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他想赴辛弃疾之邀,又不能去。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起势豪放,奠定了全文的基调。这三句用典。使风俗之气变为豪迈阔气。这里的典故,出之于《史记·项羽本纪》。这几句是想象之词,刘过设想在风雨中渡过钱塘江,来到辛弃疾的住所,觉得是一件特别痛快的事情。前三句起笔突兀,似平地而起的高楼,极具气势。
“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就在他要出发之时,却被白居易、林逋、苏轼拉了回来。“驾勒吾回”四字写出了他的无可奈何。接着词人概括三位诗人诗意,说明他不能前去的理由。作者把本不相干的三人集于同一场景进行对话,构思巧妙新奇,“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传杯”,林逋、白居易两人只顾着喝酒,对苏东坡的提议丝毫不感不趣。
下片开端打破了两片的限制,紧接着上文写白居易的意见。
“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爱东西双涧,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自居易在杭州做郡守时,写过不少歌咏杭州的诗句,其中《寄韬光禅师》就有“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之语。这六句也是化用白诗而成,用“爱”字将天竺美景尽情描绘而出,给人以如临其境之感。
“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词人化用三位诗人描写杭州风景的名句,更为杭州的湖光山色增添了逸兴韵致和文化内涵,再现了孤山寒梅的雅致与芬芳.给人美好的想象。词人笔意纵横。杂糅了涛的特点于词作之中,正是其创新之处,虽然没有正面写杭州之美,但却使我们看到了杭州的旖旎风光。不同时代的诗人跨越了时空的界限.相聚一堂。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口吻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体现出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三句顺势而出了,这里“须晴去”的“晴”字,当然与上片的“风雨渡江”遥相呼应,可当作“晴天”讲。但是,从词旨总体揣摩,它似含有“清醒”的意味,其潜台词中似乎是说自己目前正被杭州湖山胜景所迷恋,“徘徊”在“三公”争辩的诱惑之中。那么,赴约之事,且待“我”“清醒”过来,再作理会吧!这样理解,可能更具妙趣。这几句也回应开头,使全词更显得结构严谨,密不可分。
全词仅用一句将过去淡淡揭过,而以大量的篇幅写现在。说过去的事如烟云一样地过去了,说得多么的轻松,其实内涵是极其丰富的。辛弃疾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出生时,他的家乡已沦陷于金人十二年。他十五岁时即接受祖父辛赞的委托,到当时金首都去刺探军事情报,以作恢复的准备。二十一岁就聚有义士二千余人,后投入义军耿京的部队,为耿京掌书记。就在他二十二岁时,代表耿京奉表南归。在他回山东复命时,途中得知叛徒张安国杀耿京以降金,义军云散了。辛弃疾立即驰赴海州,仅以数十骑闯入金营,活捉张安国,献俘行在,一时名震朝野。四十岁即已任至湖南安抚使。他一生为了恢复祖国的统一,屡建奇功。但也因为他毕生坚持抗战,所以也为主和派所不容。风风雨雨四十年,历尽诬罔屈辱之艰辛,然而他只用“云烟”二字,写得十分轻淡。其实这淡,正是未能忘情的压抑之浓。真的淡了,那就连这“云烟”二字都不用提了。“蒲柳”是谦词,说自己经不起衰老,但同样也是不满之辞。抗战的英雄为“蒲柳”,得意的投降派倒是什么长青之松柏了。可见其慨深厚。既不得用,那么还能干点什么——最好是醉、是游、是睡。这虽不无愤慨,但对老人倒也不失是一帖安心养性的良方。
下阕,他要儿子们在农事了了之后,及时完粮纳税。他虽以方帅而退居林下,丝毫不弄特权,教育子辈不忘国家,故嘱咐纳粮宜早。剩下的要量入为出,勤俭持家。题作“以家事付之”,这种嘱咐,足见稼轩之为人。嘱咐过了,事情有了交待,但作为“乃翁”还是要管点事的。那就管管花木,管管山水。
这阕词外表写得悠闲自得,然而读者却不能不感到它骨子里正激荡着未能为国家统一大业出力的压抑不平之气。对于一下子从火热的事业中退下来的这位老人来说,宜醉、宜游、宜睡的生活态度和管竹、管山、管水的生活情趣固然是可取的,然而,他那一颗激荡的心,却不能如此安顿。所以这种悠闲所掩饰的那一番几乎使他隐了一辈子的痛苦,更令人感动。
这是一个战士休闲时的心态,是以休闲而唱出不甘休闲的变调。身闲而志不闲,这才是处于静态的战士的本色。
《诗经》中有些篇章索解不易,以致岐见纷错,此篇就是一例。
《毛诗序》称此诗的主题为“大夫悔仕于乱世也”,寻绎诗意,此诗当是一位长期奔波在外的官吏自诉情怀的作品。他长年行役,久不得归,事务缠身,忧至忡忡,诗中披露出他的复杂至情,千载之下,使人犹闻其叹息怨嗟之声。
