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将午睡醒来、由恍惚到清醒的瞬间感受和心理的复杂变化描写得淋漓尽致。诗的首句写春日午睡时将睡未睡的感觉，“花前”点出是春天季节，又照应下句的“红影”；“簟欲流”既指卧席波浪形的花纹，又指竹席光滑清凉如水，睡意朦胧间，仿佛感到竹席变成了缓缓流动的波浪，十分惬意。次句写睡醒之感，这一觉睡得舒适漫长，醒来时只见花影投射到帘钩之上，正午花影最短，不会遮住帘钩，故而可看出此时日光已经西移，“催”字表达出惊讶时光过得飞快的心理感觉，又从侧面形容梦之酣畅。
三、四句写醒来后心理的落差和变化，醒来耳中听得鸟鸣，却怀疑美梦正是被鸟鸣唤醒，寻声望去，似乎鸟儿也在窥望自己，于是主观感情倾向认为是鸟儿有意唤醒自己，心头生起一种惆怅之感，再往远处眺望，一水之隔的青山映入眼帘，于是愁绪变得更无穷无尽了。“青山”在这里可说是现实生活的象征，因为它稳定不变并朝夕与自己相伴，看到它，才意识到令人迷恋的梦已飘远，思绪猛然回到现实中，定叫作者愁肠宛转。
理想和现实是人类永无休止的矛盾：人类不断地追求美好的理想，但和现实总有极大的差距：人类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但永远不可能到达完美的理想境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尽地追求和自我完善的历史。无论是美好的“悠扬梦”，还是象征意义上的“隔水山”，都是以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矛盾冲突的心境构成了审美境界。这种审美境界因符合人类心理深层中的企恋心态，而获得了审美的普遍性和永恒性。
再从艺术上看，“悠扬梦”给人以美的朦胧感，“隔水山”则展示了美的距离感。从审美的欣赏角度看，朦胧感和距离感有助于增强关感。加上句法新颖，对仗工整，声情和语意浑然一体，令人击节叹赏。
当然，此诗的前二句也是相当出色的，如“簟欲流”、“日催红影”，或写出幻觉中的动感，或将太阳拟人化，炼字琢句新鲜独创，雅丽精绝。全诗转折自然，委婉含蓄，体现一种整体的美，令人味之不尽。
杜甫的《佳人》既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又体现了诗人的主观寄托。诗中人物悲惨的命运与高尚的情操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既让人同情，又令人敬佩。诗人用“赋”的手法描写佳人悲苦的生活，同时用“比兴”的手法赞美了她高洁的品格。全诗耐人寻味，感人肺腑，能强烈地引起读者的共鸣，是杜甫诗中的佳作。
全诗分三段，每段八句。第一段写佳人家庭的不幸遭遇。第二段，佳人倾诉被丈夫抛弃的大不幸。第三段，赞美佳人虽遭不幸，尚能洁身自持的高尚情操。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开头两句点题，上句写其貌之美，下句写其品之高。又以幽居的环境，衬出佳人的孤寂，点出佳人命运之悲，处境之苦，隐含着诗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慨叹。以上四句是是第三人称的描状。
“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从此处以下转为第一人称的倾诉，语气率直酣畅。当年安史之乱，长安沦陷，兄弟们惨遭杀戮。官位高也没有什么用，他们死后连尸骨都得不到收殓。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安史叛军攻陷长安。“官高”呼应上文的“良家子”，强调绝代佳人出自贵人之家。
“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这四句托物兴感，刻画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宋代的刘辰翁评论说：“闲言余语，无不可感。”“转烛”，以风中的烛光，飘摇不定，比喻世事转变、光景流逝的迅速。
“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诗人以形象的比喻，写负心人的无义绝情，被抛弃的人伤心痛苦。在佳人倾诉个人不幸、慨叹世情冷漠的言辞中，充溢着悲愤不平的情绪。一“新”一“旧”、一“笑”一“哭”，强烈对照，被遗弃女子声泪俱下的痛苦之状，如在目前。夜合花朝开夜合，所以说“知时”。鸳鸯则多雌雄成对，生活在水边。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这几句似悲似诉，佳人自言自誓，有矜持慷慨、修洁端丽之意。同时，可见佳人居家环境的简陋清幽，生活的清贫困窘。浦起龙评论说：“这二句，可谓贞士之心，化人之舌，建安而下无此语也。”它出自《诗经·小雅·四月》：“相彼泉水，载清载浊。”但在这首诗中，有多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或以新人旧人为清浊，或以前华后憔为清浊，或以在家弃外为清浊，或以守贞为清、改节为浊。还有人认为：佳人以泉水自喻，以山喻夫婿之家，意思是妇人为夫所爱，世人便认为她是清的；为夫所弃，世人便认为她是浊的。另一种解释是佳人怨其夫之辞。人处空谷幽寂之地，就像泉水在山，没有什么能影响其清澈。佳人的丈夫出山，随物流荡，于是就成了山下的浊泉。而她则宁肯受饥寒，也不愿再嫁，成为那浊泉。这就像晋代孙绰《三日兰亭诗序》所说的那样：“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非以停之则清，混之则浊邪？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
