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国维写词刻意求新,这首词可以说是一篇代表之作。它的新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词中写出了诗的格调和意境,二是在咏雁的旧题材中写出了前人没有写过的新内容。
古代的咏雁词,像张炎的《解连环》、元好问的《摸鱼儿》,也借对孤雁的伤感暗寓亡国之痛,但他们抒发主要是个人的悲哀,或者说至多是由个人遭遇引起的对国家的悲哀,而王国维这首词不同,它是一种沉甸甸的社会历史感,有一种生存竞争带来的血腥气味。可以说是一种洞察人类社会的眼光及由此而生的恻隐之心。这种哲人式的悲哀是王国维诗词中所特有的,在这首词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天末同云黯四垂”预示首大雪将临的同时云彩已经在天边密布,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这是环境渲染,给人一种灾难将临的暗示。“失行孤雁逆风飞”又在说一个生灵不屈不顾风雪将至的危险仍独自在空中飞翔。仅此两句,已不同于前人常写的那些传书的雁或惊弦的雁。作为喻体的雁,逆风而飞目的是要寻找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躲避即将到来的风雪。然而“江湖寥落尔安归”又在说严寒的冬天,江湖中已经没有适合雁子栖息的芦塘。
接着王国维在下半阕一转,没有接着写那些沉甸甸的东西,而是忽然变换了观察角度。“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一改上半阕的紧张、寒冷的气氛而变为轻松、温馨。这两句是对仗,上一句写射雁者的技艺和风采,下一句写殷勤体贴的妻子。当我们想到这血淋淋的“落羽”和“欢宴”中的佳肴正是那倔强的孤雁时,所有的轻松和温馨就全变成了沉重和寒冷了。但作者还嫌不够,又加了一句“今宵欢宴胜平时”。
此词诉离别之苦,但基调是积极、健康、明朗的,上片全以景物写人,下片全以虚拟语气达意,写得快捷豪爽,洋溢着若干乐观色彩,塑造了一个深沉执着、热情爽朗而又绻绵多情的女性形象。
上片单刀直入,直陈其事后情景合写,亦物亦人,极缠绵吞吐之能事,通过落花成阵、雨外春山、水边杨柳三景勾勒出别离场景,渲染、烘托、反衬主人公的惜别心理,缠绵感人。暮春季节,细雨漾漾,落红阵阵,江畔青山低眉,主人公伫立在依依的柳枝旁,满怀愁绪,一往深情地凝视着渐行渐去的船帆。开篇即揭明本旨:“销魂时候,正落花成阵,可人分手。” 花的鲜艳和娇嫩,象征着青春的美好;花的殒落与枯萎,则意味着时光的流逝与生命的消歇。花落而成阵,纷纷扬扬,不可遏止,则更意味着一个诗一般的芳菲世界的覆灭,更有一种悲剧感。通过写落花成阵的萧瑟时节主人公与自己所爱的人匆匆分襟把“销魂”的意蕴写足。其中,“销魂时候”一句不仅鲜明集中地点出了主题,且暗含着一股伤感黯然的感情,使此词一开篇就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再加上“可人”登舟,送者黯然销魂之状跃然纸上。接着的“落花成阵”既交代了送别的时间,又以暮春花落的客观环境为陪衬,渲染了“销魂”时节落寞感伤的气氛。紧接着,词人以“纵临别重订佳期,恐软语无凭,盛欢难又”点明了主人公感伤恨别的原由,这种坦率真实的表露,显露了主人公对“可人”的深重的感情,使离情显得更真切动人。其中,“重订佳期”表明佳期的拟定已经不是第一次,临别之前,盛欢之际,二人便把下一次的幽欢佳会订下了,而临别之时又重订期,则表明心迹之一如既往,态度之弥加坚定;“临别”之前冠以“纵”字则透出一种无法把握命运的忧虑。“纵”字和“恐”字,一纵一收,笔势天矫,真切而生动地描绘了有情人心理上的一次大的波动。