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也狂生耳”，起句十分奇兀，使人陡然一惊；因为纳兰性德的父亲明珠，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宰辅。纳兰性德风华正茂，文武双全，在他面前正铺设着一条荣华富贵的坦途。然而，他竟劈头自称“狂生”，而且还带着颇为不屑的语气，这一下就抓住了读者的心，使人不得不注意品味。
跟着三句，是他对自己身世的看法，“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缁尘即尘污，比喻世俗的污垢。纳兰性德化用谢朓“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的诗意，说自己生长在京师的富贵人家，蒙受尘世的污浊。“偶然间”三字。表明他并不希罕金粉世家繁华喧嚣的生活。在词的开头，他就坦率地把自己鄙薄富贵家庭的心境，告诉给顾贞观，是希望出身寒素的朋友们理解他，不要把他看成是一般的贵介公子。
“有酒惟浇赵州土”。原是唐代诗人李贺的诗句：“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惟浇赵州土。”平原君即战国时代赵国的公子赵胜，此人平生喜欢结纳宾客。李贺写这两句诗，对那些能够赏识贤士的人表示怀念。他举起酒杯，浇向赵州，觉得茫茫宇内，惟独平原君值得景仰。纳兰性德径用李诗入词，同样是表示对爱惜人才者的敬佩。当然，他和李贺的心情不尽相同。李贺怀才不遇，攀附无门；纳兰性德生长名门，青云有路。但是，他从顾贞观、吴兆骞等人的遭遇里，深深感到社会的不平，感到人才总是无法逃脱遭受排挤的厄运，因而忧思重重，满怀悲愤。他也知道，他的心境，很难得到世人的理解，他呼喊：“谁会成生此意”，透露出孤独落寞的悲哀。总之，他的失望、彷徨、牢骚之情，统统包含在反诘的口吻之中。
前几句，作者极写心情的抑郁，这正好为得遇知己朋友的兴奋预作蓄势。就在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他遇到梁汾了。“不信道，遂成知己”。骤然看来，在“不信道”之后，又加上“遂”字，显得有点累赘，但重复强调意外之感，是为了表达得友的狂喜。这几句，笔势驰骤，极尽腾挪变化之妙。
接下去是写知己相逢的情景。“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青眼是高兴的眼色，据说晋代阮籍能为青白眼，遇见意气相投的人，便露出青色的眼珠。杜甫《短歌行》有句云：“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我老矣。”纳兰性德翻用其意，说他们相遇时彼此正当盛年，都还未老，于是青眼相向，慷慨高歌。不过，在举杯痛饮之余，又不禁涕泪滂沱。英雄失路，惺惺相惜，得友的喜悦、落拓的悲哀，一齐涌上心头。辛稼轩曾有句云：“倩何人，唤取翠袖红巾，揾英雄泪。”纳兰性德的心情，与此相类。不过，辛词“揾”字比较含蓄，纳兰用“拭尽”一语，却是淋漓尽致地宣泄情感。这几句，诗人把歌哭笑啼交错在一起，比杜、辛的诗句显得更鲜明更奔放。
以“君不见，月如水”作收束。它是全篇唯一的景语。那一夜，月儿皎洁，凉浸浸的，似是映衬着他们悲凉的情怀，又似是他们纯洁友谊的见证。
一般人写词，包括纳兰性德在内，总喜欢较多敷写眼前或内中看到的景色。因情写景，情景相生，会收到形象生动境界隽永的艺术效果。象〔金缕曲〕这样体制较长的词调，完全不入景语，则易流于粗率。纳兰性德这首词着眼于传情，诗人直抒胸臆，但也注意顺手拈来一二景语，约略点染。沈谦在《堪词杂说》中认为：“长调要操纵自如，忌粗率，能于豪爽中著一二精微语，绵缠中著一二激厉语，尤见错综。”这是颇有见地的经验之谈。纳兰性德在歇拍中稍作跌宕，略写月色，正是在豪爽中夹入工细之笔。这似乎是闲笔，却使人感到，诗人极度激动的感情，又蕴含着深沉的意味。
纳兰从同情顾贞观、吴兆骞的坎坷遭遇着笔。“共君此夜须沉醉。”这里的“须”字很值得玩味。它表明，诗人要有意识地使自己神经麻木。从写法上看，此句与杜甫的名句“白日放歌须纵酒”也颇相似，但意境大不相同。“纵酒”未必大醉，“沉醉”却是醉得不省人事。为什么必须烂醉如泥？下面跟着作答。“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屈原说过：“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在纳兰性德看来，古往今来，有才识之士被排斥不用者多如牛毛，顾贞观等受到不公的待遇也自不可避免。不合理的现实既已无法改变，他便劝慰好友，大家懒得去管，一醉了事。这种一醉解千愁的作法，固然是逃避现实的表现，但诗人冷峭的情绪，乃是愤怒与消极的混合物。
“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从顾贞观等今古才人的遭遇中，诗人想到自己。在污浊的社会中，过去的生涯，毫无意趣，将来的命运，也不值一晒，因而他发出了“寻思起，从头翻悔”的感叹。在词的开头，诗人已透露出他对门阀出身的不屑，这里再一次申明，是强调他和顾贞观有着同样的烦恼，对现实有着同样的认识，他和顾贞观一起承受着不合理社会给予的压力。在这里，通过诗人对朋友安慰体贴相濡以沫的态度，我们也看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激忿。
在激动之余，纳兰性德把笔锋拉回，用沉着坚定的调子抒写他对友情的珍惜。“一日心期千劫在，后生缘，恐结在他生里。”劫是梵语劫簸的省略，是计算时间的数量词。在不期然得遇知己的时刻。他郑重表示，一旦倾心相许，友谊便地久天长，可以经历千年万载。同时，彼此相见恨晚，只好期望来世补足今生错过的时间。用不着剖析，这番誓言，灼热如火。结句“然诺重，君须记”。再三叮咛，强烈地表达与顾贞观世世为友的愿望。
