻用意的。按作诗的时间来推算，骥子“学语时”当为公元755年，战乱还没有发生，可是谁也没有料想到就在这年的十一月安禄山发动安史之乱，战争波及广大地区，使千万个家庭流离失所。诗人先写骥子在先前的颖悟的表现，再写他在战争中的遭遇，就更能引起读者的同情。此外，从“怜渠小”“仰母慈”诸语中还能看出诗人因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而深感内疚的心情。
上片从地理环境和天气写起，为梅之出场烘托气势。“门横皱碧”三句是倒写，从逻辑上说，应是先“春近江南岸”，然后词人循路而去，一路烟水苍茫，春景迷离，最后来到梅之所在。“皱碧”“苍烟”“江南岸”，处处有水，可见梅在水边。“暮寒如翦”写时当日暮，春寒料峭，“翦”暗含春风之意，“翦翦轻风阵阵寒”，呼应开头“门横皱碧”，有冯延巳“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谒金门》）意，落实“春近江南岸”。“临溪影”两句，梅花出场，然而出场的只是影子。梅影映在溪中，枝枝疏影横斜，临水照花清浅。此写梅花之态与韵。其态横斜，其韵清幽。用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山园小梅二首》诗之一）诗意。“飞霙弄晚”三句，宕开一笔，写素雪飘零，飞舞暮色，把浮动的暗香吹散千里。此写梅花之香与色。其香悠远，其色衬雪。暗用王安石“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梅花》）诗意。词人善用侧笔，写梅花姿态，从临水照花写起，写梅花香色，从飞雪飘梅写起，化用前人诗句以熔铸意境。词人先写梅花所处之环境气氛，再写梅花之香色态韵，写梅影、梅香、梅色、梅雪，为梅花之正式出场蓄势。“端正看”三句仿佛欲正面写梅花，却依然不写梅花之花蕊枝萼如何，而是陡然一转，将梅花比作当年薛昭在兰昌宫中所见之艳鬼。词人在此地见到梅花，就和当年薛昭在兰昌宫见到三姝一样，“自疑飞到蓬莱顶，琼艳三枝半夜春”。“总似”二字，写其惊喜不定，徘徊叹赏之情，如此美景，岂是人间当有。前有“飞霙”二字，为此处“琼树”做伏笔。
过片承接“琼树三枝”而来，分写三姝之美，以譬喻梅花。“酥莹云容夜暖”，以“酥莹”形容云容肌肤之细腻温润、晶莹无瑕，如暖玉温香。因薛昭曾与张云容同衾共枕，因而此语甚是恰当。“伴兰翘清瘦，箫凤柔婉。”薛昭并未与二女同衾，故此着一“伴”字。兰翘取其消瘦之态，箫凤取其柔婉之情。云容酥莹，写梅花晶莹玉润之色泽，兰翘清瘦，写梅花疏影横斜之姿态。箫凤柔婉，写梅花幽婉娴雅之品性。“夜暖”二字，反衬上片之“暮寒”，大有柔情骀荡之意。梅花之美，直令人忘却春寒，神魂飘荡。“冷云荒翠”三句半实半虚，写三姝身处荒官古墓，只有冷云流离，荒烟蔓草，孤栖百年，幽恨从生，无语中暗含春怨。“春怨”既写三姝远离人间春情，亦写梅花开在暮雪飘零之时，不为东君所赏。李商隐《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幽怨之情、春恨之意，兼人兼花。“东风半面”三句，从三姝而来，比喻花瓣凋落，用李洪《念奴娇·晓起观落梅》词意：“半面妆新，回风舞困，此况真奇绝。”“料准拟、何郎词卷。”写即使梅花在春风中飘零，也依然能为何逊这样的才子所赏，写出优美的诗篇。何逊《咏早梅》：“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梅花知道自己飘落的早，因此不待春浓便开，而即使飘零，也已在飘零之前占尽春光。”欢未阑”三句，写梅花落尽，然而欢乐不尽，待到梅子熟时，正好当庭院昼阴，日日相对，供人倚靠。“烟雨青黄”化用贺铸《青玉案》词：“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此想象梅花将来之景，亦暗用张云容还阳故事。
此词咏梅，词笔幽艳，颇多波折。铺垫梅花之背景气氛，梅花久久不出，为第一波折；梅花既出，而从梅影、梅香、梅色、梅雪写起，并不正写梅花，为第二波折；正写梅花而以张云容故事为喻，兼及兰翘、箫凤，密丽质实，雕缋满眼，为第三波折；从“暮寒如翦”写至“酥莹夜暖”，又写至“冷云荒累”，最后至“烟雨青黄，昼阴庭馆”，时空错综，忽而实景，忽而幻觉，忽而想象，忽而展望，令人目眩神迷，悲喜不定，为第四波折。有此几段波折，使得词境更为丰富，颇堪玩赏。
诗分三章。第一章悼惜奄息，分为三层来写。首二句用“交交黄鸟，止于棘”起兴，以黄鸟的悲鸣兴起子车奄息被殉之事。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的解释，“棘”之言“急”，是语音相谐的双关语，给此诗渲染出一种紧迫、悲哀、凄苦的氛围，为全诗的主旨定下了哀伤的基调。中间四句，点明要以子车奄息殉葬穆公之事，并指出当权者所殉的是一位才智超群的“百夫之特”，从而表现秦人对奄息遭殉的无比悼惜。
诗的后六句为第三层，写秦人为奄息临穴送殉的悲惨惶恐的情状。“惴惴其栗”一语，就充分描写了秦人目睹活埋惨象的惶恐情景。这惨绝人寰的景象，灭绝人性的行为，使目睹者发出愤怒的呼号，质问苍天为什么要“歼我良人”。这是对当权者的谴责，也是对时代的质询。“如果可以赎回奄息的性命，即使用百人相代也是甘心情愿的啊！”由此可见，秦人对“百夫之特”的奄息的悼惜之情了。第二章悼惜仲行，第三章悼惜针虎，重章叠句，结构与首章一样，只是更改数字而已。
秦穆公用殉177人，而作者只痛悼“三良”，那174个奴隶之死却只字未提，则此诗作者的身分地位不言而喻。殉葬的恶习，春秋时代各国都有，相沿成习，不以为非。《墨子·节葬》篇即云：“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不过到了秦穆公的时代，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人殉制度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暴行为，《黄鸟》一诗，就是一个证据。尽管此诗作者仅为“三良”遭遇大鸣不平，但仍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