“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末尾几句以写景作结，刻画出佳人的孤高和绝世而立，画外有意，象外有情。在体态美中，透露着意态美。这种美，不只是一种女性美，也是古代士大夫追求的一种理想美。诗句暗示读者，这位时乖命蹇的女子，就像那经寒不凋的翠柏、挺拔劲节的绿竹，有着高洁的情操。诗的最后两句，为后人激赏，妙在对美人容貌不着一字形容，仅凭“翠袖”、“修竹”这一对色泽清新而寓有兴寄的意象，与天寒日暮的山中环境相融合，便传神地刻画出佳人不胜清寒、孤寂无依的幽姿高致。
这首五言古体诗，从开篇一路下来，都是“说”，到了结尾两句，才以一幅画面忽然结束。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没有拿一个结局去迁就读者的胃口，而是用一个悬念故意吊着读者的胃口。读过这首诗的人，一闭上眼睛，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位绝世美貌却格外不幸的佳人，在秋风中，在黄昏里，衣裳单薄，孤伶伶地站在那里，背靠着一丛竹，眼里流露着哀愁。
在古代，以弃妇为题材的诗文不乏佳作。如《诗经》里的《卫风·氓》，汉乐府里的《上山采蘼芜》等，而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写被废弃的陈皇后，其中“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娱”两句，正是杜甫《佳人》诗题的来源。杜甫很少写专咏美人的诗歌，《佳人》却以其格调之高而成为咏美人的名篇。山中清泉见其品质之清，侍婢卖珠见其生计之贫，牵萝补屋见其隐居之志，摘花不戴见其朴素无华，采柏盈掬见其情操贞洁，日暮倚竹见其清高寂寞。诗人以纯客观叙述方法，兼采夹叙夹议和形象比喻等手法，描述了一个在战乱时期被遗弃的上层社会妇女所遭遇的不幸，并在逆境中揭示她的高尚情操，从而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菩萨蛮·宿水口》是宋末词人洪瑹于途中投宿水口（今安徽省来安县水口镇）之时，即景抒情，写下的抒发羁旅幽思的小词。这首《菩萨蛮》，上阕重在写景，下阕重在抒情，符合一般小令的结构规律。在整个词中，词人的感情是有发展变化的，非平铺直叙的作品所能及。
起首“断虹远饮横江水，万山紫翠斜阳里。”二句写远景。雨后初晴，一道断虹斜插于东南方的长江之上，在夕阳落照之下，千山万水，一片紫翠。“系马短亭西，丹枫明酒旗”。两句转写投宿，兼及近景。短亭，古时修于官道旁；以供行人休息的亭子，大凡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系马短亭西”，说明客舍就在此近旁：“丹枫明酒旗”，说明客舍兼营酒水。短短四句，恍如一幅画卷，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色彩绚丽，诗意盎然。词人好象手握一枝调色彩笔，精心构画，于是画面上出现了红黄橙绿青蓝紫的彩虹，紫中带翠的山岭出现了，青旗（酒旗色青，亦称青旆）、红枫也出现了“断虹远饮横江水”中的“饮”字，带有“追琢”的痕迹。况周颐说：“词太做，嫌琢；太不做，嫌率。欲求恰如分际，此中消息，正复难言。”（《蕙风词话》卷一）可见他不是反对追琢，而是反对“太做”，即追琢过分。若“恰如分际”，这种追琢还是必要的。复有“明”字，青旗、红枫，判然可见，色彩明丽。
下阕抒写客居此地的孤独之感。换头“浮生常客路，事逐孤鸿去。”二句，谓词人奔走仕途，一事无成。“浮生”语出《庄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词人这里借用，表示了对仕途的厌倦。“事逐孤鸿去”，大概是说往事不可追寻，已逝之时光亦不能再返，感慨至深，故亦真挚感人。结尾“又是月黄昏，寒枫人闭门。”二句饶有韵味。从时间上看，上阕写夕阳时候，提到山犹染紫；这里说“月黄昏”，则已暮色苍茫了。其上着以“又是”二字，说明词人在外不知漂泊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尝尽了千愁万苦。时已云暮，词人只有点上寒枫，闭门独坐而已。唐人马戴《灞上秋居》诗有句云“寒枫独夜人”，词境似之，但换用“人闭门”三字，则变成有我之境，与李重元《忆王孙。春景》词的结句“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首《菩萨蛮》，上阕重在写景，下阕重在抒情，符合一般小令的结构规律。但前后对比，又有明显的映照作用：开始时词人远眺断虹饮水，斜日含山，心情比较平静、舒畅；结尾时闭门独坐，孤枫相伴，自然产生抑塞无聊之感。因此在整个词中，词人的感情是有发展变化的，非平铺直叙的作品所能及。
柳宗元青年时代就立下雄心壮志，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向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他25岁时已是“文章称首”的长安才子，刚考中了博学弘辞科，又与礼部郎中杨凭之女新婚，逐步成为文坛领袖，政坛新锐。在其后的几年里，柳宗元又成为了当时皇帝的老师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坚分子，以热情昂扬、凌励风发的气概，准备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开元”的抱负。然而，由于顺宗皇帝李诵即位时就已经中风，说话为不清楚，虽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与藩镇势力强大，所以革新只实行了几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元和四年八月，反对革新的太子李纯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贬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改贬永州司马。