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背斜阳上小楼”，一开场先摆动作，画面里，纳兰性德（纳兰容若）独上小楼，背后是红红的斜阳，很有气氛，接下来是用音乐进一步烘托气氛：“谁家玉笛韵偏幽”，不知道哪里传来的背景音乐，是笛子曲，韵律幽幽。
八卦一下：纳兰性德（纳兰容若）独上小楼，听到“谁家玉笛”，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看见那个吹笛子的人，那么，他是怎么单靠耳朵听出来人家吹的是玉笛而不是竹笛或金笛呢？
答案是这种耳音别说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就连笛子专家家也很难做到，像“玉笛”这种词语，仅仅是源远流长的一种诗人语言——比如，同样听到不知从哪里传来的笛子声，如果你想表达君子情怀，那就说“玉笛”；如果你想表达乡野之情，那就说“竹笛”；如果你想表达豪客沧桑，那就说是”铁笛”；如果你写武夫小说，那就写成“金笛少年”。
只有笛子是真的，那些玉、竹、金、铁一般都只是诗人为塑造意境而主观加上的修饰，不可当真。就诗人们而言，这些修饰都是意象符号，是一种传统的诗歌语言。
接下来，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已经在笛声的渲染下登上小楼了，在诗歌里边，主人公只要一登高I无论是高台还是高楼l，往往就要感怀了。由登高而感怀，这也是一个相当有传统的诗歌套路。
登高之后，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先写了一下登高之所见，即“一行白雁遥天暮，几点黄偏满地秋”，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天上是暮色沉沉，一行白雁在飞；地上是秋景萧瑟，几点黄偏堆积。
白雁，比大雁体形略小，据说是纯白色的。白色的雁虽然我们很难想象，但唐诗里有“东溪一白雁，毛羽何皎洁”，宋词里咏白雁也有“冰魂问归何处，明月影中藏”，看来还真是白色的。
地上，几点黄偏而已，并不是满地黄偏，但纳兰性德（纳兰容若）却说”几点黄偏满地秋”，这比“满地黄偏堆积”更显得凄凉萧瑟，后者就好比一个人已经躺在血泊中喘息最后的几口气，前者却如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屠刀正在朝自己砍过来。
下片“惊节序，叹沉浮”，开始登高感怀了，季节代谢，人生沉浮，总是惹人伤感，“秾华如梦水东流”，好事情总是才一来到就马上消失了，像梦一样容易破灭，像河水东流一样不可逆转。
“水东流”在诗歌意象里一般有这样几种含义：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是不可逆转。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很无助，人的一生无法摆脱命运，就像电影里的人物无法摆脱剧本。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喜怒哀乐，而揪心着急，其实冷静下来一想，我们也知道这些故事早就在电影胶片里被固定好了。李煜和纳兰性德（纳兰容若）他们有时候就像电影里的人物突然有片刻的灵光一闪：哎，我不会只是一个电影人物吧？
“人间所事堪惆怅，莫向横塘问旧游”，化自曹唐诗“人间何事堪惆怅，海色西风十二楼”，纳兰性德（纳兰容若）换“何事”为“所事”，比较难解，有注本说“所事”即事事，很多事，钟继先有“所事堪宜，件件可咱家意”，看来这个词大概是从元曲里来的俗语。
横塘，较难解。若当地名讲，南京和苏州都有横塘；若当泛指讲，诗人语言里和这个词有关的一般都涉及男女情事。有注本说这首词是纳兰性德（纳兰容若）怀念南方友人，也讲得通。以横塘代指江南，也说得过去。如果这是怀人之作，那么“人间所事堪惆怅，莫向横塘问旧游”意思就是南方的老朋友啊，人生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发愁，我还是省点心别去惦记你好了。
