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笔法简洁细腻,以女子的口吻,写主人公与情人分别后的相思之情,情极深挚,非至情者莫能道出。写法上,运用复杂而微妙的感情交织,在对花的爱与恨以及对于相思的怕而又不得不相思的矛盾交织中,体现其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幸福的向往。该词化用了范仲淹《御街行》的“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及李清照《一剪梅》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上片从“花”字生发,鲜花象征着美好的事物,代表着纯真的爱情,并常常被用来比喻美丽的女子。“折花枝”尽管只是写了女主人公的一个动作,但也自然会使人联想到青春少女美丽的面庞及折花枝时的优美姿态,联想起“人面桃花相映红”(唐崔护《题都城南庄》)的艺术境界。“恨花枝”三字接得突兀,词人着一“恨”字,准确地刻划了折花人心灵深处的悲苦,这首词即以盈盈春色反衬人的失意。“准拟花开人共卮,开时人去时”,令人仿佛看到折花人流下相思泪,含情凝睇着伊入离去的方向。女主人公本来打算同恋人在花开时节共同饮酒赏花,可是花开之日却是人去之时,离愁既生,迁恨于花枝也是必然的。其实“花枝”并没有什么过错,“恨花枝”,说到底就是恨自己的恋人,本来说好的事情,为何能轻易违约匆匆离去。不过,这“恨”中也包含着爱的成份。
下片紧承上片意脉,娓娓道来,生动地写出自己的刻骨相思。这“相思”二字所包容的巨大能量,曾使古今中外的多少有情男女愁苦不已,损心伤神。回想昔日花好月圆共饮时,湖边柳下细和语,卿卿我我蜜意时,女子惧怕孤独、不甘寂寞, “怕相思,已相思”将女主人公怨恨、思念、爱怜的感情,细腻、逼真地表达出来,直抒胸臆。但“怕”又有何用,谁能摆脱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忧愁。但当心里有了“相思”的想法时,就已经在相思了。“怕”和“恨”连起来,正是白居易所描绘的“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的同义语。对一位感情丰富,情窦已开的女子来说,“恨”是“爱”的折光·,“怕”是“恋”的延伸,相思之苦,难遣胸怀。“轮到”,表明主人公过去还未曾品尝过相思之苦,正因为是初尝,才更能体会到相思是那样的折磨人,纠缠人,让人没法回避,无法推辞。心中所思,形诸面容,“眉间”自然会“露一丝”,这“一丝”凝聚着主人公对恋人的无限深情与怀念,其中有恨,有爱,有失望,有希望,有痛苦,有幸福,个中滋味难以表达。以“丝”谐“思”,采用民歌抒情惯用手法,清新含蓄,娇态可怜。
该词上片写实记事,下片抒情展怀。上下片虚实结合,相映相衬,情味浓郁,完美地塑造了一位多情女的形象。上下片打头的两个三字句,有很别致的形式:第二,三两字相互重复,句首第一字相互对照。例如白居易的“汴水流,泗水流——思悠悠,恨悠悠”,林逋的“吴山青,越山青——君泪盈,妾泪盈”,俞彦这首词颇具匠心地借助了这种形式上的奇突。“折花枝,恨花枝”和“怕相思,已相思”,前者是心理与行为,后者是心理与情势的比照和冲突,两者都不着痕迹地投射出词的主旋律——情绪上的双重体验(眷恋与痛苦),由此超越了语言结构的外壳,成为构成作品内在完整的有机因素。
《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庾信留仕北朝后,常常面对异域风物而起羁旅之叹。但这首诗所描写的边塞景象,并不一定是即目所见,而是综合若干具有北方特征的景物,再结合几个典故,构成冷落萧索的总体印象,借以抒写出心头的凄凉之感。
“萧条亭障远,凄惨(一本作‘凄怆’)风尘多。”浓郁的乡关之思中夹杂着尚未消磨的豪气,从诗中迎面扑来。他本可以在故乡安乐地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却又因故而漂零在异地他乡,屈仕敌国,远离家园。“关门临白狄,城影入黄河。”诗人看不见故园的青山秀水,他想:黄河的那一面,应该就是故乡的城池吧?“秋风别苏武,寒水送荆轲。”苏武不在,易水犹寒,没有人能够明白诗人对于家乡的思念。壮士一去不复返,自己不知何时才能踏入故园。“故园东望路漫漫”,诗人把最好的岁月留在了异国他乡。“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最后借前面典故的字面意义,与前六句合成一个完整的境界,勾出了诗人遥望亭障关河,面对秋风寒水,在边塞的帐幕中晨起悲歌的形象。
在格律上,此诗除第二句为三平调外,其余各句平仄粘对都暗合五言律诗的规则,已可视为唐人五律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