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皇家的豪华生活。仇兆鳌《杜诗详注》:“此泛陂而志声妓之盛也。”
首联首句“青蛾皓齿在楼船”中的青蛾皓齿指船上的家妓或歌妓。在古代,携妓出游,是所谓“雅事”。青蛾,当时仕女的青眉并不是像后世那样细细弯弯的,而是用青黛涂描得很大,呈瓜子状斜峙,如同两只青蛾,故称。这在唐代的《簪花仕女图》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次句“横笛短箫悲远天”,由于笛声音色高亢哀厉的缘故,古人经常用“悲”之类的词来形容笛箫之声(特别是笛声)优美。例如江总诗:“横笛短箫凄复切”(《梅花落》)。杜甫在七律《吹笛》诗中也写道:“谁家巧作断肠声”。横笛相传为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以后输入长安。唐代笛子横吹,是没有笛膜的。杜甫曾有诗:“晚来横吹好”(《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所指即吹奏这种横笛。
颔联:“春风自信牙樯动,迟日徐看锦缆牵。”明朝颜廷榘《杜律意笺》:象牙作帆樯,此乐府之侈词;锦彩为舟缆,此甘宁之侈事,皆属借形语。这里所说的“甘宁之侈事”,见于《三国志·吴志·甘宁传》:甘宁住止,常以缯锦缆舟,去辄割弃,以示奢(引自《太平御览》卷771)。
颈联出句“鱼吹细浪摇歌扇”的鱼吹,仇兆鳌注认为典故出于《列子》,但查《列子·汤问》,有“瓠巴鼓琴而鸟舞鱼跃”,只见“鱼跃”,而未见“鱼吹”。尽管出处未知,“鱼吹浪”后来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用法,被清朝杨林兰选入用于教初学者的《声律发蒙》:“落叶缤纷鸟出林,浮萍聚散鱼吹浪”。联系到下句来看,很有可能是当时天气闷热,气压低,所以这时候一些水里的鱼儿连连透出水面吐泡泡(即所谓“鱼吹”),有的还纷纷跃出水面。对句中的“燕蹴飞花”进一步证实了当时的天气状况。因为气压低,当时燕子也就飞得极低,这样才有可能杜甫近距离观察到“燕蹴飞花”。这种气候情况易发生在麦收前后(阳历6月份左右),特别是第一场大雨来临之前。“燕蹴飞花落舞筵”与“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著人”(《绝句》)的景象很相似,看来当时的燕子准头很好,既能踩到飞花,又能击到飞虫。同时也可以看出杜甫对生活观察很细致。杜甫很喜欢燕子,在诗中共歌咏76次,而且又有诗专门写燕子,其中一首为七律。
尾联“不有小舟能荡桨,百壶那送酒如泉?”写小舟送酒,用反问句。清朝边连宝指出:“小舟送酒,若用正说,便味短而少力。”(《杜律启蒙》)
此诗颌联、颈联均失粘,是一首拗体七律。不过,此时的作品和杜甫后期(特别是入夔州以后)的有意为之拗体七律意义不同。仇兆鳌《杜诗详注》:“盛唐七律,尚有宽而未严处。此诗“横笛短箫悲远天”,次联宜用仄承,下云“春风自信牙樯动”,仍用平接矣。如太白《登凤凰台》诗,上四句亦平仄未谐,此才人之不缚于律者。在中晚则声调谨严,无此疏放处,但气体稍平,却不能如此雄壮典丽耳。”这反映了七律在刚刚成型的初期尚不严谨,而且杜甫本人当时也处于七律创作的学习阶段。
“莫把琼花比淡妆,谁似白霓裳。”纳兰说,不要把雪花当做是梅的淡雅妆饰,梅自身就有着白色霓裳的美丽。雪花是天外之花,别有根芽,虽轻灵脱俗却没有梅的一缕香魂,因而这样的一种纯洁幽香、超凡脱俗的美,只有梅才有。“别样清幽,自然标格,莫近东墙。”在这雪花飞舞的寒冬,梅是清幽的。百花凋零,草木萧条,梅却散发幽香,灿烂微笑。不要走近东墙接近她。梅花不是什么名贵之花。它是严冬万物萧条中的一抹淡雅,因而它美得凄绝。梅花是美的,但它生性高洁,宁可抱香枝上老,也不随黄叶舞西风。李易安词巾的“故应难看梅花”和纳兰的“莫近东墙”,说的部是梅花品格的高尚纯洁,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梅的冰清玉洁,让人心生敬仰,纳兰说它是“冰肌玉骨天分付,兼付与凄凉”。梅的冰肌玉骨是上苍的恩赐。它不同于尘世中的俗花,忙着争奇斗艳:梅不屑与它们争舂,只把春来报,因而,上苍除了赐予它冰肌玉骨的风采,同时还给它孤高、寥落和凄凉。在寒冷遥远的冬夜里,清冷的炯雾和清凉的明月笼罩着它,只留一束疏散的影子横映在窗纱上。纳兰在每一个冬夜看到的都是“可怜遥夜,冷烟和月,疏影横窗”的景象,纳兰没有说他看后的心境,却把整个凄冷的氛围传递给读者,让我们和他一同感受那样的情怀。
在这首词中,纳兰通篇没有写一个“梅”字,却字字句句都在写梅;通篇没写一个“人”字,却无处不见人的影子。写梅花的品格,实则是写人的品格。词中对梅骨、梅神、梅魂的咏叹和赞美。林逋因为心中有“梅妻”,所以才能写出梅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绝世芳姿,纳兰爱表妹,写出这首词。
情到深处情转薄,纳兰才有“莫近东墙”之说。他不爱春天里的万紫千红,却独爱严冬里在烟雾和冷月笼罩下的梅花二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枝梅在纳兰心中独一无二。借梅花写人是纳兰的真意。冰肌玉骨是写人,别样清幽也是写人。纳兰夜夜面对梅的“冷烟和月,疏影横窗”。睹物思人,在寂静的夜空,遥望明月,纳兰嗅着梅的清香,度过漫漫长夜,他一夜无眠。