全诗共分五章。一、二、三章的前八句都是自述其行役之苦、至怀之忧。对这八句的理解,各家基本上无甚异词。接下来则是反覆咏唱“念彼共人”,对“共人”的理解也就岐见纷呈了。“共”即古“恭”字,所谓“恭人”即恭谨之人,具体何指,诸家见仁见智,各抒己说。一种意见认为“共人”是指隐居不仕者。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引丘氏曰:“‘共人’谓温恭之人,隐居不仕者也。贤者久不得归,于是悔仕,进退既难,恐不免于祸,念彼不仕之友闲居自乐,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云:“当时必有温共静退之人劝大夫以不仕者,不从其言,故悔恨至涕泣,睠(按,即眷)睠怀顾,欲出宿而从之也。”朱熹则释为:“共人,僚友之处者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岁莫而未得归,故呼天而诉之,复念其僚友之处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归也。”(《诗集传》)朱熹的说法颇为含混。所谓“僚友”,既可理解为同僚中的朋友,也可看作是同僚与友人并提;而所谓“处”,既可解作隐居不仕,也可释为居留在朝。今人高亨则解共人为“恭敬的人,此指作者的妻”(《诗经今注》)。吴闿生则解为“‘念彼共人’者,念古之劳臣贤士,以自证而自慰也”(《诗义会通》)。
此诗的难解之处在于后二章的诗意似与前三章断为两截,难以贯通。后二章中“靖共尔位”的“共”亦当作“恭”解,那末这一句就是克尽职守之意。如果将前面的“共人”理解为忠于职守的同僚,那末后面敦劝“靖共尔位”似属多余。如果将“共人”理解为隐居不仕者,那末前面既已表示了悔仕乱世、向往归隐之意,后面又勉以恭谨尽职,自相矛盾;而且既然是退隐之士,就不可能有职可守。历来的注解都试图解决这些矛盾,使之能自圆其说,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是:后二章为“自相劳苦之辞”。《吕氏家塾读诗记》引欧阳修说云:“‘嗟尔君子,无恒安处’,乃是大夫自相劳苦之辞,云:无苟偷安,使靖共尔位之职。”吕祖谦申此说曰:“上三章唱悔仕乱世,厌于劳役,欲安处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怀归之叹。至是知不可去矣,则与其同列自相劳苦曰:嗟尔君子,无恒欲安处也。苟静恭于位,惟正直之道是与,则神将佑之矣,何必去哉!”戴溪之说与吕氏同,谓“前三章念共人而悔仕,后二章勉君子以安位”,“始悔仕于乱世,终不忍去其君,可以为贤矣”(《续吕氏家塾读诗记》)。这样的解释也许颇合于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诗教,但将后二章看作既是自勉、又是互相劝慰之词,实在是很牵强的,“自勉”云云只能是解诗者的曲为之说,因为此处说话的对象“君子”明明是第二人称的“尔”。
其实此诗与《四月》、《北山》等诗表达了类似的情感,即感慨征戍久役、劳逸不均。所谓“共人”应该是与诗人一样效命王室、忠于职守的人,因而想到他们,就会油然而生一种同病相怜、眷然怀恋之情,“涕零如雨”、“睠睠怀顾”就是这种情绪的体现。“兴言出宿”则表现诗人在怨艾之后仍起身踏上征途。“念彼共人”的复叠之词展示出诗人情感演变的轨迹:虽然忧伤孤独,疲于奔命,但对王事还是不敢懈怠,有“彼共人”作为榜样,他也只能席不暇暖,奔走四方。有了这样的铺垫,下面转入对“君子”的劝勉也就顺理成章了。揣摩诗意,这四、五两章当是诗人对在上者的劝戒。“君子”不是指一般人,而是那些身居高位的统治者。“嗟尔君子,无恒安处”实在有着无穷的感喟,在这声声敦劝中不难体会到诗人的怨嗟。“无恒安处”的言外无疑意味着这些“君子”的安居逸乐,它和诗人的奔波劳碌、不遑宁处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劝勉这些“君子”勤政尽职,正说明他们未能像“共人”那般一至为社稷黎民操劳。“神之听之”的声声祝愿中不能说没有告诫的弦外之音在回响。
这首诗采用赋体手法,不借助比兴,而是直诉胸臆,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娓娓道来,真切感人。诗中既多侧面地表现了诗人的内至世界,又展示了他至理变化的轨迹,纵横交织,反覆咏唱,细腻婉转。可以说这首诗与《北山》诗同样表现了不满上层统治者的怨情,但它不像《北山》那样尖锐刻露、对比鲜明,它的措辞较为委婉。
这首词的前两句“纤月黄昏庭院,语密翻教醉浅”是对往日感情的回忆。那个时候,正好是黄昏,一轮新月笼罩整个庭院,虽然没有落霞孤鹜,却有长天秋水。词人十有八九是因为心有牵绊,所以就借酒消愁,但是恋人却翩然而来,悦然相伴,说着绵绵的情话,情意真是缠绵,原本浓浓的醉意都被这些缠绵给驱散到九霄云外了。这回忆的甜美,如饮醇醪。这大概是那些富贵人家原本就有迟眠晏起,俾昼作夜的好习惯,况且纳兰性德是个公子,白天要在书房读书,要学习骑射,放学归内时,差不多天色已晚,因此所写诗词都以“夜景”居多。
后面一句“知否那人心”把词人从美好的回忆里带到了残酷的眼前。真不知道离别后,恋人心里怎么想,说不定早就把自己忘了,虽说“旧恨新欢相半”,事实上很有可能迷上新欢,而忘记旧恨。这里仿佛句句都是埋怨的语气,声声都是质问了。有道是多情自古空余恨,埋怨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词人只好幽独孤单,相思彷徨,以泪洗面而不能入睡。
““红泫”二字足以看出纳兰性德思念之孤楚。描写恋人约会只用了“纤月黄昏庭院”六个字,描写被抛弃的悲哀也只用了“珊枕泪痕红泫”,可以说简约精练到了极点。整首词词人之悲伤已自不待言,然而亦是空惆怅,徒奈何,所以只能对浩渺苍天发一声:谁见?谁见?以决绝之问收尾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