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对红豆表相思的叹赏。
上首诗已表明,即使红豆本无知觉,但它既然被当作相思的象征,有意抛却已不可能。于是本首自然过渡到对手头红豆的把玩赞赏上来。“争相似”,怎么那样相似,表难以分辨。“不厌痴”,不怕他人笑自己心痴。诗人亦知红豆本无所谓思与不思,但自已数起恋人相赠的红豆来,竟那样认真,那样痴迷,早已把其他事物置于脑后,真把它看成了相思泪水的结晶。诗人对相思的一往情深,对红豆意象的缠绵思绪,正是“赤子之心”的生动体现。
在古人心目中,“经”是至高无上的圣贤之教,而诗词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艺”,两者不可相提并论。然而,性格豪放不羁、富于创新精神的辛弃疾,却偏要突破这些清规戒律,将二者融于一体。辛弃疾的这首《踏莎行》,便是集经句而成的一首佳词。
此词上片开篇“进退存亡”,语出《易·乾·文言》,是说只有圣人才能懂得并做到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存则存,该亡则亡,无论是进是退、是存是亡,都合于正道。“行藏用舍”,则是对《论语·述而》载孔子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云云的概括。即是说,倘若受到统治者的信用,就出仕;倘若为统治者所舍弃,就隐居。“小人请学樊须稼”,亦用《论语》。该书《子路》篇载孔门弟子樊须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种菜),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菜农)。”樊须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以上三句实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即自己现在既不为朝廷所用,那么不妨遵循圣人之道,退居田园,权且做他一回“小人”,效法樊须,学稼学圃。接下去“衡门”二句,着重写自己归耕生活的乐趣。上句出《诗经·陈风·衡门》。“衡门”,谓横木为门,极其简陋,喻贫者所居。“栖迟”,犹言栖息、安身。此系隐居者安贫乐道之辞,词人不仅用其语,且袭其意。下句则出《王风·君子于役》,谓太阳落山,牛羊归圈。诗的原文是思妇之辞,以日暮羊牛之归反衬征夫之未归,词人却借此来表现田园生活情调。要而言之,上片主要讲自己归隐躬耕不仅合乎圣贤之道,而且恬静可喜。为另一层次,紧承上文,进而抒写归耕后的自适其乐。
此词下片笔锋一转,用反对“学稼”的孔夫子,来进一步说明耕稼之乐。“去卫灵公”一句,又用《论语》。据《卫灵公》篇载,灵公问阵(军队列阵之法)于孔子,孔子答曰:“俎豆(礼仪)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明日遂离卫而去。按《史记·孔子世家》,灵公问阵、孔子去卫,事在“遭桓司马”之后。作者这里将“去卫灵公”句置于前,可能与《史记》不属于“经”,用此与题例不合有关。“遭桓司马”,见《孟子·万章上》。“桓司马”即桓魋,时为宋国的司马,掌管军事。孔子不悦于鲁、卫,过宋时“遭宋桓司马将要(拦截)而杀之”,不得不改换服装,悄悄出境。“东西南北之人也”一句,为《礼记·檀弓上》所载孔子语,盖谓己周游列国,干谒诸侯,行踪不定。这里故意用孔子一意从政但却四处碰壁的故事,以引出下文所要表达的意思。“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这两句亦全用《论语》。上句出自《微子》篇,长沮、桀溺两人各持一耜,并肩而耕,孔子路过其傍,命弟子子路向他们询问渡口何在。桀溺对子路说:天下已乱,无人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你与其跟从“避人之士”(远离坏人的人,指孔子),不如跟从“避世之士”(远离社会的人,指自己和长沮)。下句则出自《宪问》篇,是微生亩对孔子说的话。这两句意思很明显,即孔子那样忙忙碌碌地东奔西走,不如像长沮、桀溺那样隐居来得逍遥自在,从而进一步突出词人自己陶陶然、欣欣然的归耕之乐。
从表面上看,这首词充满了对大圣人孔子的讽刺和挖苦,是对孔圣人的“大不敬”。而实际上,那执着于自己的政治信念、一生为之奔走呼号而其道不行的孔子,实是词人归耕前之自我形象的写照。讪笑孔子,正所以自嘲也。其中蕴含着对于世路艰难的沉重叹慨,对于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无比惆怅与愤恨。所以词中讽刺孔子,正突出了孔子的伟大形象。
从集句的角度来分析,这首词也有许多独到之处。此词“东西”“长沮”二句天生七字,不劳斧削:“衡门”“日之”二句原为四言八字,各删一字,拼为七言,“丘何”句原为八字,删一语尾助辞即成七言,亦自然凑拍。通篇为陈述句式,杂用五经,既用经文原意,又推陈出新,音调抑扬,浑然一体,实是词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这是一首登临遣怀之作。
