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出作者虽怀报国壮志而白发催人的悲愤。古今诗人感叹岁月不居、人生易老者颇多,但大都从个人遭际出发,境界不高。陆游则不同。他感叹双鬓斑白、不能再青为的是报国之志未酬。因而其悲哀就含有深广的内容,具有崇高壮烈的色彩。此联为“流水对”但其后关连,不是互为因果,而是形成矛盾。读者正是从强烈的矛盾中感到内容的深刻,产生对诗人的崇敬。陆游类似的诗句尚有“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等。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作于山阴奉祠,时作者已家居九年。 山阴是江南水乡,作者常乘小舟出游近村的山水,夜泊水村为即景之作。首联写退居乡野、久离疆场、无缘抗敌的落寞怅惘。“羽箭久凋零”,足见其闲居的郁闷。“燕然未勒铭”,典出《后汉书·窦宪传》:窦宪北伐匈奴,追逐单于,登燕然山(即今蒙古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燕然未勒,意谓虏敌未灭,大功未成。这一联用层递手法,“久凋零”,乃言被弃置已久,本就失落、抑郁;“未勒名”,是说壮志难酬,则更愤懑不平。起首就奠定了一种失意、悲愁的感情基调。
颔联抒发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志愿,表达了对那些面临外寇侵凌却不抵抗、无作为的达官贵人的指斥。上句是说大丈夫在神州陆沉之际,本应“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才对,怎么可以安然老死呢?一个“犹”字道出他不甘示弱的心态。“绝大漠”,典出《汉书·卫将军骠骑列传》,是汉武帝表彰霍去病之语。两鬓萧萧,仍然豪气干云,朝思梦想着驰骋大漠、浴血沙场;这就反照出朝廷中的那些面对强虏只知俯首称臣割地求和而不思奋起抵争的文官武将的奴相。(另一说是取老子(李耳)骑青牛出关,绝于大漠之中而悟道的传说)“诸君何至泣新亭”,典出《世说新语·言语》:“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风景不殊,正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同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作者借此典,表达了他对那些高居庙堂的衮衮诸公在国家山河破碎之际要么醉生梦死,要么束手垂泪的懦弱昏庸的精神面貌的不满。
颈联以工稳的对仗,揭示了岁月蹉跎与夙愿难偿的矛盾。“一身报国有万死”,尽管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尽管生命是短暂的,但是为了拯救国难,“我”却甘愿死一万次。“一”与“万”的强烈的对比,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拳拳爱国心与殷殷报国情,诚可谓掷地有声。“双鬓向人无再青”,这一句是说,岁月不饶人,满鬓飞霜,无法重获青黑之色,抒发了对华年空掷、青春难再的感伤与悲愤。即便我抱定了“为国牺牲敢惜身”的志向,可是又谁能了解我的苦心我的喟叹呢?这两句直抒胸臆,是全诗之眼。
尾联点破诗歌题面,回笔写眼前自己闲泊水村的寂寥景象。你想,一个老翁,处江湖之远,眼看着干戈寥落了,铁马逝去了,战鼓静灭了,大宋江山是任人宰割了,他的心怎不会如刀割一般的苦痛!“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是梦醒之后呢,所看到的是荒寒的汀州上寻寻觅觅的新雁,哪里有可以安栖的居所!这怎不教人潸然落泪呢?这两句是借象表意,间接抒情。
全诗以景结情,最后抒发报国之志,寄慨遥深。“壮士凄凉闲处老”(陆游《病起》),有心报国却无路请缨,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这是这首诗慷慨悲歌的一个根本原因。用典贴切,出语自然,感情充沛,“浑灏流转”(赵翼 语),使本诗在悲歌中又显出沉雄的气象。
词的上片写他想赴辛弃疾之邀,又不能去。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起势豪放,奠定了全文的基调。这三句用典。使风俗之气变为豪迈阔气。这里的典故,出之于《史记·项羽本纪》。这几句是想象之词,刘过设想在风雨中渡过钱塘江,来到辛弃疾的住所,觉得是一件特别痛快的事情。前三句起笔突兀,似平地而起的高楼,极具气势。
“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就在他要出发之时,却被白居易、林逋、苏轼拉了回来。“驾勒吾回”四字写出了他的无可奈何。接着词人概括三位诗人诗意,说明他不能前去的理由。作者把本不相干的三人集于同一场景进行对话,构思巧妙新奇,“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传杯”,林逋、白居易两人只顾着喝酒,对苏东坡的提议丝毫不感不趣。
下片开端打破了两片的限制,紧接着上文写白居易的意见。
