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室昔横溃”到“天骄蹙中原”是诗歌的第一部分。西晋末年，军阀割据，朝野纷争不断。“沙尘何茫茫，龙虎斗朝昏”两句诗，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令人窒息的乱世画面。“胡马风汉草，天骄蹙中原”是指，当时匈奴的军队相继攻陷了洛阳和长安，整个中原已经在胡人的铁蹄之下。此刻如果再没有杰出的将领出来抵御侵略，司马王朝必将灭亡。这一段极力描述局势的纷乱与紧迫．是在为下一段谢安的出场做铺垫。时势造英雄．正是这样危急的情况下．主人公才可更具英雄色彩。
从“哲匠感颓运”到“苍生望斯存”为诗歌的第二部分。谢安于乱世中应时而出，保住了岌岌可危的司马王朝的半壁江山。为了表现谢安的雄才大略，诗人首先描述苻坚领导的前秦军队是如何强大。由“百万众”和“如云屯”即可看出，前秦的兵士众多，气势恢宏，这正与西晋王朝混乱纷杂的局势形成鲜明的对比。“投鞭可填江”，固然是在描述苻坚的狂妄自傲、不可一世，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前秦的军队之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谢安临危受命，凭借卓尔不群的军事才能，在淝水将前秦的军队一举击破，使“淝水之战”成为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又一场著名战役。诗人又用“谈笑”一词勾勒出了谢安从容不迫的气度。战场上刀光剑影，惨烈异常，而谢安依然能够轻松自如，从容面对。这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三国时的奇才诸葛亮。“丑虏无遗魂”，写前秦军队的落荒而逃，既和前面大军进攻中原时的浩浩荡荡以及苻坚的不可一世形成强烈的对比，更烘托出谢安战绩的显赫。这一战的胜利为谢安赢得了百姓的尊敬和推崇，使他得以流传百世，受人敬仰。
从“冶城访古迹”到“归入武陵源”是诗歌的最后一部分。诗人的目光从历史上回到了现实中。谢安墩地势高耸，鲜有人声喧哗，这样略显荒凉的场景引发了诗人更多的思考。王羲之当年正是在这里劝谢安以国家危亡为己任，这才有了之后谢安的应时而出、救苍生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雄之举。 “梧桐识嘉树，蕙草留芳根”，王羲之和谢安可谓志同道合，就像梧桐与嘉树一样，而他们的故事也如同蕙草留下的芳根一样，成为了代代相传的千秋佳话。想到这段历史，诗人很自然地就会联系到自己。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才能，他相信只要有机会，自己也可以像谢安一样，建立不朽的功绩。然而身边并没有像王羲之之于谢安这样的知己，自己空有才华而无人赏识，怀才不遇的苦闷无处排遣。在谢安墩上远望，白鹭在春天的小洲上空飞过，青龙山迎接着初生的太阳。诗人看见的自然景物都蕴含着生机和希望，而身边的谢安墩由于年代久远，楼台倒塌，到处长满繁茂的庄稼。这使他再次感叹功名富贵的不可长存，于是又有感而发：如果有一天自己能建功立业，实现心中抱负，一定会辞去官职，到归隐之地享受田园牧歌的生活。
李白的诗歌字里行间常常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渴望建功立业，渴望被赏识被重用，从而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为国效劳。谢安一战而平天下的壮举正是他最大的理想。因而登上谢安墩，诗人才会有这样多的感慨。虽然现实中有诸多不如意，他依然期待着有机会建立不朽的功业，这也是李白和一些归隐诗人不同的地方。很多怀才不遇的诗人在残酷的现实中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小隐于林，独善其身。而李白尽管有归人武陵源的念头，也依然希望是在“功成”之后再将其实现。这成了他坚持一生的信念，也成为其大部分诗篇的终极主题。
这首诗写诗人泛舟湖上，为两岸明媚的春光所陶醉的愉快心情。
前两句着重写景。
“花开红树乱莺啼”一句，从气氛上烘托出西湖春天万象更新、生机盎然的景象。“花开”而使树显得红得耀眼，点出游湖的节令是春意正浓之时，同时又从视觉角度照应诗题，说明观景之人正在“湖上”。“乱莺啼”从听觉效果上更进一步渲染春天热烈的气氛。这里“乱”字用得很好，它不仅形象地描绘出红林深处传出的那此起彼伏的鸟鸣声，还表现出黄莺上下飞舞，穿梭于林间枝头的动感。这一动一静给春景又平添了几分魅力。诗人以浪漫、具有强烈情感的红色为基调，点以明快、活泼的黄色，形成鲜艳夺目的暖色调，从而产生了亢奋向上之情，成功地完成了画面气氛的渲染。
假如将“花开红树乱莺啼”比作一幅图画的中景，那么，“草长平湖白鹭飞”一句则是这幅画的远景。诗人极目远望，只见水天一色，远处芳草繁茂泛青，近处湖水碧波激艳，沙洲上几只白鹭怡然自得地时飞时落。这里以大自然的绿色为主，点缀些素洁的白色，形成一种偏冷的色调，给人以宁静、清新的感觉。与第一句浓墨重彩的笔法迥然不同的是，诗人在这里用轻描淡写的艺术手法创造出一种淡泊的意境美。当然这与前面热烈的气氛并不矛盾，而是色彩和情调上恰到好处的调整与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合谐、动人的春光图。苏轼曾用“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诗句形容西湖的美丽景色，恰好可以用来为这两句诗作注。
后两句侧重抒情。