至此,离别的苦痛已基本写尽,下文笔锋再转,由直陈其事变为景物摹写,且使满腹别情具象化。为了更强烈地表达这种感情,词人在继而融情于景,给主人公周围的景物都染上了丰富的感情色彩。“雨外春山,会人意、与眉交皱。”蒙蒙细雨后面的春山,仿佛深谙离人的愁苦,也如眉峰颦蹙。分明是自己愁怀难遣,却以为青山也充满着离愁别剐恨;分明是自己愁眉紧锁,却以为青山也眉结不开。这种移情手段的娴熟运用,把主人公的愁绪写得更形象而丰满。这里,词人翻用“眉如春山”而成“雨外春山,会人意、与眉交皱”,让原本无感的青山与主人公共怀愁绪;因杨柳挡住视线,而对当年手栽之柳产生怨恨之情,更突出了送别时情感的热烈与真切。这样,客观环境与人的主观情绪高度融合起来,主人公的内心感情得到了充分的表露。无论“销魂”也好,惶恐也好,皱眉也好,都不能改变离别的既成事实,于是主人公的情绪更趋激越,由愁而至于恨:“望行舟渐隐,恨杀当年,手栽杨柳。”主虽无理之极,却情真意切。这是因为虽然柳丝万条,却无法挽住“可人”的行舟,只好任其远去,直至最后消失在视线之外。三句警动异常可谓“无理而妙”。
下片承主人公的忧虑而来,紧扣题旨,全写离情,由执着而洒脱,境界顿宽,极变化腾挪之能事,但没有极力铺叙离别的寂寞凄凉和伤感苦楚,反而以别离时主人公安慰对方、劝他来信、望他明年来游三事表达主人公未别先盼再会的急切情怀,描绘出一个痴情专一但积极开朗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坚贞诚信和积极执着,这是全词的基调。过片似是自我解慰,从爱情的哲理思索中宽慰离别之苦。“别离事,人生常有,底何须为著,成个消瘦?”人生有合即有离,有聚即有散,离合聚散,自古皆然,不必耿耿于怀而把自己折磨得这般消瘦。既然离别是一种普遍的人生体验,那么就该达观一些,洒脱一些。接着的“但若是”三句,承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之意,语极旷达而真挚,于愁山恨海之外另开一境,令人心情为之豁然开朗:在“别”字面前,主人公不再消极伤感,而是积极等待。她坚信双方的感情是深厚坚实的,她忠实于自己的感情,发誓“便海角天涯,等是相守”。真正的爱情并不会为千山万水所隔断,只要彼此之间的感情不被流逝的岁月所冲淡,空间的距离是可以由心灵来弥合的。即便是身处海角天涯,也如同耳鬓厮磨、长相厮守。接下来,词人又以率直明快的句子表达了主人公的希望,用“潮水西流,肯寄我,鲤鱼双否”表现了主人公殷切的期望。最后以主人公对重逢的企望作结,突出了她对炽热爱情、对往日欢乐的珍惜与回味,衬托出了如今惨别的凄苦与愁怨,也减少了许多临别的凄惶,增加许多亮色,使人精神也为之振作,从悲苦的离愁中暂时脱身而出,沉缅于绚丽的憧憬之中,。
全词曲曲折折,婉转尽意,虚虚实实,巧妙传情,语言自然而妥溜,明白而家常,朴素而无华,内涵却颇丰厚,表现手法亦多变化,句句有深味,字字带真情。
这首《韩干马十四匹》则是七古中的题画名篇这首诗前十二句分写十六匹马(诗题为十四匹,有意),时分时合,夹叙夹写,穿插转换,错落有致。写了十六匹马,然后点题。第十三句“画马真是马”,得马之神,是对韩干的高度赞同。第十四句是自赞,作者对自己的诗作充满了信心。作者自赞之意在引出末二句议论:世无伯乐、韩干,则虽有韩干画马之才,虽有为韩干画马之才之人题诗传神之功力之人,亦将无所得其用,可作多种联想。
诗题标明马的数目,但如果一匹一匹地叙述,就会像记流水帐,流于平冗、琐碎。诗人匠心独运,虽将十六匹马一一摄入诗中,但时分时合、夹叙夹写,穿插转换,变化莫测。先分写,六匹马分为三组。“二马并驱攒八蹄”,以一句写二马,是第一组。“攒八蹄”,再现了“二马并驱”之时腾空而起的动态。“二马宛颈鬃尾齐”,也以一句写二马,是第二组。“宛颈”,指曲颈。“鬃尾齐”,写了二马高低相同,修短一致。诗人抓住这两个特点,再现了二马齐步行进的风姿。“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两句各写一马,合起来是一组。“任”,用的意思。一马在前,用前腿负全身之重而双举后蹄,踢后一匹;后一匹退避,长声嘶鸣。大约是控诉前者无礼。四句诗写了六匹马,一一活现纸上。