这首词中多化用前人的诗词,但妙笔天成,神韵自出,浑然无痕,另成意境。
在《周颂·访落》中,周成王诉说自己年幼,缺少治国经验,请求诸侯辅助,既陈实情,又表诚意。当然,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诸侯,更需要的是施以震慑。诗中两提周武王(“昭考”“皇考”),两提遵循武王之道,震慑即由此施出。
参与朝庙的诸侯均是受武王之封而得爵位的。身受恩惠,当报以忠诚,这是道义上的震慑;武王虽逝,他所建立的国家机器(包括强大的军队)仍在,这是力量上的震慑。
最有力的震慑是诗中表达的遵循武王之道的决心。如果说“率时昭考”还嫌泛泛,“绍庭上下,陟降厥家”就十分具体了。武王在伐纣前所作准备有一条“立赏罚以记其功”(《史记·周本纪》)与诗中“上下”“陟降”相似,惟成王所处时局更为严峻,他所采取的措施也会更为严厉。舜即位后曾“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尚书·舜典》),这是成王可以效法,并可由辅佐他的周公实施的。
《周颂·访落》其实是一篇周王室决心巩固政权的宣言,是对武王之灵的宣誓,又是对诸侯的政策交代,真诚而不乏严厉,严厉而不失风度,周公也借此扯满了摄政的风帆。
诗首句言牛终生辛劳,硕果累累,不言牛“病”,又字字含“病”意,年复一年,力耕千亩,获实千箱,必然气力衰竭,病由此生。次句言牛虽功绩至伟,却没有人对它同情哀怜,责问语气,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三四句以牛的口气作答,将牛人格化,揭示牛为百姓甘于自我牺牲的可贵品格。
此诗中的牛,亦是诗人自喻。李纲官至宰相,他为官清正,反对媾和,力主抗金,并亲自率兵收复失地,但为投降派奸佞排挤,为相七十天即“谪居武昌”,次年又“移澧浦”,内心极为愤抑不平。因此,作《病牛》诗以自慰、自白。
这首诗运用比喻和拟人手法,形象生动,立意高远,既是成功的咏物诗,更是杰出的言志诗,为后世传诵。
在中国诗歌史上,自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吟咏鸱鸮的诗作之后,吟咏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花鸟鱼虫的咏物诗可谓层出不穷。在浩如烟海的咏物诗中有不少格调颇高、艺术精湛、韵味无穷的佳作。李纲的这首《病牛》便是其中之一。这里,我们不谈此诗所具有的高度概括力,也不说此诗质朴无华的语言美,只是想欣赏一下其“离形得似”、“托物言志”的艺术。司空图《诗品·形容》认为,诗人“形容”(指描摹客观事物)能不拘形似而求得神似,才是精于“形容”者:“离形得似,庶几斯人”。李纲正是精于“形容”者,其《病牛》诗达到了“离形得似”,也即不拘于描写对象的外形外貌相似,而求得描写对象精神相似的境界。作者吟咏病牛,笔墨重点不在绘其形,而在传其神。
诗的前两句“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写病牛耕耘千亩,换来了劳动成果装满千座粮仓的结果,但它自身却精神极为疲惫,力气全部耗尽,然而,又有谁来怜惜它力耕负重的劳苦呢?这里,作者从揭示病牛“耕犁千亩”与“实千箱”之间的因果关系上落笔,将病牛“力尽筋疲”与“谁复伤”加以对照,集中描写了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及其不为人所同情的境遇。首句中的两个“千字”,分别修饰“亩”与“箱”(通“厢”,指粮仓),并非实指,而是极言病牛“耕犁”数量之大、劳动收获之多,同时,也暗示这头牛由年少至年老、由体壮及体衰的历程。次句反诘语气强烈,增添了诗情的凝重感。
诗的后两句笔锋陡地一转,转为述其志:“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却无人怜惜,但它没有怨天尤人,更未消极沉沦。因为它具有心甘情愿为众生的温饱而“羸病卧残阳”之志。这两句诗将病牛与“众生”联系起来写,以“但得”与“不辞”对举,强烈地抒发了病牛不辞羸病,一心向着众生的志向。结句中的“残阳”是双关语,既指夕阳,又象征病牛的晚年,它与“卧”等词语相结合,有助于表现老牛身体病弱却力耕负重、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首诗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个病牛的形象,既绘出其身体病弱之形,更传出了其不辞羸病、志在众生之神。如此咏牛,颇为切合牛任劳任怨、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格特点。不过,此诗并非为咏牛而咏牛,而是“托物言志”,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我们只要能像前人所说的那样“知人论世”,便不难看出这一点。