当时同时被贬的包括刘禹锡等人共有八位，史称“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的失败对政治上踌躇满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击，但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时的永州“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顿惊且伤”，相当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所谓的“永州司马外置同正员”，其实是个编制外的闲职，没有官舍为没有具体的职务。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庙，未及半载，母亲为逝世了。除了精神上抑郁悲愤，正当壮年的柳宗元身体为越来越差，诸病缠身，虚弱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给了柳宗元很大的慰藉和寄托，他很快从悲观与失意中振作起来，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并和田翁农夫相交，远离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回归到田园诗意般的生活，他认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样的为世人所遗弃和漠视，写出了许多千古传诵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评价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说：“炎难为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确实，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伤的十年，却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和哲学思想全面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为是我国游记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艺术魅力历久弥新。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枪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逾石而往是昌蒲掩映、鲜苔环周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北曲行，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笔笔眼前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作者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公人格美的艺术写照，物我和谐，汇成一曲动人心弦的人与自然的交响华章。
《旧唐书·柳宗元传》说，柳宗元“下笔构思”，“精裁密致，璨若珠贝”。精裁密致可以概括《永州八记》结构之美。8篇游记，整体构思，一气贯通。文章以西山之怪特开始“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发笔，通过对西山周围山水景致的描绘，袁家渴附近山水小景的刻画，最后，到《小石城山记》向苍天发出“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的质问，对整个八记作结。8篇游记每篇多各以不同的方式与上篇相关联，前后呼应，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艺术整体。如前四篇，首篇写了西山宴游之后，第二篇就以“钻拇潭在西山西”起笔，自然衔接，毫无斧凿的痕迹；第三篇又以“潭西二十三步”发端，同上篇相连；第四篇则以“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开篇。这就以西山为起点，向西出游，接连出现了三处胜景，一处连一处，一景接一景，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更令人折服的是，八记前后四篇相隔三全夕久，而作者巧妙组合，犹如一气呵成，毫无间隔之弊。
文章开头先交待了子产写这封信的背景。当时晋国为盟主，范宣子（士匄）为中军将，主持晋国政事。在范宣子执政时，加重征收诸侯对晋国贡献的财物。郑国也以此为患。公元前549年2月，郑简公到晋国朝会，郑大夫子西陪同前往，子产让子西捎带书信，以劝告范宣子。
信的开头故作危激之论：“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没有听说您有什么美德，只听到了您加重了各国缴纳的贡物，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子产作为小国的大夫。写信给盟主国的执政竟然如此不客气，指出范宣子执政时“不闻令德”，“而闻重币”，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子产故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范宣子的重视。
