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通过二女耕田的典型事例,塑造了动乱时代中乡村少女的勤苦形象,揭示了安史之乱给农村经济带来的严重破坏,反映了战乱时代中农村民生困苦凋敝的现实。
全诗分四大段。
从开头至“持刀斫地翻作泥”四句是第一段,以路人的眼光,描绘所见二女在田野刀耕的情景。诗的开头很巧妙,先用“乳燕入巢笋成竹”一句起兴,接着用一个反问句“谁家二女种新谷”入题,往下两句便概括地交待出耕种的情景。这是一个独特的景象:在田垅上,既看不见男人,也看不到耕牛,只看见两个女子在持刀翻土。接下去诗人把笔锋一转,用女子的自叙回答了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反常现象的问题。
“自言家贫母年老”至“以刀代牛谁与同”六句是第二段,记叙二女对路人的答话,用弱女自叙的口吻回答了两女刀耕的原因:一是母亲年老,二是未娶嫂的哥哥从军去了,三是因灾疫耕牛死光,四是弱女无奈只能截绢买刀,以刀代耕。这几句交待了弱女面临的困境,深刻揭露了战乱和灾疫给农家带来的苦难。“未娶嫂”表明长兄从军已久;“牛囤空”道出灾疫严重;“截绢买刀”足见家境清贫;“头巾掩面”可知弱女内心之苦。这段描叙简练、凝重,层层深入,深切感人。
“姊妹相携心正苦”至“整顿沟塍待时雨”四句是第三段,描叙姊妹二人辛勤劳作之苦。“姊妹相携”是姊妹同心协力,“惟见土”是躬身低头操作的专注辛苦。因为时已晚春,没有耕牛,又没男劳力,仅靠姊妹俩手中的刀耕,是不可能及时种上庄稼的。所以要赶紧疏通畦垅,整顿沟塍,以“待时雨”。一个“待”字,有两层意思:一是表明眼前的耕作仍处在干旱之中,由此更见其劳作的艰辛。二是表现出弱女在贫苦的挣扎中怀抱的一点希望,即盼春雨能及时到来,争取有个好收成稍微改变一下眼前的困境。但诗点到为止,没有回答这点希望能不能实现的问题,给读者留下咀嚼回味的余地。
“日正南下冈下饷归”至最后四句是第四段,以无所不知的叙述人语气,描写弱女青春将逝而不得出嫁的苦恼。姊妹二人,劳作了一上午,日正南冈,双双回家吃午饭。归途上,路旁草丛中求偶的雉鸡受到惊扰而双双起飞。客观之景,引起贫女的内心之思:年纪渐大,青春将逝,而今不得出嫁。想到这儿,她们不由泪湿衣襟。正是因为战乱、灾疫,给她们造成了这些痛苦和不幸。所以这个结尾与前面的内容紧密配合,又从另一个方面深化了诗的主题。
《女耕田行》是一首叙事诗,但诗人在叙事上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采用起兴,变换叙事角度,借景言情等多种笔法,即使情节完整紧凑,又使诗情丰富饱满,给人以生动、真挚、深切之感。像诗的开头,以乳燕有巢,幼笋成竹的眼前景起兴,则有力地反衬了弱女孤苦劳作、青春将逝而仍无归宿的境遇。这样的开头既省略笔墨,又使叙述委婉有味,诗情浓郁。诗的第二段,改客观描叙的笔法于自叙,显得亲切感人,同时也避免了单纯客观描绘的呆板乏味。诗的最后两段,既有客观的描写,又有人物心迹的自我表述,两者相得益彰,既推动情节的发展,又层层加深诗意,尤其是“朝雉惊飞”“邻舍花尽”的描述,既是客观景,又是弱女的心头事。这种景与情合,情因景生的描述方法,确实使一首叙事诗充满了诗情画意,收到了真挚感人的艺术效果。
这首《杨柳枝》词是诗评家司空图的作品。司空图诗宗王维山林隐逸之风,其词亦然,清新自然,雅洁可爱。
江南山清水秀,风光旖旎,胜似传说中的桃源仙境。词人用淡雅的笔墨,传达出人间春色的无限情韵。
据宋人洪迈《夷坚志》记载:侯蒙其貌不扬,年长无成,屡屡被人讥笑。有轻薄少年画其形容于风筝上,侯蒙见之大笑,作《临江仙》词题其上。后一举登第官至宰相。
假如有人把你的相貌绘于风筝之上,即使你相貌英俊,恐怕也不会高兴,或许要勃然动怒,或者告他个侵犯肖像权或者恶语相向或者诉诸武力了。然而侯蒙却没这样做,他不但不动怒,还见之大笑,并为此写了一首词,题写于风筝之上,可见侯蒙绝非一般人物。
绝非一般人物的侯蒙写的词又如何呢?