当然，这是在说反话，实质上的意思是：南方的老朋友啊，你看，我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发愁，可我还是很惦记你呀。
《折杨柳歌辞》，《吹府诗集》收入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共五首，内容相贯，主要为征人临行之际与其情人相互赠答之词。折杨柳是古代送别的习俗，送者、行者常折柳以为留念。
第一首是写“行客”告别亲友远行之际，“上马”理当挥鞭启程，可他却“不捉鞭”，反而探身去折一枝杨柳。柳者，留也，在古代习俗中是作为惜别的象征。这一细节，正表现出其依依惜别的心情。而此时更传来了悠悠长笛之声，岂不更令人怅惘，别情难抑！诗前三句纯用叙事代抒情，不明言离愁，而巧妙地用“柳枝”、“长笛”象征离情的事物意象作垫衬，逼出最后一句“愁杀”两字。
第二首中，“愁不吹”点出与“郎”经常离别，故女子大发奇想，希望成为心上人的马鞭，终日伴随情郎身边。诗蕴藉有致，颇带南方吴声西曲的柔情；但又颇有不同，“愿作郎马鞭”的痴想就明显带有北方器物的特征。诗以刚健之笔抒温婉之情，于爽健之中寓缠绵之情致。
第三首是写放马的情形。马不戴羁，人扛马鞍，人随马走，然后提出疑问“何见得马骑”，怎么不见你骑马呢。远离故乡前夕，作者的心情是沉重的，对未来充满了迷惑与不解。
第四首诗写征人遥望漫漫征程，对此行怀有隐忧。此诗应当注意两点：（一）作者当是北方少数民族，或为鲜卑，或为其他，虽已难深究，但其显然习惯于北方大漠生涯，来到中原沃土为时未久。故“遥望”之际，对“杨柳郁婆娑”之中原景物倍觉新鲜。“郁婆娑”三字十分传神，令人想见垂柳成行、依依摇曳之美景。此种景物描写，在北歌中极为罕见。（二）此诗当原用北族语言，经过汉译。“虏家儿”者，即出诸汉人译笔，北方民族断不会用此贬词自称。至于诗中透露出其时南北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信息，亦值得重视。
第五首诗是写一场激烈的马赛前的情景。赛马场上，人强马壮，跃跃欲试。作者不禁感叹：健儿要获胜，必须依靠骏马；但快马要显示出其善奔，亦须依靠骑术高明的健儿。两个“须”字，突出了人马互相依赖的重要关系。“跸跋黄尘”，动人心魄，展示出万马奔腾的壮阔景象。这是作者的揣想之辞，故云“然后”才能决一雌雄。诗有议论，有描写，场景阔大，给人一种阳刚的美感。
上片，写歌女们在夜深人静时的遭遇。第一、二句点明时间“月转乌啼”，更暗示了此时是歌女们的凄凉酸楚的生活时刻。在一种正常人休息的正常时刻，却从“画堂”里传来了离情别恨的音乐声，可以窥见歌女们怀念家人的伤心碎腑之苦痛。第三、四句进一层写美人“愁闷”。不仅仅在于娱乐皇公贵族，而且还在于歌女顾不上去脱“罗衣”，早已被皇帝皇后脱下了，自然人格上受到侮辱。“画堂”，腐朽淫威的殿堂，哪能容得下纤弱“美人”。苏轼愤然而诉：“画堂”里充满了音乐传递的“离恨”和“愁闷”。
下片，特写歌女们的泪斑与残粉。第一、二句“清泪斑斑，挥断柔肠寸”，写斑斑血泪变“清泪”，泪向肚里流，这种“离恨”的表现。挥泪痛断柔肠，痛向心里藏，这种“愁闷”的心情。最后三句更进一层，突出两个典型细节：一是不愿旁人细问，二是背着灯暗暗地揩拭泪水，直至揩尽被皇公贵族们所侵染过的残妆和脂粉。从清泪、柔肠、嗔人、偷搵、拭残妆这些行为的表现，将被压迫、被侮辱的歌女形象活脱脱地推向世人面前，不得不为歌女感到同情和爱怜。
该词的艺术贡献，在于塑造了一位成功的“泪美人”形象，并为婉约词提供一种经过“雅化”的新风貌。苏轼写歌女不同于其他词家，重在写“神”和内心的“凉”，具有超脱尘俗、高洁晶莹的美感，是寻常的“宫体词”不能比的。
《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