“风日晴和人意好”一句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读起来琅琅上口。诗人用直抒胸臆的方法抒发了游湖赏春之人的愉快心境。那红树、黄莺、青草、白鹭，那一叶扁舟、一湖绿水，无处不荡漾着春意，更有那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自然使“人意好”。“人意好”由诗人在船上所见景色引发，是游春之人闲情逸致的陈白，所以是贯穿于诗中的总线。
“夕阳箫鼓几船归”一句紧承上句作一转折，把读者的思绪引回到湖上，紧扣诗题，并且在收尾上及时煞住，写法上干净利落。这一句是全诗的精华，诗中的韵味和意境都藏于其中。“夕阳”点明游人赏春已延长到了傍晚。“箫鼓”的乐声仍回荡在湖面，表明船上游人仍然余兴未尽。“几船归”可有两种解释：一是说，眼看着这夕阳美景，闻着这两岸馥郁的花香，听着船上箫鼓齐鸣的乐声，虽然船儿终将离去，但一片深深的眷恋之情已留在了湖上。另一种则是，在这如诗如画的景色里，又能有几只奏着箫鼓的游船停留在这湖上呢？问句中显然暗含有诗人的言外之意。
这首诗前两句描绘西湖春天的繁华胜景：繁花似锦，团簇如树，群莺欢叫，岸边草长，湖面平静，白鹭翻飞，勾画出一幅西湖春景图。后两句由景到人，游人荡舟遣兴，沉醉在湖光山色之中，写出了南宋时期西湖游览的盛况。这首游春小诗打破了宋人重理趣、轻兴致的特点，创造出优美的意境，运用气氛烘托，色彩点染，画面对比等手法，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
此诗共十二句，可分为两部分。前六句为第一部分，是对相思对象一方“所思”情形的设想，且点明了时间、地点；后六句为第二部分是自述，点明地点“吴山”的同时，自述羌笛悲凉，并说明了以赏春排解愁绪的原因。此诗笔墨挥洒，色彩趋于清淡，构建了清逸淡远的诗歌意境。
此诗首两句，出句开门见山以“所思”设问。对句据之而答在“艳阳时”。蕴有薛涛《春望词》中“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之意。
三、四句以“人归晚”“蝶过迟”描述人与昆虫各自在春天里所持行为。人回来的晚是被春景所吸引，蝴蝶过慢是因为花粉沉重。从而间接体现了春天的特征。
五、六句描写室外景，燕子双飞，千万条柳枝低垂，以此意象象征对心上人的思念。
七、八句描写室内景，条幅上画着吴山，楼内羌笛悲凉。九、十句承上解答“朔管悲”的原因是，书信无寄处。最后两句显示，要把这春天的草景与树林的色彩，一并映入眼帘，即以赏春排解愁绪。
综上，从描写对象上看，前六句是对相思对象一方“所思”情形的设想。其时间是在“艳阳时”，地点在“静琐”。后六句自述，点明地点“吴山”的同时，自述“朔管悲”。其原因是“宝书无寄处”，故乘香车将“林彩”“添入黛眉”。这种举动与其《春郊游眺寄孙处士》、《谒巫山庙》的精神排解法是相同的。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这是一首钱别词，全词明白如话而情意深切、凄恻。上片写她与丈夫诀别前饯行的依依难舍之情。下片写作者以死殉情的决心。最后唯一的心愿，是以杯酒浇在她的坟土上，意味着她仍然希望丈夫不要把她忘掉，九泉之下，也就足以自慰了。此词感情极真，艺术极美，辞语婉转厚重。
“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起笔三句，即说尽全部悲剧。这里的“多才”不仅指富于才华的人，它也是宋元俗语，男女用以称所爱的对方。这里是戴复古妻用以称其夫。父亲爱复古之才，以女儿嫁之。这在现代人看来已有荒谬意味，更离奇的是婚后女儿竟深深爱上了复古，这是幸事还是不幸？谁料到丈夫竟然已结过婚！这个消息无异于五雷轰顶，但事到如今，自己仍然爱你，只能自伤命薄，尽管千方百计要挽留你，却无法挽留下你。
“揉碎花笺，忍写断肠句。”作者说：在这诀别之际，展开花笺，又揉碎花笺，怎能忍心写下让人肝肠寸断的诀别辞句？揉碎二字，将女词人与丈夫诀别之际痛苦无奈的心情展现无遗。所揉碎者，非花笺，乃心也。
“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此四句写至眼前分手之情景。道旁杨柳依依，就像那惜别之情，依依不舍。此句用《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成句，亦是用乐景写哀。“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愁绪却比柳丝多上千万倍。此三句一气流贯，比兴高妙，委婉而深沉地表现了缱绻柔情与无限悲伤，确是词中不可多得的佳句。
“如何诉。便教缘尽今生，此身已轻许。”这几句是说：事至今日，从何说起？又有何可说？今生今世，夫妻缘分，从此结束。是父亲当初把我轻率地许配给你啊。这对于我，是可喜还是可哀之事？末句哀而不怨，甚可玩味。女词人对丈夫仍然是爱的。如果有怨，恐怕主要也不是怨丈夫之不诚，不是怨父亲之作主，而是自怨命薄，如起笔之所言。这正是性情柔厚的女词人当时应有之心态。实际上，事到如今，怨又有何用？
“捉月盟言，不是梦中语。”言简情长，说得十分深刻。意思是：当年你曾说，只要我喜欢，连天上的月亮你都能摘下来送给我，这可不是作梦时的梦话啊！可仅仅三年，誓言竟已成空。
紧接着，结曰：“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作者说：今日一别，便是永诀。只希望你若重来此地，如未忘情，请把一杯酒浇在我的坟土上。意谓：你若不忘记我，我在九泉之下，也就可以瞑目了。结笔所提出的唯一要求，凝聚着女词人执着热烈的爱，高于生命的爱。情之所钟，可以震撼人心。
这首词写得哀惋动人。无情无义的丈夫，善良贤淑的妻子。她忠于爱情，死于坚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