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出自罗隐自编的杂文集《谗书》，全书共五卷六十篇文章（缺二篇），编次于867年（唐懿宗咸通八年），这年罗隐三十四岁。据他的自序，书名《谗书》，乃是“自谗”（自我毁谤）的意思。又说他著书的原因和目的，在于“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可见他名为“自谗”，实际则是“警世”。全书思想敏锐，笔锋凌厉。
在罗隐看来，抢财物的是强盗，取国家的也是强盗。他举汉高祖刘邦与楚霸王项羽为例，他们夺取天下的本心，不过是羡慕觊觎秦始皇的“靡曼骄崇”，一个是想住进他的宫殿，一个是想坐上他的宝座，如此而已。这种对于封建帝王起事创业的揭发，是大胆而辛辣的，在当时更是针对性很强的。晚唐藩镇割据，群雄蜂起，个个都想取唐朝天下而代之，这些人有许多本来就是“群盗”出身。因此，如果说罗隐这篇文章，揭发的就是当时这批窃国大盗，也是可以的。
此词基调低沉悲怆，透露出李煜这个亡国之君绵绵不尽的故土之思，可以说这是一支宛转凄苦的哀歌。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暮春时分，五更梦回，薄薄的罗衾挡不住晨寒的侵袭。帘外，是潺潺不断的雨，洒扫着寂寞零落的残春。囚居之人，独自流年，已是无言的况味；落花时节，风雨飘零；这种境地使他倍增凄苦之感。“梦里”两句，回过来追忆梦中情事，睡梦里好象忘记自己身为俘虏，似乎还在故国华美的宫殿里，贪恋着片刻的欢娱，可是梦醒以后，“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却加倍地感到痛苦。
过片三句自为呼应。说“独自莫凭栏”，是因为“凭栏”而不见“无限江山”，又将引起“无限伤感”。“别时容易见时难”，是当时常用的语言。《颜氏家训·风操》有“别易会难”之句，曹丕《燕歌行》中也说“别日何易会日难”。然而作者所说的“别”，并不仅仅指亲友之间，而主要是与故国“无限江山”分别；至于“见时难”，即指亡国以后，不可能见到故土的悲哀之感，这也就是他不敢凭栏的原因。在另一首《虞美人》词中，他说：“凭栏半日独无言，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眼前绿竹眉月，还一似当年，但故人、故土，不可复见，“凭栏”只能引起内心无限痛楚，这和“独自莫凭栏”意思相仿。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所有春天都会谢幕，有的人聚散随缘，不悲不喜；有的人心境黯淡，落寞惆怅。人世间，没有几人能够真正做到得失随缘，心无增减。春花凋落，秋月无言，总有人凄凄惨惨。其实，人们所感伤的，还是匆匆来去的人生。春天去了还会再来；年华却是去而无声，永不回来。至于李煜，他心中的滋味更是难言。水流花谢，两处无情，自然会让他悲凉；江山如画，只是曾经，更让他极度痛苦。水流花落，春去人逝，这不仅是此词的结束，也几乎是他生命的结束。
这首词，情真意切、哀婉动人，深刻地表现了词人的亡国之痛和囚徒之悲，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亡国之君的艺术形象。正如李煜后期词反映了他亡国以后囚居生涯中的危苦心情，确实是“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且能以白描手法诉说内心的极度痛苦，具有撼动读者心灵的惊人艺术魅力。此词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故人重分携，临流驻归驾”，与故人的分离，总是让多愁善感的诗人黯然神伤。山长水远，生死契阔，不知何时方能相见。诗人走走停停、频频回首，最后索性下了马车，与朋友临水而坐，把酒共饮。起句点明别离的主题，“重分携”、“驻归驾”，表现了和友人依依惜别的深重情意，奠定了整首诗浓厚的情感氛围。
