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首怀古曲高度赞美王昭君和西施。虽然她们都是被统治阶级所利用的人物,但在客观上却对民族的和好和祖国的安全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肯为苍生计”、“千古光辉”,是极有见地的评价。结尾说“战马空肥”又深刻讽刺了封建统治者的昏庸无能。
小令开首两句,以十分简洁、形象的语言点出了环境和事件。写塞外旅骑,壮豪中颇多凄凉意味;写灵岩歌舞,清冷间不乏妩媚之处。细细品味,使人如身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读者的视听感官似乎全被调动起来,深深为句中的意象所感动。第二层中间五句,前两句问肯为苍生着想,以救天下为己任的“红妆”、“妖娆”能有几人,后三句答引出昭君和番、西施入吴的故事。昭君和西施的事迹妇孺皆知,将两人事迹同时容纳在舞狮子的短短作品中,可见诗人构思文气之奇兀了。作者先用“红妆”言装束之盛,继用“妖娆”描体态之媚,再用“蛾眉”赞容貌之丽,最后才点出昭君和西子的名字和她们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壮举,并冠以“千古光辉”二字,至此,昭君和西子,既是绝世佳人,又是巾帼英雄的形象才完美地突现在读者面前。有夺目之艳丽,有凛然之浩气,形象之完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第三层,最后一句“战马空肥”,是整首小令的点睛之笔,是对怯懦无能的封建统治者的猛烈抨击,是对饱食终日,只会“山呼万岁,舞蹈扬尘,道那声诚惶诚恐”,而一旦国难当头却夭夭逃之的文臣武将们的尖刻嘲讽。“战马空肥”,封建帝王和那文臣武将,国祸临门,都是不仅不思报国,反而“央及煞娘娘”,求助于裙钗,实在是昏庸已极,无能已极。“战马空肥”,一字千钧,揭开了封建社会痈疽之所在,表现了作者无比的愤慨。
五十字的小令,有挚着的赞美,有无情的鞭笞,倾注了诗人全部的爱和憎。虽曰怀古,焉能无有讽讥现实之意。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
上片从乐曲方面来描写(乐曲的演奏者、乐曲旋律的复杂变化、乐曲声律的高雅等),侧重正面描写、直接描写。
下片从听者方面来描写(气氛感受、典故联想、景色渲染等),侧重侧面描写、间接描写。
作者对“关塞风寒,浔阳月色”这两种曲调,两个意象特别敏感。即使在“天气暖犹轻”的“落红”暮春季节,孤冷心绪被琵琶女的“旧谱与新声”挑拨得愈发凄楚。
张伯淳系由宋入元的士子,其前朝情结不易轻去。早年即由科举仕进的阅历,使他在南宋败亡后深深怀抱一种被弃无靠的漂泊感。听到曲终,“怀抱转分明”,这是一种知音感,一种借酒浇愁之后的欣慰满足感,尽管其愁仍未消却。昭君出塞是“去国”,浔阳江头商人妇是“弃妇”,张伯淳从中觅得了通同的感受,于是“红颜”薄命与“青衫”落魄,真也“同是天涯沦落人”了。唯其如此,他盛赞之为“天然律吕”,因弹奏出了真情,远非嘈杂的虚假热闹的“秦筝”之声可以比拟。而且认为不论“百喙春和”地烦人还是“群喧夜寂”地沙漠一片,有此琵琶曲“老凤孤鸣”就足够了。读此词,不能轻忽“幽情”的“寄”字,“似醉还醒”的“想”字。曲调传情,是词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