“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爱东西双涧,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自居易在杭州做郡守时,写过不少歌咏杭州的诗句,其中《寄韬光禅师》就有“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之语。这六句也是化用白诗而成,用“爱”字将天竺美景尽情描绘而出,给人以如临其境之感。
“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词人化用三位诗人描写杭州风景的名句,更为杭州的湖光山色增添了逸兴韵致和文化内涵,再现了孤山寒梅的雅致与芬芳.给人美好的想象。词人笔意纵横。杂糅了涛的特点于词作之中,正是其创新之处,虽然没有正面写杭州之美,但却使我们看到了杭州的旖旎风光。不同时代的诗人跨越了时空的界限.相聚一堂。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口吻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体现出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三句顺势而出了,这里“须晴去”的“晴”字,当然与上片的“风雨渡江”遥相呼应,可当作“晴天”讲。但是,从词旨总体揣摩,它似含有“清醒”的意味,其潜台词中似乎是说自己目前正被杭州湖山胜景所迷恋,“徘徊”在“三公”争辩的诱惑之中。那么,赴约之事,且待“我”“清醒”过来,再作理会吧!这样理解,可能更具妙趣。这几句也回应开头,使全词更显得结构严谨,密不可分。
从整体内容来看,诗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时势,从开头到“破敌谁能料”;第二部分抒写情志,从“我垂北溟翼”至末。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在诗的第一部分内,诗人先以四句三个典故,写了安史之乱的征兆。这三个典故都出自《晋书》。前二个见载于《五行志》,其一云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二月,地处洛阳东北的步广里突然地陷,有黑白二色鹅出现,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作乱;其二云太安时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继尔中原大乱,琅琊、汝南、西阳、南顿、彭城五王同至江东,元帝嗣统。后一个见录于《石勒载记》,谓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这三个历史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安禄山叛乱前的种种迹象,显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局势。事情的发展果然像这些迹象所预示的那样,拥军自重的安禄山不久便率领如狼似虎的叛军,践踏了中原大地,焚烧了唐朝历代帝王的祀庙。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杀戮,使夕阳也收敛了它的余晖。号称帝王之城的洛阳已被攻陷,整个世道变得像险峻的山势那样不可预测;往日流传于民间的“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桓谭《新论》)的俗语,这时成了对现实的绝妙讽刺;而最令人悲伤的是人民在战乱中的命运,他们被驱赶着去杀人或被杀,以致尸骨遍野,生命像落叶那样轻微渺小,纷纷败落凋零;面对连绵不断的战火兵燹,诗人展望时局,不禁发出了“破敌谁能料”的怅叹。这段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战火连天、哀鸿遍地的社会现实,读来惊心动魄。而诗人对时局、对民生、对社稷的关心和担忧,也隐寓其间。
在这样一种不断恶化的严重形势面前,素以济天下、救苍生自任的诗人虽有拯百姓于水火的远大抱负,却看不到在当时实现这种抱负的现实途径,因此心情矛盾而复杂。“我垂北溟翼”一句,即透露了诗人怀有平定战乱和拯救苍生的雄心。“北溟翼”典见《庄子·逍遥篇》:“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李白作有《大鹏赋》,以大鹏自喻,诗中也多自比大鹏。他在描述安史之乱的严重局面后复用此典,其意不言自明。但鉴于诗作于天宝十五载(756年)春,那时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平叛的力量尚未集聚并付诸实施,诗人看不到出路,因此只能避乱隐居,以待时变。“且学南山豹”一句即反映了他这种以屈求伸的“心态”。“南山豹”典出《列女传》,其记陶答子妻云:“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诗人于此,正用“藏而远害”之意,但这个“藏”又不是消极无为的退避,而是“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就是积聚力量,陶冶品行,以求在时机到来时能有所为。这二句诗在内容上承上启下,是联结述时与抒怀二部分的枢纽。
