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两句交待自己与苏州的因缘。平平叙事,颇有民歌风味。读来似乎是庆幸自己因王程之便而得游赏吴中佳胜,实际上却是为下文翻出感慨作势。“王程”二字已微露端倪。
“半世三江五湖掉,十年四泊百花洲”。杨万里于1154(绍兴二十年)中进士,初授赣州司户,继调永州零陵萃,以后历任内外官职,奔走于江湖间,到写这首诗时,已经半世(指一个人的半生)之多;十来年间,因主程所经,曾四次泊舟于百花洲畔。这一联用秀朗工整之笔概括了自己的漂泊羁旅的生活,其中含有身世之感,但调子并不沉重,毋宁说还带有一点悠然自赏的意味。从眼前的胜游回顾半世以来的行踪,从眼前的百花洲联想到所历的三江五湖,时间、空间都延伸扩大了。这一联在对仗上句法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多用数目字成对,如“半”对“十”“三”对“四”“五”对“百”;二是上下句的句法并不同(下句的“泊”是动词,与上句的“江”为名词不同,五湖棹与百花洲也有所不同,平仄也不调)。这样一种对仗,表现出诗人的巧思,具有一种轻快流利、拗折错落的美感。
“岸傍杨柳都相识,眼底云山苦见留。”颈联承“四泊百花洲”突出自己对这一带风物的熟悉。明明是诗人认得岸旁杨柳、依恋眼底云山,却故意将景物拟人化,从对面写来,说成是岸旁杨柳都认得自己,眼底云山也依依挽留。这样写,既饶情致,又不落套。诗人对此间风物的深情也更进一层地得到表现,运用移情于物的手法,诗人将主观的情感移到事物上,反过来有用被感染的事物衬托主观情绪,使物我合一,浑然一体。
“莫怨孤舟无定处,此身自是一孤舟。”尾联承“半世三江五湖棹”从眼前泊岸的孤舟兴感,说别再埋怨孤舟漂泊不定,将自己载往三江五湖,要知道,自己原就是一只不系的孤舟。上句先放开一步,下句却透过一层,揭示了事情的底蕴。这个结尾,将“四泊百花洲”所引起的感触与联想凝聚到一点上:身如孤舟,漂泊无定,从而点明了全诗的主旨。
这是首哭祭诗。全诗依题目层层展开,首联点“西台”,次联写“哭”,三四联写“所思”。诗中表现作者对文天祥的哀痛和自己对元政权的痛恨,亡国之哀,凝聚在每个字中。
诗平平而起,先说明时间地点:正当岁末,来到西台,一轮寒日,匆匆西坠。这联诗,“知己”二字是主脑。谢翱年轻时追随文天祥抗击元兵,任咨议参军。二人互相激励,立志为国捐躯。后文天祥兵败被俘,谢翱隐居南方。文天祥死后,谢翱每年都要设位哭祭,进行悼念。“知己”二字,强调了二人的生死交谊,也唯有哭知己,才会如此伤心。诗中写的设祭时的场景,虽然是直述现实,但年是残年,台是荒台,又是黄昏时分,冷日惨淡,这样一组合,整个景物便自然地披上了浓厚的衰飒黯淡之气。于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诗人悲伤的泪水似雨点般地洒下来。
第二联写哭,以情感为趋使,发挥想象。因为他心情沉重,泪水不止,眼看着奔流的富春江,充满感伤,因此觉得前些年在苏州哭文天祥的泪水随江水入海,如今已随着海潮返回来,与现在的泪水融汇在一起。如此,自己的泪水将无休止地回返,永存世间,自己的悲悼也将永存世间。这样写,涵义很丰富,不直说现在的哭,却把现在的哭衬托得更加生动。
第三联由哭转入思。他是祭悼文天祥,自然地又忆起文天祥就义的场面。文天祥被杀时,仍然穿着宋朝的服饰,慷慨受刃。诗因此用“故衣”二字,称赞他忠诚不贰,以苌弘血化为碧的典故,歌颂他忠义浩气,与世长存。想到文天祥的遭际,他不禁仰天呼吁,无情的皇天大地,为什么如此不爱惜人才,让文天祥落得这样下场。
最后,诗由死及生,由文天祥归到自己,说自己还健在,还没到老年,但一事无成,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在这山中,写些怀悼忠臣烈士的诗篇而已。谢翱这年四十二岁,所以自称未老。然而这“未老”二字,蕴涵深义,是相对文天祥而言。故人已死多年,自己含辱偷生,内心十分伤痛,他觉得这样活着毫无意趣,恨不得早日与文天祥相会于地下,所以“未老”反而增加一重伤心、一重负担。这心思,正与清黄仲则“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相同。这两联,仍然是平铺直叙,但情感深厚。任士林说谢翱“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义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尤善叙事”(《宋遗民传·谢翱传》)。任士林如此概括谢翱诗,很有见地。