接着,诗人迅速掉转笔锋,换韵换意,由写马转到写人,以免呆板。“老髯”二句,忽然插入,出人意外,表面上与题画马的主题无关。方东树认为这两句是“议”(议论),而不认为是“写”(描写),看作表现了“闲情逸致”的“文外之文”,离开了所画马的本身,这都不符合实际。至于这两句在章法变化上所起的妙用,他讲得很中肯;但实际上,其妙用不仅在章法变化。第一、只要弄懂第三组所写的是前马踢后马、后马退避长鸣,就会知道“奚官”之所以“顾”,正是由于听到马鸣。一个“顾”字,写出了很多东西。第二、“前身作马通马语”一句,表面上是“议”,但其实,“前身作马”,是用一种独特的构思,夸张地形容那“奚官”能“通马语”;而“通马语”是特意针对“一马却避长鸣嘶”说的。前马踢后马,后马一面退避、一面“鸣嘶”,“奚官”听懂了那“鸣嘶”的含义,就对前马提出警告。可见“通马语”所暗示的内容也很丰富。第三、所谓“奚官”,就是养马的役人,在盛唐时代,多由胡人充当。“老髯”一词,用以描写“奚官”的外貌特征,正说明那是个胡人。更重要的一点是:“老髯奚官骑且顾”一句中的那个“骑”字,指出“奚官”的胯下还有一匹马。就是说,作者从写马转到写人,而写人还是为了写马:不仅写“奚官”闻马鸣而“顾”马群,而且通过“奚官”所“骑”,写了第七匹马。
以上两句,把画面划分成前后两大部分;又以“奚官”的“骑且顾”,把两大部分联系起来,颇有“岭断云连”之妙。所谓“连”,就表现在“骑”和“顾”。“奚官”所骑,是十六马中的第七马,它把前六马和后九马连成一气。“奚官”闻第六马长鸣而回顾,表明他原先是朝后看的。之所以朝后看,就因为后面还有九匹马,而且正在渡河。先朝后看,又闻马嘶而回头朝前看,瞻前而顾后,整个马群,都纳入他的视野之中了。
接下去,由写人回到写马,而写法又与前四句不同。“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八马饮水,微流吸入唇吻,发出汩汩的响声。一个“后”字,确定了这八匹与前七匹在画幅上的位置:前七匹,早已过河;这八匹,正在渡河。八马渡河,有前有后,于是又分为两组。“前者既济出林鹤”,是说前面的已经渡到岸边,像“出林鹤”那样昂首上岸。“后者欲涉鹤俯啄”,是说后面的正要渡河,像“鹤俯啄”那样低头入水。四句诗,先合后分,共写八马。
“最后一匹马中龙”一句,先叙后议,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周礼·夏官·庾人》说:“马八尺以上为龙。”说这殿后的一匹是“马中龙”,已令人想见其骏伟的英姿。紧接着,又来了个特写镜头:“不嘶不动尾摇风。”“尾摇风”三字,固然十分生动、十分传神;“不嘶不动”四字,尤足以表现此马的神闲气稳、独立不群。别的马,或者已在彼岸驰骋,或者即将上岸,最后面的,也正在渡河。而它却“不嘶不动”,悠闲自若,就因为它是“马中龙”。所谓“蹄间三丈是徐行”,不担心拉下距离。
认为“据公诗马十四匹”的王文诰,既没有发现“奚官”所“骑”的那匹马,又搞混了这“最后一匹”马。他说:“此一匹,即八匹之一,非十五匹也。”其实,从句法、章法上看,这“最后一匹”和“后有八匹”是并列的,不能说它是“八匹之一”。