纳兰性德有些词，写得悲凉顽艳，象“春云吹散湘帘雨，絮粘蝴蝶飞还住”。象“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使人读来觉得香留齿颊。但是，纳兰词最大的特点是直抒性灵，感情直率，他一贯认为，“诗乃心声，性情之事也。”这种主张，体现在创作中，便显得不事雕饰，天籁自鸣。王国维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这比较准确地概括出纳兰性德的创作风格。就〔金缕曲〕《赠梁汾》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诗人运笔如流水行云，一任真纯充沛的感情在笔端酣畅地抒发。不过，纳兰性德的诗歌直写怀抱，又非不注意艺术锤炼，一味粗头乱服。从〔金缕曲〕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作者经常化用名句，运用典故。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词中用事，贵无事障。晦也，肤也，多也，板也，此类皆障也。姜白石用事入妙，其要诀所在，可于其《诗说》见之，曰：‘僻事实用，熟事虚用。学有余而约用之，善用事者也。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纳兰性德天衣无缝地流畅地运用故实，就是善与活的一例。正因如此，这首〔金缕曲〕显得既酣畅，又深沉；既慷慨淋漓，又耐人寻味。这首词没有华丽的词藻，却使人读来五内沸腾，神摇魄荡，感觉到作者字字句句，出自肺腑。它的成就，证实了一条创作的真理：真情实感，是诗歌的生命。
关于《黍离》一诗的主旨，虽然《诗序》说得明白：“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而且从此诗序于王风之首，确见其为编诗者之意旨。但历来争讼颇多，三家诗中韩、鲁遗说与毛序异，宋儒程颐更有臆说以为“彼稷之苗”是彼后稷之苗。近人读诗，新说迭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其定为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而作，余冠英则在《诗经选》中认为当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还有蓝菊荪的爱国志士忧国怨战说（《诗经国风今译》），程俊英的难舍家园说（《诗经译注》）等。说法虽多，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虽然从诗文中无法确见其具体背景，但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是值得细加体味的。另一方面，从诗教角度视之，正因其为大夫闵宗周之作，故得列于《王风》之首，此为诗说正统，不可不及，以下从两方面细析之。
闵宗周之诗何以列于《王风》之首，先得弄清何为《王风》，郑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可见《王风》兼有地理与政治两方面的含义，从地理上说是王城之歌，从政治上说，已无《雅》诗之正，故为《王风》。此诗若如《诗序》所言，其典型情境应该是：平王东迁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即所谓宗周，满目所见，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此情此景，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这样的情和这样的景化而为诗是可以有多种作法的，诗人选取的是一种物象浓缩化而情感递进式发展的路子，于是这首诗具有了更为宽泛和长久的激荡心灵的力量。
全诗共三章，每章十句。三章间结构相同，取同一物象不同时间的表现形式完成时间流逝、情景转换、心绪压抑三个方面的发展，在迂回往复之间表现出主人公不胜忧郁之状，“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方玉润《诗经原始》）。
诗首章写诗人行役至宗周，过访故宗庙宫室时，所见一片葱绿，当年的繁盛不见了，昔日的奢华也不见了，就连刚刚经历的战火也难觅印痕了，看哪，那绿油油的一片是黍在盛长，还有那稷苗凄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黍稷之苗本无情意，但在诗人眼中，却是勾起无限愁思的引子，于是他缓步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不禁心旌摇摇，充满怅惘。怅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这种忧思不能被理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悲哀。这种大悲哀诉诸人间是难得回应的，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苍天自然也无回应，此时诗人郁懑和忧思便又加深一层。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场景未变，但“稷苗”已成“稷穗”和“稷实”。稷黍成长的过程颇有象征意味，与此相随的是诗人从“中心摇摇”到“如醉”、“如噎”的深化。而每章后半部分的感叹和呼号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一样，但在一次次反覆中加深了沉郁之气，这是歌唱，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难怪此后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都有人吟唱着《黍离》诗而泪水涟涟：从曹植唱《情诗》到向秀赋《思旧》，从刘禹锡的《乌衣巷》到姜夔的《扬州慢》，无不体现这种兴象风神。