这首哭祭诗,依题目层层展开,首联点“西台”,次联写“哭”,三、四联写“所思”。诗人对文天祥的哀痛,不因为时间的推移而稍减,在悼念文天祥时,又表现了自己对元政权的痛恨,亡国之哀,凝聚在每个字中。前人以谢翱西台恸哭比之汉高祖时为田横自杀的五百门客,就是有见于谢翱对文天祥的知己之感及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而言。
感叹文天祥一木难支倾倒的大厦,从而国亡身死,是大多数遗民的共同感情,因为谢翱与文天祥的特殊关系,所以这诗所流露的情感格外深厚。需要说明的是,元政权对宋遗民悼念文天祥采取的是宽容理解的态度,当时已在元朝任职的人中,也有不少人写悼念文天祥的诗。如虞集就在《挽文丞相》诗中,对文天祥极力赞扬,并抒发“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那样的故国之思、亡国之恨。官居学士的徐世隆甚至公开说元帝的不是,指出“当今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正因为如此宽松的政策,一大批宋末遗民的爱国诗词得以保存下来。
文章第一段回忆作者与石昌言之间的亲密交往,感佩石昌言奉使强虏实现平生抱负,充满劝勉之情;第二段回顾历史情况,剖析强虏本质,指出对敌国之耀武扬威应毫不“震惧”,并举奉春君的例子说明要善于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全文语言简洁明快,文势波澜起伏,跌宕有致。
文章第一部分叙写两人的交谊,表达了对石昌言的感激、钦敬和仰慕的感情。作者以追叙的方式,通过紧密联系的两条线叙写了两人的交往与情谊:一条是石昌言科举、守官、升迁,直到以高官身负国家民族重任出使契丹的过程;一条是自己为小儿、读书、废学、感悔、苦读,后又求官京师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作者得到了石昌言的喜爱、鼓励、赞赏和肯定。所以,作者对石昌言既有亲戚之情,又有知己之情。故作者说:“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这是承接上下文的关键,是这篇文章的文眼,作者由此成功地实现了内容和情感的转变。同时,这句话本身也包含着丰富的意义。首先,它表明,石昌言才能出众,获取富贵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的幸运在于,他能够肩负国家民族的重任,出使敌国,折冲于口舌之间。其次,它戒勉石昌言,个人的富贵荣辱事小,国家民族的利益事大。此次出使,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切不可顾虑个人的生死荣辱。
第二部分紧承第一部分,阐发“有感”二字,就石昌言出使之事,表达了对石昌言的羡慕、期望、鼓励和诫勉的感情。这一部分又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层,通过叙写蜀人彭任对出使契丹时所见所闻的叙述,批评了宋朝使者和宋朝统治者对于契丹的恐惧和屈服,告诫石昌言,这不过是敌人的虚张声势之计。这一层的言外之意,实际上是批评宋王朝对于契丹的屈辱政策。第二层,以汉朝娄敬出使匈奴的史实为例,证明契丹“无能为”。当年娄敬出使匈奴,匈奴冒顿将其壮士、肥马藏匿起来,只以老弱、羸畜示人,娄敬认为这是匈奴故意示弱,建议汉朝不要攻打匈奴。刘邦不听从劝告,结果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反观现在的形势,契丹故意虚张声势,正说明它“无能为”。第三层,以孟子的话鼓励石昌言,要坚守气节,维护国威,不辱使命。孟子以一介布衣,尚能凭自己的品德和学问,傲视时君执政,而石昌言作为皇朝使者、朝廷高官、才志之士,出使一偏小之契丹国,自应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气概。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大致有以下特点。