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白朴的《阳春曲·知几》一共有四首。这种把声调格律完全相同的曲词重复填写，在元散曲中称“重头小令”。曲题“知几”语出《易·系辞下》：“子曰：知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

　　第一首曲子表明了作者对世事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安于贫困，认为名士自风流。小令劈头一联对偶。“知荣知辱”出于老庄思想。作者说自己知道何者为荣，何者为辱，只是“牢缄口”，不愿说破而已。“谁是谁非暗点头”句意几同。“诗书丛里淹留”表现了白朴的主要生活内容。曲子中“闲袖手，贫煞也风流”两句化用苏轼、元好问等人词句，表现了作者的安贫乐命的思想。这种远官场而近贫民的生活态度和处世观念，在元代知识界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二首曲子抒写了作者对人生短暂、生命不再的感叹，表现了以酒自娱、放浪形骸的人生态度。此曲句句抒情，对人生短暂的叹喟，对世事多变的愁伤交织在一起，创造出悲切哀怨的意境，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

　　第三首作者于曲中描写了自己的诗酒生涯，抒发了乐天知命的闲适情感。这支小令感情强烈，前两句沉郁中饱含旷达，后三句闲适、旷达中隐含沉郁。全曲隐含着对现实的不满以及不甘与浊世为伍的意蕴。

　　前三首极力描写了作者缄口免祸、纵情诗酒的生活态度，第四首可以说是回答为什么采取如此生活态度的缘由。

　　这首小令以议论入曲，上下千年，纵横古今，融深沉的历史经验与深刻的现实感受为一体，读来冷峻深邃，发人深省。当然，这种“全身”“远害”的处世哲学历来被评为消极情绪，但对于那些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奔竞者之辈却也是一副有效的清凉剂，人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封建社会弊端之一斑，而且也可以窥见元代士人复杂的心态。

　　这首五绝有兴寄，有深意，是一首颇具特色的即兴咏史诗。它采取了虚虚实实，若即若离，似明而晦，欲言而咽的表现手法来表达诗人的复杂心情。

　　“北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这前二句是说，北风吹卷着白云使之翻滚涌动，我要渡过黄河到万里以外的地方去。

　　前二句显然化用了《秋风辞》的诗意，首句即“秋风起兮白云飞”，次句为“泛楼船兮济河汾”，从而概括的暗示着当年汉武帝到汾阴祭后土的历史往事，同时也不难使人联想到唐玄宗欲效汉武帝的作为。两者何其相似，历史仿佛重演。这意味着什么，又启示些什么，诗人并不点破，留给读者自行理会。然而题目却点出一个“惊”字，表明诗人的思绪是受到震惊的。难道这是由于个人的原因遭遇而被震惊了吗？就字面意思看，似乎有点像是即景自况。他在汾水上被北风一吹，一阵寒意使他惊觉到秋天来临；而他当时正处在一生中最感失意的境地，出京外放。恰如一阵北风把他这朵白云吹得老远，来到了这汾水上。这也合乎题目标示的“汾上惊秋”。因此前二句的含义是复杂的。总的说来，是在即景起兴中抒发着历史的联想和感慨，在关切国家的隐忧中交织着个人失意的哀愁。可谓百感交集，愁绪纷乱。

　　“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这后二句是说，心绪伤感惆怅又逢上草木凋零，我再也不愿听到这萧瑟的秋风。

　　为了使读者体会这种心情，诗人在后二句便明确的加以说穿了。“心绪”此处谓愁绪纷乱。“摇落”用《秋风辞》中“草木黄落”句意，又同本于战国楚宋玉《九辩》语“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里用以指萧瑟天气，也用来喻指自己暮年失意的境遇，所以说“逢”。“逢”者，愁绪又加上挫折之谓，暗示出心绪并非只是个人的失意。“秋声”即谓北风，其声肃杀，所以“不可闻”。听了这肃杀之声，只会使愁绪更纷乱，心情更悲伤。这就清楚地表明前二句所蕴含的复杂心情的性质和倾向。

　　实际上，这诗的表现手法和抒情特点，都比较接近阮籍的《咏怀诗》。此诗的抒情形象透露出诗人有寄托，有忧虑，有感伤；但究竟为什么，是难以确切肯定的。他采用这种手法，可能是以久与政事的经验，熟悉历史的知识，意识到汉、唐两代的两个盛世皇帝之间有某种相似，仿佛受到历史的某种启示，隐约感到某种忧虑，然而他还说不清楚，也无可奈何，因此只能写出这种感觉和情绪。而恰是这一点，却构成了一种独有的艺术特点：以形象来表示，让读者去理会。

　　第二联，以晓鸡和寒鹜自喻。诗意有两种解说。一、晓鸡（晨鸡）因树雪之光而惊鸣（误以为天明），喻不忘进取之心；以寒池之鸭表现自己不改操守（刘学锴等《李商隐诗选》）。二、鸡栖树上则有雪，鸭守池中则结冰，极写处境的寒苦（周振甫《李商隐选集》）。如能合此二解，辨其因果，可得其全：不忘进取报效，是因；终遭困顿寒苦，是果。晨鸡报天晓，喻进取；寒鹜守冰池，喻退处。两句诗极其形象地描绘出作者不谙世务、进退两难的处境，其中有哀怨，有酸楚，而且扣紧了诗题的“冬”字，即景抒情。李商隐极其擅长托物寓怀。他的咏物诗，如《蝉》：“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又如《流莺》：“流莺漂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蝉之高栖悲鸣，莺之飘泊不定，可与此篇晓鸡寒鹜参照体味，从中想象作者的思想情怀与遭遇。

