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因为不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就用他的兵器“大铁椎”来代替。文中以细腻生动的手法,刻画了一位有识见、有气节、精武艺、识文墨,使用铁椎的大力士的“异人”的形象,描写出这样一个英雄人物,本可大有作为,在当时却所遇不合,无用武之地,只能去与响马决斗的可悲境遇,透露出作者对明朝亡国君臣的不满,抒发了他的亡国之痛,表达了作者希望有人起来“抗清复明”的爱国思想。
《大铁椎传》属于作者所谓“布衣独行士”传。铁椎(chuí),古兵器。传主姓名无考,十分勇武,以其兵器来命名。传文主体部分采用传中特定人物的视点,叙写传主的非常相貌、诡秘行动、搏斗场面,活现一位隐身民间的豪侠形象,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致。结末论赞亦留有不尽之意。
文章一篇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传记,作者善于层层设疑,读来引人入胜。但直到文章结尾,仅知道传主是个身灿绝技的人,至于他为什么来找宋将军,为什么后来又说宋将军“不足用”,则讳莫如深。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写这个人物是有所寄托的。宋将军陪衬出了大铁椎的性格特点,“宋将军”也暗指当时那些沉寂的明朝旧臣,徒有虚名,没有勇气和力量起来反抗。
传记的语言十分简练,但读者任依然能够从外貌、语言、行动等方面感受到主人公豪爽而深沉的性格。大铁椎前来拜访宋将军,目的是结交能够干大事的真正英雄。待他细心观察发现宋将军武艺平庸、缺乏胆识后,就果断做出了“皆不足用”的结论,决定告辞,这是他深沉性格的一面。
全篇以星夜决斗这一部分写得最为精彩。写环境: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突出了决斗的肃杀气氛。写来者之多,武器之盛,步齐环集,声势浩大,越发衬出“大铁椎”的勇敢。而那个“工技击”、有虚名、挺自负的宋将军,在一旁看着,竟吓得不敢喘大气儿,俩腿哆嗦几乎要跌下来。这一描写更从侧面衬托出“大铁椎”的勇猛过人。正面描写他奋椎挥击,人马四面扑地。寥寥几笔,就把他过人的神力、高强的武艺、豪迈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洗儿,旧时风俗,婴儿出生三天或满月,亲朋集会庆贺,给婴儿洗身。苏轼当年得子,“洗儿”之外,赋《洗儿诗》一首。这首诗语言浅白易懂,虽然仅28个字,情感却跌宕起伏,表面上是为孩儿写诗,而实际上既讽刺了权贵,又是“似诉平生不得志”。
苏轼宋仁宗嘉佑二年中进士,曾任凤翔判官、殿中丞等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为杭州等地方官。后因写诗讽刺新法,被捕回京,入御史台狱,释放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时,召为翰林学士。后又出知杭州,而后一再遭贬,先后贬到惠州、琼州、昌化。宋徽宗即位大赦,被召回京,病死在常州旅舍。
苏轼是诗词文俱佳的大文豪,他的作品讲究炼词炼意,这首七绝也是如此。一个“望”字,写尽了人们对孩子的期待;一个“误”字,道尽了自己一生的遭遇。诗中几处转折,情味全在其中。愚鲁的人该无所作为,但却能“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的牢骚全在这些转折中。
苏东坡《洗儿诗》短短四句,语气戏谑,基调反讽,实乃事出有因。“人皆养子望聪明”,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只是苏轼本人仕途受大挫,痛定思痛。“我被聪明误一生”也是实情。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又在诗文中讥讽“新进”,被对方构陷入狱。一场“乌台诗案”,震惊朝野,幸有元老重臣营救,苏轼才免得一死,贬谪黄州。在黄州期间,侍妾朝云为苏轼生下一个男孩儿,《洗儿诗》即为此男孩儿而作。刚刚经历一场大磨难,诗人“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一点不难理解。“公卿”还是要当的,只是希望“无灾无难”而已;“愚且鲁”不过是件外套,大智若愚才是内核。苏轼此愿,实在是有感而发,绝非无病呻吟。
明代文学家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载身居杭州一位先辈瞿存斋写过一首诗。“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笔端花与胸中锦,赚得相如四壁空。”反《洗儿诗》意,一目了然。郎瑛以为,瞿氏“自慨不露圭角,似过东坡”。显然是嫌苏轼诗过于直白。明代杨廉也有意与苏轼唱反调,“东坡但愿生儿蠢,只为聪明自占多。愧我生平愚且鲁,生儿哪怕过东坡。”清人褚人获评论杨诗,说虽属戏作,总不如少陵所云“有子贤与愚,何必挂怀抱”为旷达也。明末清初文学家钱谦益写《反东坡洗儿诗》,跟苏轼一样直抒胸臆。“东坡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但愿生儿狷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
这首诗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失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