其一,结构严谨,脉络清晰。石昌言既是苏洵的亲戚好友,又是他钦慕的能为国分忧的士大夫,所以文章的前一部分抒写了个人的情谊,后一部分阐发了国家民族大义,二者和谐统一,恰切地表达了二人的关系和情谊。其二,情理兼备。这篇文章是一篇赠序,作者与石昌言既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又有共同的为国为民分忧的志趣,而石昌言出使的又是强悍不羁之虏庭,所以作者在此文中所表达的感情是丰富复杂的,有感激、钦慕,也有期望、诫勉。全文抒情意味浓厚,但相对而言,前一部分抒情意味重,后一部分说理成分多。其三,题材取舍恰当,语言得体。石昌言既是作者的亲戚和好友,又是他所钦慕的朝廷大员和才志之士,所以该文首先叙写了二人的私人情谊,然后才讨论国家政治、民族大义,不枝不蔓,恰切地反映出二人的关系。在语言表达上,第一部分言语温婉,如话家常,亲切可感。第二部分,以气运辞,慷慨激昂,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精神风貌的一个侧面。
这是小说人物林黛玉所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首联交待了海棠花生长的环境;颔联写海棠花的白与洁;颈联继续写白海棠的高洁白净;尾联写相思之情,与首句遥相呼应。林黛玉借咏颂白海棠,写出了一个热恋中的少女的心声。全诗采用了比喻、象征、拟人、设问、神话传说和直抒胸臆等多种表现手法,使得全诗生动活泼,风流别致。
林黛玉这首《咏白海棠》与薛宝钗淡而不露的风格不同,此诗淡化了现实的外部环境,突出了诗人的主体形象,写出了一个热恋中的少女的心声。首联交待了海棠花生长的环境。首句写看花人。“半卷湘帘半掩门”,看花人与花保持着一段距离,这就为下文写看花人的想象提供了条件。看花人从房内望去,看到白海棠,得到最强烈的感受就是白海棠的高洁白净,由此想象到,栽培它的该不是一般的泥土和瓦盆,“碾冰为土玉为盆”,从侧面烘染白海棠的冰清玉洁,想象别致。无怪乎此句一出,宝玉便先喝起彩来:“从何处想来!”
颔联直写白海棠,写来对仗严谨,而又天然工巧。最难得的是它不是苍白地写白海棠的白净,而是说它白净如梨蕊,这就在白净的颜色上突出了其高贵品格,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写出其有梅的精魂与风韵。“偷来”、“借得”的说法,更增添了诗句的巧妙别致。在林黛玉笔下,白海棠绝没有世俗的污浊,却有梨蕊的高洁、梅花的傲骨。白海棠的这种精神品格,其实就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林黛玉的思想性格的体现。众人看了,感受到的当然是“果然比别人又是一样心肠”。
颈联则紧承上联,以比喻笔法继续写白海棠的高洁白净。以月宫仙女缝制的白色舞衣作比喻,形容它的素白,而且形象地描绘了它的美好形态。“秋闺怨女拭啼痕”,同是比喻,感情却有变化。秋天萧瑟,又是深闺怨女,并且在“拭啼痕”,虽仍写海棠的高洁白净,带有愁戚伤感的感情色彩。这当然又是林黛玉的“别一样心肠”,写来只是“不脱落自己”(脂评),是林黛玉乖僻孤傲、多愁善感性格的流露。
尾联,笔墨重又回到写看花人,写来情景交融,娇羞默默。倦倚西风、欲诉衷肠的既可是花,也可是人,看花人与白海棠完全融为一体。不过重点应落在看花人身上。林黛玉是在托物抒情。从章法上说,“娇羞默默”、“倦倚西风”,与首句的“半卷湘帘半掩门”相呼应,照应开头,结束全篇,结构完整。从内容上看,它又是上两句感情的必然发展。它从形神两方面写出看花人亦即林黛玉的内心世界,把她寄人篱下、无处倾吐衷肠的感伤情绪刻画得极为深刻。由于林黛玉紧紧把握住了看花人与花的感情联系,诗中景中有情,情由景生,意与景浑,白海棠的形象成了林黛玉自身的象征。
林黛玉的这首诗不仅是风流别致的,亦是含蓄浑厚的,只不过白海棠形象的内涵是林黛玉鄙弃世俗、纯洁坚贞、乖僻孤傲的性格。这一点宝玉看到了,所以他对“潇湘妃子当居第二,含蓄深厚,终让蘅稿”的评论不服,提出“蘅潇二首还要斟酌”。其实,李纨、探春也是感受到了潇湘妃子诗内所含的意趣的,只是评价标准不一,她们只能推崇薛宝钗诗中那端庄稳重的形象和那种欲报皇恩、候选才人而又故作淡雅的含蓄浑厚,而不欣赏林黛玉的这样“风流别致”。这也是所谓的“道不同,不相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