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从北方、从金人统治下南逃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诉说故都及其附近荒凉景况和自己的悲惨经历。诗歌通篇都是这位“北来人”说的话,诗人没有出面铺叙事件、描绘场景,也没有穿插任何评判的语言,而诗人的思想感情完全可从北来人的叙述中体会出来。这样的叙事诗,显然是从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的诗化出。这两首五律,记录了一个从金人统治的北方南逃的人的血泪控诉。
第一首描述北宋都城汴梁被占后的状况。开头“试说”二字含义深婉,隐约透露主人公不愿说、不忍说的悲抑心境。从而表明他的诉说是应别人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箭双雕,写说者也就写了听者。听者身居东南,心里却老是惦记着北方的骨肉同胞,急欲知道他们的近况;对于故都汴梁,更是魂牵梦萦,一往情深。面对这样的问讯者,“北来人”诉说着,带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以致白发频添,忧伤至极。接着正面写东都,交代忧伤的原因。宫殿、铜驼,是都城内的景物,石马是北宋诸帝陵园中的景物。然而,陵园内的石马已残破不堪,长眠于此的北宋诸帝死后还要蒙受亡国之耻。官门外的铜驼倾倒在荒烟蔓草之中,回忆昔日的繁华景象,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泣下如雨。诗人选用这些最富特征的事物,涂以想象的浓烈色彩,对人于金人之手的都城面貌进行了艺术概括,用笔简洁而境界全出。“寝园残石马,废殿泣铜驼”,上句一个“残”字显示了陵园的悲惨变化;下句一个“泣”字则寄托了京都居民的哀痛,彼此映照,情景相生,感慨万千,低回不已。故都虽已残破不堪,而遗民的复国信念却始终没有动摇过,以致把边境传来的于南宋不利的消息,当作谣言,不愿听信。那些旧日京师的妇女,如今虽已素发飘萧,境况凄凉,但衣着妆束仍是当年模样。故国之思,终未消歇。
第二首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失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
词的上片叙事写景。首两句叙栽种杏花的经过:自买杏栽种到自己亲眼看到杏花开放,竟已隔了十年的时间。作者自咸通十年(869年)登进士第以后,便宦游在外,到返乡,其间共隔十一年时间。“十年”当是举其成数而言。“方始坼”言外之意是说:花亦多情,竞知待归始放。作者写作诗词每每超越经验世界而注重眼前直觉,因此此杏去年开花与否,完全可以丢开不管;反正是眼前开了,便可以尽情吟赏。“假山西畔药阑东,满枝红”两句,一是说杏花在园中的位置适中,东边是假山,西边是芍药阑,景物配置合宜,使人感到它在主人的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二是说盛开的杏花喷红溢艳,令人感到赏心悦目。上片四句虽然投有直接描写作者对杏花的态度,但爱杏之心已经不言而喻了。
下片主要抒发感慨。“旋开旋落旋成空”一句叠用三个“旋”字,把昨天的花开、眼前的花落和若干天以后的枝上花空三个阶段飞快扫过,极言好景不长,韶华易逝。从创作上看,词人是一个很善于把自己的心曲外物化的词人。十载功名,霎那间成为过眼云烟。这与杏花“旋开旋落旋成空”的现象可谓“妙契同尘”。悲物,正所以悲己,因而读者能从中听到作者怅惘、失意、痛楚的心声。“白发多情人更惜”,多情人易生华发,缘于善感。值此花开花落的时节,当然更是如此。由于词人入世之心未泯,惜时,表明他尚有所待。“黄昏把酒祝东风,且从容”,词人的政治前途与唐王朝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唐王朝的命运“旋成空”的话,词人就无所指望了。“且从容”三字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字字为焦虑、忧思所浸渍,因而可以说是“味无穷而炙愈出”了。
全词由种花、赏花、惜花,写到祝告东风,乞驻春光护花,始终未离杏花一步,而忧国之思俨若可扪。这就巧妙地体现了词人在《诗品·含蓄》中提出来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的艺术要求,因而是耐人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