这首词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借风筝来写诗人个人的志向、意愿和理想。
未遇行藏谁肯信?是自问亦是自答,自己其貌不扬,又年长无所成就,谁又能了解自己呢?世上的人有谁不以貌、以权、以钱取人呢?人们看到的都是外在的东西,内在的修养才学志向抱负谁又能看到呢?不为人理解相信当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诗人的名声却一下子显扬起来,原来不知是哪个画家把他的形象绘制于风筝上,他也就随着风筝飞上了天空。
“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是写风筝也是写诗人的志向。诗人明明白白的正告我们,风筝只有在有风的时候才能飞上天空,如果没风,任谁风筝也飞不起来。一个人在社会上有成或者无成何尝不是如此呢?才能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机遇也必不可少,如果没有机遇,没有可以借力的风,即使一个人再有才华,也不可能有所成就。世上的人们,你们只知道我在地上的样子,和你们似乎一样;但你们要知道,一旦风起,那临风飘举就是我!诗人借风筝却写出了“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的志向。
才得吹嘘身渐稳,是写风筝已飞上天空迎风飘举的样子;只疑远赴蟾宫,是诗人借风筝来表明自己的志向,那就是去“蟾宫”折桂,成就自己的功名事业。雨余时候夕阳红,是写雨过天晴,傍晚时分夕阳无限红。风雨是自然界的风雨,同是也是诗人所遭受的人生的风雨。阳光总在风雨后,风雨之后,属于自己的阳光终究会到来,哪怕来得晚一点,但诗人始终坚定的相信,他终将会大器晚成。
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表面是写绘有诗人形象的风筝飞翔于碧空之中,平地上人们都在观看;其实是借风筝飞翔碧空来表达自己的不凡志向。正如《红楼梦》中贾雨村借月亮来表达的自己志向的诗句“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一样,诗人要表达也是同样的志向。
或许我们今天看似一样,但谁又能知道明天会如何呢?明天,就在明天,我们也许就会判若霄壤,因为你们是“翱翔蓬蒿之间”的蜩与学鸠,而我则是“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你们是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而我则是志向高远的豪杰之士。
非豪杰之士不能写出豪杰之词,此词便是豪杰之士写的豪杰之词
这首诗写唐叔良溪居,带写唐叔良人品,将人与景物紧密结合,抒发自己对隐居生活的向往。首联写溪居,次联为居中望见之景,颈联为居中主人,尾联绾合宾主。全诗脉络明晰,淡淡写来,虽无惊人之笔,然轻巧细致,中间二联,尤为凝练,得韦应物诗真趣。
首联写溪居。“高斋”谓此中乃高人所住,“每到”一词,可知诗人乃唐氏好友,常来常往,过从甚密;亦可见此诗非一时之作,而是长期观察、品味、意溪居所得,故下文写景,亦是经过了严密筛选。因为“门巷玲珑野望通”,所以“思无穷”。此居虽有门有巷道,却玲珑剔透、精致小巧,即在门巷之内,亦可望见四野风情,此乃由“思无穷”三字引发。“门巷玲珑”,形容建筑之精巧细致;“野望通”,表明在庭院设计中充分考虑到“借景的妙处,所以四边美景,尽收在唐宅之中。
颔联即由“野望通”而下,写望中所见。因“野望通”,所以“片雨隔村犹夕照”,由溪居望去,隔村的夕照,四边美景,尽收在唐宅之中。“疏林映望已秋风”,则构成了一幅和谐宁穆的画面。这二句措词疏淡,微含薄凉,亦未尝无暖色调,但终可望不可即,此正是元季江南士夫之心境,其身也疏懒,其心也淡泊,于世事也无望、于将来也漠然唯微雨、远村、夕阳、疏林、秋望,最合其心境,故最堪为伴。上联既言“每到思无穷”,则此联之景,必非溪居所望全景,诗人但摄取与我会心者而已。
颈联由景及人。“药囊诗卷闲行后”,在此疏淡背景上,所见之人(唐氏),亦复萧散自放。不能为良相,则求为良医,不能以文章用世,则求以诗自遣。此亦闲散中无聊之举。“香灺灯光静坐中”,写唐叔良悠闲怡然的生活。