其实，诗中除了黍和稷是具体物象之外，都是空灵抽象的情境，抒情主体“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点，欣赏者可根据自己不同的遭际从中寻找到与心灵相契的情感共鸣点。诸如物是人非之感，知音难觅之憾，世事沧桑之叹，无不可借此宣泄。更进一层，透过诗文所提供的具象，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面对虽无灵性却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对自命不凡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类的前途的无限忧思，这种忧思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是何等样的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充满失望的呼号中读者看到了另一个诗人的影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吟出《登幽州台歌》的陈子昂心中所怀的正是这种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人类命运的忧思。读此诗者当三思之。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表达的经济思想，无论如何赞誉也不为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还具有那么清晰的经济自由的思想，他关于经济活动以及商人的看法对当下中国也是有极大借鉴意义的。在政府和民间经济的关系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样的观点在时下中国听来也有振聋发聩之感。
司马迁的这个经济自由的思想影响了历代中国人，并且还会继续影响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对商人求利平和开放的心态，已经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中华民族的财富。
《货殖列传》是论述春秋末年到汉武帝年间的社会经济史的专章。在序文中，作者驳斥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倒退论，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欲望，并试图以此来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必然推动社会生产的分工和社会各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人的道德行为又是受他占有财富的多少制约的，从而谴责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垄断政策，抨击了当时以神意解释社会问题的唯心主义观点。
此诗写一位尊贵的男子驾车驱驰在浚邑郊外的大道上，车马隆隆，旗帜飘扬。接下来是对旗帜和车马的特写：旄是“素丝纰之”，用素丝织的流苏镶在旗帜的边上，可见其色彩鲜明及飘扬姿态；马是“良马四之”，四匹高头大马驾车而行，十分气派，意气风发。
第二、三章意思相近，但比第一章旗帜越来越漂亮，距离浚邑越来越近，车马排场越来越盛。而离目的地越近，其情越怯。
此诗全用赋体，采用重章叠句的结构，但完全重复的句子仅“彼姝者子”一句，这似乎也突出了那位“姝者”在全诗中的重要性。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西方美人’，亦称圣王，则称贤以姝，亦无所疑。”持“美好善说”的毛诗说以为“姝者”是卫国好美善的大夫，持“访贤说”的朱熹则以为“姝者”是卫国的贤人，但他们都认为“之”指代的是卫大夫。毛诗说以“之”为“贤者乐告以善道”（《毛诗序》）的对象，朱熹以“之”为“答其礼意之勤”（《诗集传》）的对象。“之”指代的应是上文的“彼姝者子”，若取“访贤说”，那“之”必然是指被访的贤人。“何以畀（予，告）之”，正是访贤大夫心中所想的问题：将赠送他们什么东西以示礼敬？将告诉他们哪些事需要请教？
关于诗中是“四之”“五之”“六之”，《毛传》解为“御四马也”“骖马五辔”“四马六辔”，认为“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是说大夫驾车建旌旄而行。对此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服马四辔皆在手，两骖马内辔纳于觖，故四马皆言六辔，经未有言五辔者。”又引孔广森语曰：“四之、五之、六之，不当以辔为解，乃谓聘贤者用马为礼。三章转益，见其多庶。《觐礼》曰：‘匹马卓上，九马随之。’《春秋左传》曰：‘王赐虢公、晋侯马三匹。’‘楚公子弃疾见郑子皮以马六匹。’是以马者不必成双，故或五或六矣。”
从诗艺上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由远而近，“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由少而多，章法是很严谨的，而“何以畀之”“何以予之”“何以告之”用疑问句代陈述句，摇曳生姿。如果按“访贤说”，那么此诗反映访贤大夫求贤若渴的心理可谓妙笔生花。
诗人因文成名，也因文惹祸，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清风”诗案，这首诗因此成为诗人的断头诗。
徐骏因风吹乱了他的书页，引发诗兴，吟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招致了杀身之祸。清朝当权者认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是诗人在嘲讽清朝统治者不识书，不适合统治。这“清风”诗案，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下，文字是极易招祸的。
当时清朝盛行文字狱，凡清统治者认为有碍于专制集权统治的著述、文字，必兴起大狱，肆意株连。其中比较突出的康熙二年的庄氏明史案、雍正六年的吕留良案等等。清朝大兴文字狱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其后果极其严重，极大地摧残和钳制了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