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晓赠白雪篇，便觉清风追吉甫。
区区五斗不知疲，故园应有北山移。
冻冷不暇搜佳句，千里归心到乡树。
诗仙晓赠白雪篇，便觉清风追吉甫。
区区五斗不知疲，故园应有北山移。
冻冷不暇搜佳句，千里归心到乡树。
“把酒问月”这诗题就是作者绝妙的自我造象，那飘逸浪漫的风神唯谪仙人方能有之。题下原注：“故人贾淳令予问之。”彼不自问而令予问之，一种风流自赏之意溢于言表。
悠悠万世，明月的存在对于人间是一个魅人的宇宙之谜。“青天有月来几时”的劈头一问，对那无限时空里的奇迹，大有神往与迷惑交驰之感。问句先出，继而具体写其人神往的情态。这情态从把酒“停杯”的动作见出。它使人感到那突如其来的一问分明带有几分醉意，从而倍有诗味。“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诗人停杯凝思，带着些许醉意，仰望万里苍穹，提出疑问：这亘古如斯的一轮明月，究竟是从何时就有的呢？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一却与人相随。”有史以来，有多少人想要飞升到月宫中，以求长生不老，但都没能实现；而明月却依旧用万里清辉普照人间，伴随着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人们。
“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是对月色作描绘。皎皎月轮如明镜飞升，下照宫阙，云翳（“绿烟”）散尽，清光焕发。以“飞镜”作譬，以“丹阙”陪衬俱好，而“绿烟灭尽”四字尤有点染之功。此处写出了一轮圆月初为云遮，然后揭开纱罩般露出娇面，那种光彩照人的美丽。月色之美被形容得如可揽接。
“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只见明月在夜间从东海升起，拂晓于西天云海隐没，如此循环往复，踪迹实难推测。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月中白兔年复一年不辞辛劳地捣药，为的是什么？碧海青天夜夜独处的嫦娥，又该是多么寂寞？到底谁来陪伴她呢？
诗人面对宇宙的遐想又引起一番人生哲理探求，从而感慨系之。今月古月实为一个，而今人古人则不断更迭。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亦意味“古人不见今时月”；说“今月曾经照古人”，亦意味“古月依然照今人”。故二句造语备极重复、错综、回环之美，且有互文之妙。古人今人何止恒河沙数，只如逝水，然而他们见到的明月则亘古如斯。后二句“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在前二句基础上进一步把明月长在而人生短暂之意渲染得淋漓尽致。前二句分说，后二句总括，诗情哲理并茂，读来意味深长，回肠荡气。
“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我只希望在对酒当歌的时候，皎洁的月光能常照杯中，使我能尽情享受人世间的美好岁月。
全诗感情饱满奔放，语言流畅自然，极富回环错综之美。诗人由酒写到月，又从月归到酒，用一云流水般的抒情方式，将明月与人生反复对照，在时间和空间的主观感受中，表达了对宇宙和人生哲理的深层思索。其立意上承屈原的《天问》，下启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情理并茂，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是一首乐府诗。“朗月行”，是乐府古题，属《杂曲歌辞》。鲍照有《朗月行》，写佳人对月弦歌。李白采用这个题目，故称《古朗月行》，但没有因袭旧的内容。诗人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构成瑰丽神奇而含意深蕴的艺术形象。
诗中前四句“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先写儿童时期对月亮稚气的认识，以“白玉盘”、“瑶台镜”作比喻，生动地表现出月亮的形状和月光的皎洁可爱，使人感到非常新颖有趣。“呼”、“疑”这两个动词，传达出儿童的天真烂漫之态。这四句诗，看似信手写来，却是情采俱佳。
然后，又写月亮的升起：“仙人疑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古代神话说，月中有仙人、桂树、白兔。当月亮初升的时候，先看见仙人的两只脚，而后逐渐看见仙人和桂树的全形，看见一轮圆月，看见月中白兔在捣药。诗人运用这一神话传说，写出了月亮初生时逐渐明朗和宛若仙境般的景致。