子产在信中说：“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美好的声誉。如果把诸侯的财物都集中到晋国的王室，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您私自占有，晋国的人民就会离心。诸侯有了二心，晋国的盟主地位就会动摇；晋国人民不信任您，您也不能保家。不要再执迷不悟，要这些财物也没有什么用。”子产从“令德”推出“令名”，点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君子长（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称霸的大国压榨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暴政，它必然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子产警告范宣子，压榨过重，将使诸侯不满，人民离心，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范宣子将处于既不能保国又不能卫家的境地。如果家破人亡，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就没有用了。既然贪敛财物危害甚大，就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子产继续写道：“好的声誉，是传播美德的车子；美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有了牢固的基础，国家才不会崩溃。还是努力追求美德吧！在位者有美德，人民就快乐，人民快乐，国家就能保持长久。《诗经》中说：‘君子乐和有德，就能奠定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啊！《诗经》中又说：‘上天看着你，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有美名啊！用宽宥谅解的精神来发扬美德，那么好的名声就能像车载一样传播，因此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安居。您是宁可让人家说‘您实在是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的血汗来养活您自己’。大象因为有了象牙而毁了自己，这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
子产这一席话酣畅淋漓，进一步阐发了“令名”与“令德”的作用，从“令名”又推回“令德”，反复阐述，不惮其烦。他说，美名是装载美德的工具，美德则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依靠这个基础才不致崩溃。在位的执政者如发扬美德，就会声名远播，“远至迩安”。子产认为，具有美德的人绝不会贪重币帛，他尖锐的指出：“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究竟让诸侯国由于盟主采取宽厚政策而心怀感激，还是让诸侯国受尽压榨而心怀怨恨，从而动摇晋国的盟主地位。不言而喻，聪明的执政者一定会采取前一种政策。子产最后用大象因为自己的牙齿贵重而给自身招来祸患的比喻，警告范宣子：不要因为采取贪重币帛的短视政策而给晋国带来灾难。
子产的信收到了效果，范宣子看了信以后很高兴，于是就减轻了诸侯的贡品。
子产致范宣子的这封信立意高远，持论正大，信中虽有危激之语，但并非危言耸听。子产站在为晋国和范宣子个人谋划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和家族赖以存亡的道德基础，并为范宣子描绘了一幅道德基础崩溃后国亡家败的图景，不由范宣子不信服。“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文笔矫捷雄健，如江河奔流，势不可遏，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子产的信中还巧妙设喻，以加强自己的论点。如“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将声誉比喻成装载美德的车子，将美德比喻成国家大厦的基石，既形象生动，又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其“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更是紧紧扣住文章的主题，阐明了君子为政不能贪贿，贪贿只能招来祸患的深刻道理。子产信中还恰当地引用了《诗经》中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良好的艺术效果。
子产的这封信中，还采用了对比的写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力。整篇文章都以对比的手法阐明“重币”与“轻币”的不同后果，说明“令名”与“令德”的关系，以印证“重币”之害。写“重币”处，作危激语；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层次井然，褒贬分明。信中“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对比强烈，令人警醒。
子产这封书信，虽然持论堂堂正正，但由于注意引文长短交替，顿挫有致，并多方设喻对比，援引《诗经》，所以丝毫不使人感到枯燥和说教的气味。子产以其严密的推理和精警的语言使范宣子倾心受谏，减轻了各诸侯国的负担。《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堪称是先秦书信散文的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