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首先叙述了离家远游，备尝旅途艰辛的情形，文章中似乎看不出鲍照对到江西上任的旅程感到丝毫的愉悦，“寒雨”、“严霜”、“悲风”使整个气氛感染了一丝清冷。旅途的艰辛，更增加了他对亲人的思念。
接下来作者以凝练的文字总写大雷岸地形。作者虽出身低微，处处受到压制，但却有宏图之志。可以说刘义庆对他的欣赏使他得到了一次施展壮志的机会。赴任途中，望眼川陆，一腔久藏于心的壮志豪情不免喷涌而出。作者从南、东、北、西四个方向分别描写了途中所见的高山、平原、湖泽、江河。他用拟人化手法写出了崇山峻岭怒起竞胜、雄壮飞动的气势；用白描手法对比写出了暮色来临时秋野的静谧、肃杀与湖泽的喧嚣、繁茂，“静听无闻，极视不见”突出的是原野的宁静，“号噪惊聒，纷乎其中”突出的是湖泽的嘈杂，“寒蓬夕卷，古树云平”突出了秋野的萧条空疏，“苎蒿攸积，菰芦所繁”突出的是湖泽的繁盛茂密。面对奔腾向西的大江，络绎不绝的舟船，作者不禁有了感叹。“思尽波涛，悲满潭壑”写出了他处处受制于人的处境，“烟归八表，终为野尘”写出了对士族门阀制度的不满、蔑视、反抗。
在对景物作了全方位的关照之下，作者又把视线聚焦于庐山。他写出庐山在烟云夕照的变幻中气象万千、雄伟壮丽，接着写洞壑驰骋，大江恣肆，排山倒海，瞬息万变之势，这种惊心动魄的壮观景象，不由感到“愁魄胁息，心惊慓矣”。
在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惊涛骇浪之后，作者突然把笔锋一转，悠然地描写起水中的草木虫鱼，这些奇禽异兽出没于沙丘草洲之间，栉风沐雨，悠然自得，为整幅汹涌澎湃的水景图增添了一番优雅闲逸的情趣。最后，作者通过“夕景”、“晓雾”、“孤鹤”、“游鸿”、“樵苏”、“舟子”等意象，渲染了一幅萧疏的画面，并托眼前的孤鹤游鸿给妹妹寄出无限情思，表达了对妹妹的关爱。
这是一篇色彩瑰丽、写景如绘的骈文家书。作者运用生动的笔触、夸张的语言，描写他登大雷岸远眺四方时所见的景物，高山大川，风云鱼鸟，都被他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成为一幅风格雄伟奇崛，而又秀美幽洁的图画。同时作者也写了自己离家远客的旅思和路上劳顿的情形，感情与景物交融，使文章充满了抒情气息。
此诗写诗人与谢山人早晨同到愚池游览时情景，虽飘然有出尘之思，然毕竟身处逆境，聊作羲皇上人，也只是暂时的自我安慰。
诗的首联写道：“新沐换轻帻，晓池风露清。”在一个露白风清的早晨，诗人与谢山人来到愚池边，用清澈的池水洗过头，换上轻薄的头巾，沐浴着习习凉风，惬意极了。这真是一幅无比清静幽雅的图画。天地间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只有愚池边的诗人和相携而至的谢山人。诗句中一个“清”字，既是写眼前景物，同时又点出了诗人心境，情与景交融成一种境界，渲染出诗人的恬淡情趣。初看，上句是叙事，下句是写景。其实，诗人是把自己也当作一景来写了，由于有了人的活动，景物才会如此生动而富于情趣。
愚池早晨这种清静幽雅的景致，使诗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自谐尘外意，况与幽人行”的感叹。诗人谪居永州已经六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永州奇异的山水之美，使诗人的心灵多少得到一些慰藉。他移居愚溪之畔后，过着与农圃为邻的村居生活。这种闲适恬淡的生活，使诗人觉得仿佛就是隐居山林。他在《溪居》一诗中写道：“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所以，当他与谢山人来到愚池边，置身于这清静幽雅的景致中，浑然觉得自己已超尘出世，俨然就是一位山林客了。诗的首联与颔联，景与情融溶为一体，创造出了一种物我合一、脱俗造化的境界。
颈联“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高远寥阔的图景：云霞散去，天朗气清，几只大雁鸣叫着飞过蓝天，连绵起伏的群山一直延伸到天际。景因情设，这眼前的景致正是诗人此时胸襟开阔舒坦的具象。政治革新的失败，仕途的失意，曾给诗人以沉重打击。流贬永州的头几年，他倍感冤屈，满怀忧愤。他努力为自己辩谤祛诬，希望一朝昭雪，憧憬有朝一日能够“起复”。但在移居愚溪后，他的心情平定多了。“起复”既已无望，驱散心头的云雾，退一步也海阔天空。于是诗的尾联写道：“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此联妙在一个“付”字，从字面上看，“付”是“交付”的意思，其实则包含着诗人对官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机心”极度的轻蔑与鄙视。官场的机变诡诈，诗人向来不屑，更何况此时已远离是非纷争。地处南荒的永州，民风淳朴敦厚，诗人生活在他们中间，仿佛走进了远古的伏羲时代，所以他说“聊适羲皇情”。而句中的“聊”字，又反映出诗人的无奈心情，这种隐居般的生活并非诗人的真心追求，只是暂时自我安慰而已。
王国维把诗的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柳宗元把个人的情感渗透在景物中，写出了一种“无我之境”。写景与抒情相交错，情与景相融溶，物我合一，浑然一体，脱俗造化，境界清新高阔，情趣恬淡幽雅，意兴洒然。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