然而好景不长，月亮渐渐地由圆而蚀：“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蟾蜍，俗称癞蛤蟆；大明，指月亮。传说月蚀就是蟾蜍食月所造成，月亮被蟾蜍所啮食而残损，变得晦暗不明。“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表现出诗人的感慨和希望。古代善射的后羿，射落了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使天、人都免除了灾难。诗人在这里引出这样的英雄来，既是为现实中缺少这样的英雄而感慨，也是希望能有这样的英雄来扫除天下。
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诗人深感失望：“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月亮既然已经沦没而迷惑不清，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不如趁早走开吧。这是无可奈何的办法，心中的忧愤不仅没有解除，反而加深了：“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诗人不忍一走了之，内心矛盾重重，忧心如焚。
这首诗，大概是李白针对当时朝政黑暗而发的。唐玄宗晚年沉湎声色，宠幸杨贵妃，权奸、宦官、边将擅权，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诗中“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似是讽刺这一昏暗局面。沈德潜说，这是“暗指贵妃能惑主听”。（《唐诗别裁》）然而诗人的主旨却不明说，而是通篇作隐语，化现实为幻景，以蟾蜍蚀月影射现实，说得十分深婉曲折。诗中一个又一个新颖奇妙的想象，展现出诗人起伏不平的感情，文辞如行云流水，富有魅力，发人深思，体现出李白诗歌的雄奇奔放、清新俊逸的风格。
这首诗是重阳登高即景抒怀之作，作者从戏马台的荒废，夕阳晚照联想到老境将至，好景不常，自警应该抓紧时间玩赏风光，多作好诗，不须汲汲于世俗之事。
诗的开头两句写景：“平林广野骑台荒，山寺钟鸣报夕阳。”诗句中点明了季节、地点和时间，语意闲雅。戏马台有典故。东晋末年刘裕北伐归来为宋公，驻守彭城，曾因饯送孔令辞官还乡，大会宾僚于戏马台，一时文士如谢灵运、谢宣远都有诗咏。回首过往，往日的热闹更显现今的荒凉，首句的重点就在“荒”字上，有咏怀古迹之意，见出人事代谢之感。这一联，写景叙事不仅工在形象，而且注重象外之意，“平林”句见人事代谢之感，“山寺’’句则寓时节相催之意，这种象外之意，直透三、四两句，加强了诗句之间意趣的融合。
第三四两句抒情：“人事自生今日意，寒报只作去年香。”时节易得，又是一年的重阳。每逢佳节，人们便有思亲之感；而菊报却依旧开放，还是和去年一样，送来阵阵的寒香。诗句中含有“年年岁岁报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唐代刘希夷《代悲白头翁》）的感慨。自然的规律，总是如此。
五六两句，记节日清游的情况：头巾被风吹得歪斜了，诗人更觉得清霜已侵上了鬓发。“巾欹更觉霜侵鬓”这一句暗用了“孟嘉落帽”的故事。所谓暗用，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清空无碍的叙事句，写的都像是当下即刻的事，但实际上已经暗用了某个典故。这方面杜甫做得很成功，陈师道学杜，也成功地吸取了他的这个方法。这里不但是暗用，而且是活用，也就是能从原典中翻出一种新意，别具一种风流。孟嘉落帽而不自觉，是其通脱忘怀之处，陈师道这里却“巾欹更觉霜侵鬓”，头巾从头上滑下一半，更觉霜发之多，老去的感受更强了，也更深切地感觉到时节相催。从孟嘉的帽落不觉到陈师道的“巾欹更觉”，原典的意思完全被翻转过来。下句又用了“石作肠”的典故，诗歌的语言佳妙，也有“清便富丽”的高致，就像宋广平写《梅报赋》，措词婉媚，并不碍其铁石心肠一样。另外，此联用两个典故来暗写登高赋诗，妙在隐而不露。
结尾两句：“落木无边江不尽，此身此日更须忙。”抒发游赏以后的感想。“落木”句用杜甫《登高》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句意，写傍晚登览所见的远近景象。“此身”句感叹节物如此可念，登临清赏的机会正不应放弃，而此日此身，还须忙于世务，很难得有时间，这又是十分可惜的。
陈师道作诗多学杜甫，这首也是学杜甫有得之作，瘦劲浑厚、清淡高致、内涵深蕴。
应酬节物之意，从宋人的创作观念来看，是一种比较成熟和时俗的题材，所以欧、梅、苏、黄等大诗人多不经意于此，这大概也是宋诗人去熟忌俗之旨。但陈师道的重阳诗，扫除陈言熟语，着力翻新。于前贤未到之处立意取象，却能轧轧独出，于平淡中见奇峻，可以与王维、杜甫等大家的重阳节诗咏争一日之长，此亦江西诗派“以故为新”的一种表现。
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