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全词六句33字,采用细节描写和白描手法相结合的方法,生动地记录了红军长途行军的路线、方向和目的。表达了红军进军途中的欢快情绪以及词人看到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而产生的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豪迈胸襟之情。
第一、二句写红军战略转沿途艰难进军的景。开头连用三个地名,点明福建省西部的三个县,说明这次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途经的一些地方。从这几个地方看,行军从古田北向至宁化,再折向东至清流,右转向东北至归化,路线还是迂回曲折的。接着描写沿途的道路是那么狭窄、险要、阻滞,森林繁茂,荆棘丛生,到处阴暗潮湿,青苔满布,前进十分困难。红军经过这些地方向武夷山进军,困难非常多,但红军为了打破国民党所谓“会剿”,甩掉敌人,尽快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才决定要走这样一条敌人预料不到的、比较艰难的路。
第三、四句写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和目标。两个句子,一问一答,说明一直向着武夷山前进,要进军武夷山脚下。“直指”一词写出红军勇往直前的雄姿和气势。“武夷山下”点名进军初步要到达目的地。问句突出红军在“古田会议”之后崭新的精神面貌,使人精神一振;答句目标明确,铿锵有力。
第五、六句写红军到达目的地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的情景。“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词人在众多景物中,单选取了红旗,风展红旗,明媚如画,这一方面是直接上文而来;另一方面也间接表现了斗争的火热场面,既是真实之景,同时也是理想之象,让人仿佛看到红军进军途中的欢快情绪,看到日益发展、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也可感受到词人的坚定信念和豪迈胸襟。词作语言简洁生动,明白晓畅,词人避繁趋易,有意地选择平实的语句,彻底摆脱传统词供人浅斟低唱,有时甚至语僻难晓的境地。更让人称奇的是,全篇未用一个典故,词语明白如口语,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农大众,听了也容易明白,从而深受鼓舞,力量倍增。
整篇词虽明白如话,然也精于锻字炼句,词人将推敲之迹隐藏在平实的语言表象下,极炼如不炼,看似寻常,细品方见奇功。如“路隘林深苔滑”一句,尽显行军途中的实际困难,也象征着革命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同时也透露出红军战士不怕困难、以苦为乐的革命豪情。对于所选事物“路”、“林”、“苔”,均以一字“隘”、“深”、“滑”点出其特征,概括精当,且所用字也并非深奥险僻,而是通俗常见,却又准确之至,从这也可见作者对事物的仔细观察,对语言的精心推敲。另外这数种物象之间,并无词连接,只是单独并置,却又浑然融为一体。
杜甫作七绝《赠李白》的当年秋天,李白也写下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诗云:“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中流露出诗人依依惜别的深情。这与杜诗中的“秋来相顾尚飘蓬”句,可以参照。李白被赐金放还,与杜甫幸会于山东之时,由于有相同的坎坷遭遇,因而情志相投。
诗歌首先写道:“秋来相顾尚飘蓬。”“相顾”即彼此相见。“尚”即还,仍然。意思是说,李白和杜甫在秋天相会,但都如蓬草一样,漂浮不定。这一句就是写了李白被赐金放还,与杜甫在山东相会。“尚飘蓬”形象地暗示了他们都遭受仕途的坎坷,有志难展的苦闷。这里,诗人运用了比喻修辞手法,以“蓬”为喻体。“蓬”一种植物。在中国古代诗歌中,“飘蓬”或“飞蓬”都是比喻行踪飘泊不定。如,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其中的“飞蓬”就是用来比喻漂泊不定行踪。这样,不但形象生动,而且含蓄蕴藉。可以说,这一句暗示了他们的生活处境,仕途的坎坷,心情的苦闷。
接着写道:“未就丹砂愧葛洪。”“未就”即没有成功。“丹砂”即朱砂。道教认为吃丹砂可以延年益寿。“葛洪”是东晋道士,自号抱朴子,入罗浮山炼丹。李白好神仙,曾炼丹药。杜甫曾经渡黄河,也登王屋山去访道士华盖华盖君,因华盖君已死,惆怅而归。“愧”即低于。因为李白和杜甫都喜欢道教而无成,所以杜甫说“愧葛洪”。这一句表面看来,似乎杜甫在规劝李白要像道家葛洪那样潜心于炼丹求仙,实则暗示李白不要为自己处境伤感。
所以,杜甫在第三句写道:“痛饮狂歌空度日。”“狂”即狂放,任性豪放。“痛饮狂歌”即痛快淋漓的饮酒,并写出豪放不羁的诗歌。意思就是(李白)不要痛饮狂歌、虚度时日。言外之意就是,你李白虽然每天痛饮而狂歌,但终不为统治者赏识。这首先是对李白才华的赏识与赞美,同时也暗示了李白虽有才华,可是得不到施展的机会和平台。其中的“空度日”就是杜甫对李白放荡不羁的诗酒生涯的感慨。当然,在诗歌中,杜甫这种感慨,既是为李白而发,也是为自己而发的。
最后写道:“飞扬跋扈为谁雄。”“飞扬跋扈”原指意态狂豪,不受约束。现多形容骄横放肆,目中无人。古今词义差别很大的。诗人杜甫用这个词语,不但揭示了李白傲骨嶙峋,狂荡不羁的性格,而且也是李白与众不同的人格的写照。其中,“为谁雄”就是说又有谁来欣赏你的勃勃雄心。这一结句,诗人通过反诘句,强调了这位绝世天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寂寞,也增强了对李白的同情与爱怜之情。
此诗突现了一个狂字,显示出一个傲字。傲骨嶙峋,狂荡不羁,这就是杜甫对于李白的写照。在这首《赠李白》中,正突现出狂与傲的风采、骨力、气度,显示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精神,这正是此诗的诗眼和精髓。它不仅同杜甫歌咏李白的其他诗篇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也形象地揭示了李白的性格和气质特征。
这首七绝,沉郁有致,抑扬顿挫,跌宕起伏。末句用反诘口吻,把全诗推向了最高潮。清初钱谦益在评注此诗时,独注“飞扬跋扈”句,其余一概略而不论,可谓独具慧眼,也表明它在全诗中的重要价值:“按太白性倜傥,好纵横术。少任侠,手刃数人,故公以飞扬跋扈目之。犹云平生飞动意也。旧注俱大谬。”(《钱注杜诗》卷九)是说从新的角度和侧面颂扬了李白的豪侠精神,并突出“飞扬跋扈”的飞动性。仇兆鳌注云:“飞扬,浮动之貌。跋扈,强梁之意。考《说文》:扈,尾也。跋扈,犹大鱼之跳跋其尾也。”(《杜诗详注》卷之一)此虽就字注字,就词注词,但在《赠李白》中,却是用来象征李白豪放不羁的精神。
此诗言简意赅,韵味无穷。为了强化全诗流转的节奏、气势,则以“痛饮”对“狂歌”,“飞扬”对“跋扈”;且“痛饮狂歌”与“飞扬跋扈”,“空度日”与“为谁雄”又两两相对。这就形成了一个飞动的氛围,进一步突现了李白的傲岸与狂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