　　第三联，照应诗题冬“暮”。“暮”字双关，所以第一句写时序，第二句写年岁。冬季日短，暮色很快来临；随着时光的流逝，自己也进入了衰颓的晚景。这是为下一联的抒愤寄慨蓄势的。人到晚年，“羽翼摧残”，不可能再有作为了。

　　第四联，紧应上联，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什么平生匡国济世的抱负，不能与早年的心愿相合呢？这呼喊是愤慨的，因为商隐明明知道这个“为什么”。这呼喊同时又是凄凉感伤的，因为它毕竟出自一个性格不算坚强而又经历过太多打击的诗人。

　　此诗和李商隐多数作品一样，感伤的情调笼罩全篇，从“羽翼摧残”到“急景”、“颓年”，尤其是晓鸡寒鹜的具体形象，都是如此。不过这首诗与李商隐很多作品多含脍炙人口的名句却有所不同，纪昀评之曰：“无句可摘，自然深至。”没有刻意锤炼和精心藻饰，没有运用作者本来擅长的组织故实的手法，也没有警策深微、使人猛省或沉思的寓意，所以无句可摘；但它能恰如其分地、真实具体地表达此时此地的感受与心情，读之动容，所以说自然深至。当然，它仍然谨守平仄格律，注意对偶工整（四联中有三联对偶），用词造句都力求避免粗疏随意，因此和某些标榜自然平淡而流为枯淡俚浅的作品不同。在李商隐集中，它别具一格，又包含着商隐固有的特质，包含着多样化中的某种统一性。

　　这篇百余字的谈话精辟短小，特色鲜明。作者先表彰耿弇的功劳，以淮阴侯韩信作衬托；再用“有志者事竟成”激励之。。

　　第一句至第三句是文章的第一层，写光武帝对耿弇削平割据的战略构想并不以为然，但当战争开始后耿弇在战斗中节节胜利，使光武帝为之振奋。尤其是当耿弇拿下临淄以后，光武帝深受震动，破例亲临前线劳军。他对耿军事上的才能和胜利极为赞赏，可他并不是滔滔不绝空发议论，而是用简练生动的事实来说明问题。如：过去用兵如神的韩信，是破历下开创了汉家基业的。而今，耿弇却以攻取祝阿而大显神威，可以说是和韩信“功足相方”了。过去，韩信平定青州，是“袭击已降”，借他人之力取胜，而现在耿弇却凭借自己的才智，“独拔勍敌”，这就高出韩信一筹了。所以说“其功乃难于信也”。这些事实表明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些胜利的取得，恰恰表明了耿弇是个“有志者”，是个非同一般的英雄。作者以历史和现实来评人论事，既省却了大段的空泛议论，又达到了表彰鼓励耿弇的目的，使人心悦诚服。 [1]  作者以事实为依据，采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了耿弇智勇双全、功勋卓著。首先，作者用今昔对比，说明韩信“开基”和耿弇“发迹”皆在战略要地“齐之西界”。耿弇取得的重大胜利无疑对稳定东汉局势有重大意义，其功劳是足以和韩信相媲美的。历史上，汉家基业的创立，是靠韩信这样一批功臣实现的，而现今的中兴，也是由于有耿弇一样的骁将而成功的。光武帝是感到由衷欣慰的。接着，作者又进一步用衬托的方法，突出表彰耿弇的功劳大大超过了韩信，因为韩信虽然勇冠三军、所向披靡，但他平定齐国时是“袭击已降”，攻击的是放下武器的敌人，这算不了什么。而耿弇平定割据势力，却“独拔勍敌”，靠自己的智勇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所以“其功乃难于信也”，是不容置疑的。作者以韩信这位盖世英雄作衬托，突出了耿弇的不同凡响。这种赞誉无疑会更加激励人们的斗志，也达到了光武帝劳军的目的。

　　第四句至第五句为第二层，作者用同类比较的方法，指明历史上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对田横投降后“诏卫慰不听为仇”，而现在对张步也将采取宽大为怀的政策，“诏大司徒释其怨”。这一比较，一方面交待了对敌政策，瓦解分化了敌人，同时也隐含着作者炫耀自己是明君贤主的心理。对比和衬托的运用，使文章更加生动感人。

　　文章层次清楚，结构严谨，文字简短，语言生动。这段谈话一共六句三层。前三句为一层，用对比和衬托的手法，表彰耿弇的功绩，简练阐述他不仅和韩信“功足相方”，而且“其功乃难于信”。中间两句为一层，作者用同类比较的方法回顾历史，联系现今，交待对张步的政策，以分化瓦解敌人。最后一句为一层，盛赞耿弇“有志者事竟成”的精神，结束谈话。这三层紧密相联，环环相扣，不蔓不枝，观点鲜明。这段谈话，语言也异常简洁， 凝炼， 如对历史事件， 寥寥数笔精炼概括， 既不铺张展开， 也不妄加评论， 省却大量篇幅， 作到言简意赅。尤其是“有志者事竟成”一句， 有画龙点睛之妙， 因此， 至今还是激励人们克服困难的习惯用语。

　　本文只有百余字，但能恰当地引用历史事实阐明自己的观点。光武帝首先将耿弇的功业与西汉名将韩信相比，并且认为耿弇攻取祝阿比韩信攻破历下更难，所以更值得称颂，这大大地肯定了耿弇的战功。接着又引证史实，表明只要张步投降，他愿意赦免其罪过。这就进一步瓦解了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