“袖剑飞吟”,据《唐才子传》记载,吕洞宾尝饮岳阳楼,醉后留诗曰:“朝游南浦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词人浪迹南北,与吕洞宾诗中所表现的气质有共通之处。这里借用来抒发自己壮游洞庭的情怀,一开始就树立了一个飘泊江湖的词人形象,并使词篇笼罩在豪迈飘逸的仙气中。“洞庭青草,秋水深深”,八百里洞庭以浩瀚汪洋著称,这里词人只用“深深”二字,便轻轻描绘出它的特征。词篇至此,气象也更为开阔。此外,句中的“秋”字不单点明登楼时令,还以秋日多风和入秋百卉渐衰为下文“一快披襟”、“变尽人间”作铺垫,同时又与词人的苍凉胸怀相表里。“万顷波光”仍写洞庭:“秋水深深”专述涵纳深邃,此句特表醉人美色,两相配合,极见情致。“岳阳楼上,一快披襟”,用独立楼头、任风吹开衣襟的形象衬托词人的登楼豪情。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自然,“一快披襟”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有风,更重要的还由于深深秋水和万顷波光的感染。总起来看,上片词风豪中带逸,词人登楼的快意在这里得到了有力发挥。
下片开始,词人笔锋陡转,“快”意顿生波澜:“不须携酒登临。问有酒、何人共斟”,用不须携酒引出无人与共,感情凝滞曲折,章法也开始摇曳回荡。这首词上片写无边美景、惬然游情,下片叹人间多变、国事衰微,过片处直说此番登临不能尽兴,这有异于上片,可谓“能发起别意”。但词人写楼、写湖只是为了抒发兴废之叹,因而无人共饮几句正好把普通的登山临水引入创作“原意”。“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点明“不须携酒”的原因,揭破主题。词人生活在南宋后期,其时不但收复北方领土已经无望,就是南方的偏安局面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词人面对“自古如今”岿然不动的“一点”君山,难免要想起备受欺凌的“偌大”中国。可是当时的上层人士或流连光景、或苟且度日,似乎无人共饮词人之酒。由此可见上文的“不须携酒”几字包含着无限感慨,而这里的“变尽人间”实为振起全篇的关键:因为只有“人间”才是词人属意的所在,而正因为这个“变”字,词人也才由湖光山色联想到国家民族,进而感物伤怀。
这首词一开始情调昂扬,颇有为眼前景所陶醉的意思,进入下片以后,先用无人共斟道出自己的孤独和苦闷,后以人间变尽点破忧国主题,有如千斛浓愁凝聚笔端。题旨虽在表现词人的深广忧虑,但篇中不仅毫无局促窘迫的影子。相反,还能把执著的爱国热情同超脱的仙风逸气结合成一个整体;同时词中的情绪虽然一再变化,但意脉始终不断,再加上流畅奔放的语句,天真自然的措词,形成了豪健轻快的特殊风格。
王安石在晚年罢相隐居之后,诗歌创作也发生了变化,政治题材减少了,写湖光山色的小诗多了,壮年时代的豪放雄奇的风格改变了,取而代之的是清空精绝、雅丽低回。这个时期的作品在艺术上则更为成熟了,有一唱三叹之感。
这是一首饶有风味的小诗。诗人坐在家门口,对着涧水、绿竹、花草,兴趣盎然。不知不觉地,白天过去,夕阳下山,山中十分幽静,连鸟都不叫一声。看似脱去世故,其还是人退而心不退,故作此诗,以表达心中的不平。 在诗人王安石的笔下,一切都是鲜活的,都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涧”是鲜活的,在山间竹林里回环往复,奔腾跳跃,唱着歌,带着笑流向远方;“竹”也是鲜活的,仿佛在你的思维深处亭亭玉立,舞动腰身,款款弄姿,将那婀娜的影子倒影于流水之中;再看那“花草”,正在舞弄柔情。
然而,在诗人的笔下,一切又都那么幽深静寂,“涧”是幽静的,“竹”是幽静的,“花草”也是幽静的,无声无息,自生自长,随心所欲,享受春天,自我陶醉。人,“茅檐相对坐终日”,整天整日一声不响地在屋檐下对着大山静静的坐着,幽闲、寂寞至极。末句是改用南朝梁王籍《入若耶溪》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安石翻过一层,变成“一鸟不鸣山更幽”。对这样的改写,前人多有讥刺,认为一鸟不鸣,山自然更幽,用不着多说,所以王安石这么一改,是点金成铁。王安石的诗与王籍的诗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修辞手法。王籍是用反衬。山中鸟雀齐鸣,声音扑耳,是因为山里已没有人,成了鸟的世界,鸟才会如此啼鸣,就像欧阳修《醉翁亭记》所说,是“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群鸟乐也”。这样写,寓静于闹,更富有情理韵味,经常被诗家所采用,如杜甫《题张氏隐居》:“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就是用此手法。王安石的诗是直写,从正面渲染静态,显得平淡自然,直截明快。从诗歌的底蕴来说,王籍的诗更耐读一些。
王安石善于融合前人诗句入诗,有很多成功的例子。这首诗从这一点上来说,改得似乎太不高明,与他的学养不称。从这一反常来考虑,古人常以鼠雀喻谗佞的人攻击别人,王安石推行新法,受到很多人反对,在诗中也许即以“一鸟不鸣”表示自己退居后再也听不到这些攻讦声因此而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