十四匹马逐一写到,还写了“奚官”,写了河流,却一直未提“韩干”、也未说“画”。形象如此生动,情景如此逼真,如果始终不说这是韩干所画,读者就会认为他所写的是实境真马。然而题目又标明这是题韩干画马的诗,通篇不点题,那是不妥的。所以接下去便点题。归纳前面所写,诗中得出了“韩生画马真是马”的结论。“画马真是马”,这是对韩干的赞词。而作者既赞韩生,又自赞,公然说:“苏子作诗如见画。”到下面两句,才表明作者之所以既赞韩生又自赞,是为全诗的结尾作铺垫。韩生善画马,苏轼善作画马诗;从画中,从诗中,都可以看到真马,看到“马中龙”。可是,“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意思是,世间没有善于相马的伯乐和善于画马的韩干,连现实中的骏马都无人赏识,又何况是画中的马、诗中的马。既然如此,韩生的这画、苏轼的这诗,还有谁去看呢?两句诗收尽全篇,感慨无限,意味无穷。
全诗只十六句,却七次换韵,而换韵与换笔、换意相统一,显示了章法上的跳跃跌宕,错落变化。
这首诗的章法,前人多认为取法于韩愈的《画记》。如洪迈《容斋五笔》卷七和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都这样说。这种说法没有错,但这首诗穷极变化,不可方物,更多的是受了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的启发。
“幸与松筠相近栽,不随桃李一时开。”欲写迎春,却落墨于松竹、桃李,曲笔有致。松竹皆岁寒不凋、翠叶常青。迎春则能“带雪冲寒折嫩黄”(韩琦语),最先点缀春色。因而它友于松竹,与纷艳一时的桃李不能同日而语。自古来文士都视松竹为坚贞高洁的象征。陶潜谓:“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白居易则“植竹窗前,日日观照。”(《竹窗》)说迎春欣喜自得为松竹近邻,实是赞人的高风亮节、卓然独立。唐人爱牡丹,最不喜桃李。刘禹锡《杨柳枝词》道:“城东挑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更以桃花讽刺显赫一时的满朝新贵。白居易曰迎春花“不随桃李一时开”,是麻姑手搔到了刘禹锡心头的痒处。语似平易,实则痛快淋漓。
“杏园岂敢妨君去,未有花时且看来。”杏园,据说那里是“花卉环周,烟水明媚”。唐代每年科举放榜后,新登进士多游宴于此(见《松窗杂录》)。这是个众芳斗撼 热闹非凡之处。然而迎春花却自有佳处,它先于群芳,应春傲然怒放。迎春花热情地邀请刘禹锡在桃、李、杏等花未开时,不妨来看一看。其超群拔俗的品格,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两句紧扣诗题“招”,极为贴切。“岂敢”二字下得遒劲、有力,“且”字用得玩皮、冷峻。联系刘禹锡的生平事迹看,这两句显然是借花喻人。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政治革新失败后,刘禹锡、柳宗元等革新派人物一一遭贬。十年后,刘、柳等应召人京,待起用。谁知刘禹锡不肯改悔,游玄都观时作《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讥刺权贵,因之刘、柳等又再度被谗毁、出贬。十四年后,刘禹锡仍然不易初衷,从洛阳一回到长安就旧地重游,并以诙谐、嘲笑的笔调作了《再游玄都观》。诗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不像是渡尽劫波人的口气,倒是有一种坚持立场、九死不悔的战斗精神和胜利后的豪放风度。这正是诗人笔下迎春花的气派。
刘、白交往数十年,相知甚深。故此诗虽然只就普通的迎春花着笔,却点活了人物的神采,含蓄地写出了刘禹锡的政治倾向、铮铮铁骨和倜傥风流。此可谓是善于小中见大,超然物外。作为一首咏物赠人小诗,非莫逆至交者,写不得这么深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