接下去,诗人以轻快的笔调,先记叙了在安徽宣城与崔钦的愉快交往。“欢娱每相召”,说明诗人与崔钦在这时过往甚密,相处甚欢。胡床玉笛,仰空长啸;杨花满城,把酒临眺,友人间相得自乐、不拘形迹的情景宛然目前,令人留恋。然后诗人以“忽思”一句转入对行将前往的剡中风光的描述。水石清妙,雪明天地,风开湖山,一派风光旖旎的江南景色,读来又令人神往。“闷为洛生咏”是说心情烦闷时将诵书吟诗,加以排遣。所谓“洛生咏”,据《世说新语·轻诋篇》刘孝标注,是指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此借指吟咏诗作。这句与下句说明诗人虽然将避地剡中,过一种闲适放旷的生活,但内心并不平静,要籍诗酒来抒发烦闷。正因有这二句作衬垫,诗人下面想象避地剡中将垂钓溪岸、移舟月边的隐居生活,才显得既闲适而又迫不得已,这里也隐含了前面所说的“藏”字。诗的末四句,表露了诗人重性情、轻利禄的一贯思想,同时又可看作是对友人崔钦的好言劝慰。诗人既珍重与崔钦无拘束的交往,又对他的“华发长折腰”颇不以为然,指出不要为官禄所苦,来寻求道家清静无为的奥妙,否则将会受到陶渊明的嘲笑的。他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为人熟知的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的典故,把自己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的话含蓄道出,言意均至,颇见深情。
从整篇诗作来看,前后部分的叙述似不协调,且内容风格的反差也极明显。前者沉著悲愤,深沉中饱醮血泪;后者则轻松明快,清新中满含情谊。但过渡自然,结合巧妙,全从题意行文出发,是一篇情深意切的临别赠言。
吴梅认为蒋鹿潭词不专尚比兴,常直言本事,是“真实力量”。又称这首《唐多令》“精警雄秀,决非局促姜、张范围者可能出此也”(《词学通论》)。确实,此词篇幅无多而境界苍凉,置之两宋词中,绝无愧色。
读这首词,感觉其沉郁悲深,雄浑精警,全得之于时空上的大跨度。上片从写景入手:“枫老树流丹,芦花吹又残。”枫丹芦白,是深秋景色,如唐白居易《琵琶行》诗起句“枫叶荻花秋瑟瑟”,这里借用,无非交代季节,但色彩瑰丽,与下一句“系扁舟、同倚朱阑”的温馨情调又相洽合。既云“扁舟”,则地近水边可明,上句“芦花”便有了着落,下面回忆往昔的生活场景也获得了起点。鹿潭早年生活于道光年间,时局尚称清平,翩翩少年,风流名士,尝有与佳人同游之乐。张尔田《蒋鹿潭遗事》说他用钱无度,“歌楼酒馆,随手散尽”;他与爱妾黄婉君甚为相得,每有新词,命婉君歌唱,自己吹箫,颇有南宋词人姜白石“小红低唱我吹箫”(《过垂虹桥》)的风韵,晚年因婉君不能安于贫贱,过吴江垂虹桥为婉君饮药而死。据说死后其子落拓淮上,得受鹿潭当年恩遇的扬州某名妓资助。可见他真是一个深于情的人,“同倚朱阑”是写其当年冶游的实情。“听落叶”而“忆长安”,用唐贾岛“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忆江上吴处士》)句意。宋周邦彦也曾用入《齐天乐》词中:“渭水西风,长安落叶,空忆诗情宛转。”贾岛诗句本是表友朋间欢聚而又离别之意,鹿潭用在此处既切合眼前萧瑟秋景,又承“少年歌舞地”而下,回想当年欢场,已如烟似梦,言语中颇有自悔“少年不识愁滋味”(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的惆怅心情的流露;同时忆及早年满怀壮心,进北京(即“长安”所指)博取功名,却未能遂愿,又不免生出了老大无成的几许无奈。
下片思绪仍折回当前:“哀角起重关,霜深楚水寒。”渲染一派寒秋境界,号角曰“哀”,秋霜曰“深”,楚水曰“寒”,下字用语,斟酌锻炼。尤其“背西风、归雁声酸”一句甚有功力,雁声曰“酸”,当然是辛酸的意思。词人调动起读者的听觉、视觉和触觉,创造了异样出色的艺术效果。与上片的秋景相比,可见时过而境迁,情异而景亦随之而变,显得黯然失色了。此词写时局的险恶,写人心的动荡,写自己的殷忧,却不直言之,但又不用比兴寄托,却在号角的凄哀、雁声的辛酸中,甚至是夜霜的浓重、江水的寒洌中,传达出了那个兵燹遍地的年月特有的时代特征。有人将这首词的内容强牵扯到“忧国忧民”的主旨上去,未必是合乎词人本意的确解,然而,说他着重表现了对那个动荡时代的深切感应,我想是符合事实的。结拍仍以景传情:“一片石头城上月,浑怕照,旧江山。”化用唐刘禹锡《石头城》诗“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照女墙来”句意,抒蒿目时艰之感。“石头城”明点南京,“旧江山”暗示南京已经陷落,考诸时局,当然词人指的是太平天国占领南京这一重大事件。上、下片将昔之盛时与今之衰时对照,将昔年北京之歌舞承平与如今南京之江山变色对照,在时间和空间的展开上,笔力如椽,境界苍凉,陈廷焯谓鹿潭词于南宋诸家中“尤近乐笑翁(张炎)”(《白雨斋词话》),大概是就其词的感事伤时而言;唐圭璋说其词格“峭拔像白石”(《蒋鹿潭评传》),恐是就其笔力而言,而境界之苍凉似又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