赞颂了牛不辞羸病、任劳任怨、志在众生、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格特点。—— “托物言志”,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
诗人疲惫不堪,却耿耿不忘抗金报国,想着社稷,念着众生,因此其笔下力尽筋疲、无人怜惜而不辞羸病、志在众生的老牛即诗人形象的化身。
作者正是这样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来吟咏病牛,托物言志的。因而,此诗中的病牛,也即作者自身的形象活了,动了,能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产生美感。
此文是苏辙19岁时写给韩琦的信。选自《栾城集》卷二十二。枢密韩太尉(即韩琦),当时任枢密使(掌管军事大权)。“太尉”,秦、汉时官名,掌兵权。枢密使相当于太尉,所以称韩琦为太尉。 作者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得到韩琦的接见。一个是刚刚考取进士的青年,一个是掌管全国军权的大官,怎么开口下笔呢?
首先是称谓问题。为了表示尊重,不直呼对方,而称“太尉执事”。“执事”,左右的人。这是表示谦谨的说法。
正文分为四段。
第一段,先从作文当有养气之功谈起,明确提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文章是“气”的表现。气,指人的修养、气质、精神力量。接着提出总领全文的“养气”说。“气可以养而致”:“气”,可以通过加强修养而得到。在具体阐述“养气”说的时候,作者引古人事例作了说明。一是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即博大刚正之气。作者认为,孟子的文章,内容宽厚宏博,并且充溢在天地之中,正是跟他的“气”的大小相称。这实际上强调的是内在修养问题。二是司马迁。作者认为司马迁遍游天下,知多见广,所以他的文章风格疏放潇洒,跌宕多姿,颇有奇气。这实际上是强调外在阅历问题。最后,作者总结道,孟子、司马迁二人的文章,都不是学出来的,而是因为“气”充满在他们心中。这段论述很周严。
第二段,就自身经历进一步对“养气”说展开论述。作者有前后不同的两种学习经历。第一种是交游不广、见闻不博,只学古人陈旧过时的东西。第二种是“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作者在谈到第二种学习经历时,列举了四个事实:一是经过秦汉故都,尽情观赏;二是眺望黄河,想像着古时的英雄人物;三是到了京城,饱览一切,知道了天地的广阔、美丽;四是谒见了欧阳公,知道天下的好文章都汇集在这里。归纳起来,实际上是游览天下名山大川 ,广交天下的文人学士。而这两样,实际上说的都是外在的阅历,可见,苏辙是更重视外在的阅历的。
写信的目的是想要求韩琦接见,文章至此,却还只字未提。
第三段:由上文欧阳公,自然引出韩琦。这一段主要是颂扬韩琦。表明欲见之意。“才略冠天下”,才能谋略位居天下第一。“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是说韩琦在内政方面有如周、召二公之贤,在领兵方面就像方叔、召虎那样能干。“不志其大”:志,有志于。这段最后“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明确求见之意。
第四段,再次自明志气,再次表明求见之意。“益治”:进一步钻研。“且学为政”,并且学习治理政事。“辱教”,屈尊指教。这一段特别申明入京师“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可见其志向宏大。
最后对此文谈几点意见:
1.“养气说”有值得借鉴处。作者在论述“气可以养而致”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客观阅历的重要,这实际上是强调了生活体验对一个作家的重要作用。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文中所说“文不可以学而能”的观点,是有片面性的。同“气可以养而致”也相矛盾。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这句话也有微词。他说:“……子由上不能如子瞻之入化境,而下又不敢有作文之意,不欲求工于言语句读以为奇,此所以谓‘文不可以学而能’。”
2.写作手法上比较新颖、巧妙。先离开主旨,纵论其他,到了第三段“太尉以才略冠天下”,笔意才收拢来,扣紧题目,读来不但没有离题万里之感,而且仔细体味,前面所述,正是烘托下文。特别是第四段,从另一角度申述非求“斗升之禄”,而以“益治其文”为其志,来进一步说明求见韩琦的原因。这样的文章,在构思上是需要功力的。
3.即使从写法上看,也不能说没有作态的意味。信中流露出的当时社会所流行的浮夸阿谀的风气,更是不能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