“乾坤展清眺，万景若相借”，这里不是孤立地描写景物，而是借此表现诗人的情感活动。这里一切安详静谧，放眼望去，天长水阔、无涯无际；自然界万物自由生长、生生不息、此消彼长。此联描画远景，意境阔大明朗，将不可目击之景，予以概写总述，收漠漠平野于笔端，纳浩浩江流于眼底，为整首诗渲染出了一个江流邈远，山色苍茫的氛围。着墨极淡，开阔空白、疏可走马，却给人以伟丽雄奇之感，深得国画淡处着色而气韵生动之三昧。
“北风三日雪，太素秉元化”，诗人在这里表明万物相互凭借、相互统一的关系。朔风吹过，会有大雪三日；形成天地的要素掌握着天地万物本原的发展变化。陈子昂《感遇》有句：“古之得仙道，信与元化并。”遗山由此悟到凡事都有典定数，于是他开解朋友并宽慰自己：就这样吧，生死穷通皆有定，悲欢离合总难免。此时诗人的心境已渐渐从离别的伤怀中解脱出来，变得目光开阔，心明朗。
“九山郁峥嵘，了不受陵跨”，九座大山郁郁青青、山势险峻、气韵峥嵘、壁立万仞而不可凌辱。诗人在这里描绘了一幅清刚雄健、格调高远的图画，使远归和送别之人心胸为之一廓。
“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上联气势雄健，此联舒缓柔和，形成鲜明对比。清冽的河水静静地流淌着，只有微风偶尔掠过时，会在水面上激起淡淡的水纹；身着素羽的鸟儿悠闲自在地在天空中缓缓飞翔，轻轻滑落在长满青草的水渚。“寒波”和“白鸟”，“淡淡”和“悠悠”，“起”和“下”，不仅对仗工整，而且将“寒波”和“白鸟”都拟人化了，仿佛它们也富有情感。“淡淡”、“悠悠”两个叠字的运用，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江水的平静和鸟儿的从容；而“寒”和“白”则用淡墨着色，留出大量的飞白，简笔勾勒出了一幅冲淡平和、宁静闲雅的幽美意境。两句表面上是写“水”和“鸟”有情，其实还是写作者之情。一是体现诗人面对大自然的美丽景致，不由得心胸豁然开朗、悠然自得的心情。二是寓有诗人的寄托。既然社会如此动荡不安，还不如退而临水，过一种安详宁静的生活。此联不是泛泛写景，而是景中有情，言外有意，堪称千古绝唱。
“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自然的景致是如此闲淡有致，而诗人归去的心情，却是急迫的。用自然物态的悠闲自在、从容不迫，来衬托诗人的似箭归心，有着强烈的艺术效果。
“壶觞负吟啸，尘土足悲咤”，前人常用“壶觞”来表示饮酒闲适的生活。如陶潜《归去来辞》：“引壶觞以自酌。”面对如此美景，诗人禁不住把酒临风，吟诗长啸。这是历代文人诗酒生涯的理想生活图景：置醇酒一斛，约朋友两三，觅美景一处，流觞曲水，吟诗唱和……这是何等的潇洒，何等的飘逸。然而，诗人的笔锋一转，又回到现实中来：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想起在尘世间的劳碌奔波，远离家乡的漂泊、知交的零落，诗人不由得悲从中来，仰天长叹。
“回首亭中人，平林澹如画”，进一步描写归途的景色。长亭相送，终有一别，诗人与朋友洒泪告别，登上了漫长的赴任之路。当辚辚的马车渐行渐远之时，诗人恋恋不舍地回头张望，看到朋友们仍旧伫立长亭，但身影已经模糊不清，终于织进了一片漠漠烟林……此情此景，宛如一幅澹远清隽的小画，韵味深长。此联境界恬淡，气韵生动，颇有王维诗之“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神韵和陶潜清新明丽的美感。
这首与众不同的留别诗，没有将笔墨花在写离情别绪上，恰恰相反，它表现的是对这种情绪的超脱，通过大段的写景它表现出一种人生的解脱，对心灵超脱境界的向往，否则就难以理解这首诗，特别是诗中的景物描写的深意。全诗由交代离别折向眺望之景，又回到抒发感慨，最后复归为“无我之境”的超然，跌宕有致，而“怀归”二句实乃点题之笔，不可放过。作为五古，这首诗也体现出元好问的诗风。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