尾联赞唐叔良,也是自己向往脱离尘世的感慨。此唐氏为人之大节,亦诗人所深企慕者。故尾联乃问,“只今”乱世,江海之上,“如君无事几人同?”“几人同”,可见其人不多,然亦未尝没有,故尾联一问,既赞主人,又隐然自道,为绾合宾主之笔。其实,有此一笔,则可见诗人与主人实为同志者,而中四句之景之人,亦诗人胸中所有之景,心中向慕之人。
此诗脉络明晰,诗中四句甚佳,其情趣自不待言,措词亦多可味,若颔联之“犹”“已”,颈联之“后”字,均见功力。“犹”字,可见前村后村皆有夕照,前村有之后村犹有之,唯溪居上不见,然则“片雨”之“片”字亦得照应“已”字含有惊悟之意,见疏林间掩映秋望,乃悟秋日已到,树木凋零。“后”字,将前之“闲行”又归结到“行”后之溪居中,不失题意。这些措词写来又声色不露,从容不迫,不作有意强调。综之全诗写景写人、遣词,皆是出于一种风神,读此诗,可想见彼人之神情,可推知彼时之士风。诗虽无惊人之笔,然确是典型的元季士人之笔。
这是一篇散文。文章主要解释“非非堂”命名的缘由,从中发挥作者崇尚“静”的思想价值。欧阳修认为“心静则智识明”,才能对是与非、表扬与批评采取正确的态度。作者进一步认为,与表扬正确相比,批评错误更为重要,因为言行正确原是君子的本分,而纠正错误才能扶植正气。全文以天平、水、人的耳目三个比喻开端,这种“博喻”的手法,增加了文章一气呵成、豪健俊伟的气势。
文章开头由写静而展开议论。
天平静,称物才能分毫不差;水静,照物才能毫发可辨;人的耳目静,视听才能准确无误。作者用秤、水、耳目三重比喻,证明为人处世只有“心静”,才能“智识明”而不为物欲所蔽,才能明辨是非,做到恰如其分地肯定正确事物,否定错误事物,即文中所说的“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所谓“是是”“非非”,指的是肯定正确、批判错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倘若二者择一,作者以为宁可没有前者,不可没有后者,因为正确与光明本是君子固有的品质,而批评与揭露可以鞭策人们向上向善,以此说明立身处世只有“心静”而“不为外物玄晃”,摒绝一切私欲杂念,才能心明眼亮,洞察是非。
继而推出文章的主旨:肯定正确的似乎有谄媚吹嘘之嫌,批评错误似乎有讽刺讥笑之嫌,如果万一发生判断上的失误,宁可选择“讪”而不选择“谄”。正确的、好的,是君子所固有的品质,再去肯定他、表扬他,不能给君子增添任何光彩。如果把“是是非非”放在一起来观察,不如说多批评缺点错误更重要。
结尾过渡到洛阳新建西堂,而取名“非非”的缘由,就在于“静”有利于践行“非非之为正”的处世原则,也揭示出静中见真,静能生悲的生活哲理。接着写非非堂营建情况,着重描写非非堂环境的安静以及这安静给作者带来的莫大益处,即“以其静也,闭目澄心,览今照古,思虑无所不至焉”。读者不难领会,非非堂内外清幽的环境,有助于作者安心读书、思考问题、贯通古今、辨别是非。
作为初入仕途的早期作品,文章议论有的放矢,针砭社会上歌功颂德、谄谀成风、粉饰太平等时弊,表明自我人格。作者信仰儒学,笃信名教,首创“君子”“小人”之辩,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便会不恤浮议,奋勇向前,诚如其《斑斑林问鸠寄内》诗所说:“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这种“非非之为正”的人格力量,受到苏轼的赞许(见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也遭到明人杨慎的非议(见杨慎《欧阳公非非堂记》)。作者一生诚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称“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他的人格净化了宋初污浊的社会风气,培育了宋人砥砺名节的士林新风。
全文写作打破樊笼,自创新路,运用精辟的比喻,逐层深入,语言平易,含意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