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鼓吹歌十八曲之《君马黄》歌辞为:“君马黄,臣马苍,二马同逐臣马良。易之有騩蔡有赭。美人归以南,驾车驰马,美人伤我心;佳人归以北,驾车驰马,佳人安终极。”按明人胡震亨解释,这是一首隐言交友不终,各奔东西的诗歌。但“后人拟者,但咏马而已”,似未解其意。诗人李白不但深得其解,而且加以发明之,借以歌颂朋友相知相救的生死友谊。
开头四句咏马起兴,以马色之不同作反衬,言人心之无猜。马色一“黄”一“白”,对照鲜明;马色与人心相比,一异一同,相得益彰。接下二句承上而来,写“我”与友人骑马外出游乐,双双行进在洛阳路上。洛阳是东汉的京城、唐代的东都。那里市井繁华,名胜林立,是游冶之佳处。“双行洛阳陌”一句不仅点明此行之豪壮,而且表现了行影不离之友谊。这好似李白与杜甫的交游:天宝三载(744)三月,李白得罪了高力士被放出翰林院之后,曾到过洛阳一次。当时杜甫也在洛阳。于是两位大诗人相会了。从此他们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翌年,杜甫在齐州所作的《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诗中说:“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那虽是他俩同游历下的情景,但从中也可想象到他们当初在洛阳相识时,也是一见如故、情同手足的。
下二句为了渲染人物之显赫,还描写了他们的衣着和饰物:佩着长长的宝剑,闪闪发光;戴着高高的红冠,十分耀眼。这样的装饰,不仅表现了外在美,而且揭示了他们超凡的精神世界。爱国诗人屈原在《九章·涉江》诗中说:“带长剑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他之所以“好此奇服”,是因为怀信侘傺,不见容于世,故迥乎时装以示超尘拔俗。李白与屈原千古同调,所以其崇尚也有相似之处。
“各有千金裘,俱为五侯客”二句一从经济着笔,一从政治落墨,意在表现他俩不寻常的社会地位。以上二句极言他俩家资丰厚,靠山坚实。
“猛虎落陷阱,壮士时屈厄”二句转写友人遭到了不幸:正像奔突的猛虎有时不免误入陷阱一样,壮士也会遇到暂时的困迫。猛虎乃兽中之王,啸震山岗。落难亦不落威。此句以猛虎作比,言壮士落难后仍不失当年之威风。
最后两句紧承上句诗意,既是对落难朋友的回答,也是诗人情志的抒发。“相知在急难”一句正体现了“危难见真交”的至情。俗语云:“人在难处思亲朋。”能急友人之难的人才是真正的“相知”,所以诗的最后说:一个人自顾自身修好,那会有什么益处呢!此句似他问似自语,余意不尽,惹人深思。
这首诗虽然以乐府为题,写汉地言汉事,但诗的主旨却是为了以汉喻唐,即通过咏史来抒发诗人贵相知、重友谊的襟怀和赞颂朋友间彼此救助的美好情操。
此诗采用乐府体,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歌色彩,而且融进了李白诗歌所特有的豪放风格。语言明快而活泼,格调清新而自然,字里行间充满了豪宕之情。因此,高棣说:“太白天仙之词,语多率然而成者,故乐府歌词咸善。”(《唐诗品汇》七言古诗叙目第三卷《正宗》)
李白感情充沛,瞬息万变。为适应感情表达的需要,他的诗在结构上也变幻多端。此诗也如此,言事抒情既一气呵成,又抑扬有致。开头至“俱为五侯客”,是平叙,但调子步步升高,至“长剑”以下四句蓄势已足,然后突然一转——“猛虎落陷阱”,好似由高山跃入深谷,诗调变为低沉。最后二句调子又一扬,既承且转,似断实联。全诗一波三折,跌宕生姿。
此诗侧重于对天神世界的描写。诗人有感而发,由道士夜晚打醮而驰骋艺术想象。前四句写仙界之美,描写吴道士身着青霓袍,腾飞入太空,叩头请求守护天宫的神兽打开宫门,看到的是仙女洗石榴花把白云染成彩云,天帝审阅道士发来的奏章,才知道天下大旱,天气炎热,死了不少人。作者以此展开议论,认为富人平时享尽荣华富贵,这回热死、干死也已经没有什么遗恨,只是那些寒士书生尚未享受世间的欢乐,就这么热死、干死,实在太可惜,活着的人也会为他们抱恨无穷。这写出了人间之枯荣不等。因此诗人希望能用汉戟招回寒士书生的魂魄,别让他们的尸骨长期被埋在荒草丛中。重人贵生,这是道家、道教学说中最重要的思想,亦是其最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之一。从《老子》所强调的“摄生”、“贵生”、“自爱”和“长生久 视”,《庄子》所说的“保生”、“全生”、“尽年”、“尊生”,《吕氏春秋》所说的“贵生重己”, 到《太平经》主张的“乐生”、“重生”,以及其它的道书如《老子想尔注》、《老子河上公章句》、《周易参同契》、《抱朴子内篇》、《西升经》、《度人经》、《悟真篇》等,始终贯穿着重人贵生的思想传统。这首诗写景写事抒情有机结合,用对神仙世界的肯定来否定现实世界。突出仙界之美,为的是反衬“虚空风气不清冷,短衣小冠作尘土”的人间事实,表面看是写“绿章封事咨元父”的道教科仪,实际上是要揭露社会的不平。“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骨填蒿里”,正表现了道教重人贵生的道教思想。
诗中运用对比手法,使天宫的清丽和人间的浑浊形成巨大反差,在鲜明的对立之中诉说人间的不平,诗人明知道士打醮是虚妄的行为,不过是随感而发,揭示出京城炎热疠疾作祟、百姓遭殃的情状,也反映出寒士的遭际。诗人将扬雄比况自己,诗思归结到“寒士”身上,最终表达的是感士不遇的普遍主题。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