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作者用轻快的笔触三涂两抹，就把一幅生机勃勃的春天画图描绘出来。他既没有用浓重的色彩，也没有用艳丽的词藻，而只是轻描淡写地勾勒出几样景物，感染力很强，呈现了一股清新的春之气息。在一个多云转晴的春日里，作者徜徉于池馆内外，但见和风吹拂大地，薄云贴水迅飞，轻阴搁雨，天气初晴，那衔泥的新燕，正软语呢喃。按理说，面对着这春意盎然的良辰佳景，作者也应该心情振奋、逸兴遄飞了，但紧接着一句却是“沈郎多病不胜衣”。作者竟自比多病的沈约，腰围带减，瘦损不堪，值兹阳和气清之际，更加弱不禁风了。首句连用三个动词“压”、“贴”、“飞”，构成连动句式，振动起整个画面。次句把时、空交互在一起写：季节是春天（由燕争泥可推知），天气是初晴，地点在池馆内外。这两句色彩明快。第三句点出作者自己，由于情感外射，整幅画面顿时从明快变为阴郁；这一喜、一忧、一扬、一抑，产生了跌宕的审美效果，更增加了词的动态美。诗意到此出现了巨大转折，为过渡到下片做好了准备。
“沙上不闻鸿雁信，竹间时听鹧鸪啼。”鸿雁传书，用《汉书·苏武传》中典故，诗词里常用这个典故。鸿雁不捎个信来，而鹧鸪啼声，更是时时勾起词人对故旧的思念。“沙上”“竹间”，既分别为鸿雁和鹧鸪栖息之地，也极可能即作者举目所见之景。作者谪居黄州期间所写“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的情境，与此词类似。
“此情惟有落花知！”落花本无知；但由于作者的移情作用，竟使无知的落花变成了深知作者心情的知己。这样融情入景，使得情景交融，其中含蕴的“韵外之致”（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就耐人寻味了。唐代皎然《诗式》说：“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这句则至少包含了三重意思：一、“惟有”二字，说明除落花之外，作者的心情都不明了；二、落花能够理解作者的心情是由于作者与落花的命运相似；三、落花无言，即使它理解作者的心情，也无可劝慰。
全词仅上片开头两句写景，第三句抒情，用的是先实后虚的手法。下片则虚实结合，情中见景。在苏轼笔下，不仅“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而且于情语中也往往见景物。这是一种很高妙的手法。
该诗首联叙述下天竺寺与中天竺寺的历史关系；颔联与颈联描述禅师修行之处的风景；尾联阐述禅师的平常道行，随缘真心。全诗浑然天成，禅韵缭绕。
首联写禅寺缘起。一寺分为两寺，而两山相近，进了此山，也就等于进了彼山。
颔联接着细写两寺、两山方位关系，写东西南北相连相近，从流动的云、水写起，正是最好不过，而妙语如珠，一气读来，也恰如行云流水。
颈联仍写两寺关系，而“前台”“后台”“钟声”，已带出第七句“行道处”。前已写尽南北东西，接着又写前后上下，圆转玲珑，无所不到，读来应接不暇。句式与首联固是不同，与颔联也是同中有异，并不犯复，而写花则从后视前，写声则从上到下，丝毫不乱。这六句诗，对仗工整，连续使用叠字，诗味回环。东西南北前后上下，顿拓无限空间，生出十方无界的超然感觉。尤其是颔联与颈联，包含了方位只是相对成立的观点。东涧水流，从更东边来看，就是西涧水。南北山云，前后台花，上下界钟，皆是此意。
尾联归结到禅师身上，佛经中本有天女散花的典故，“天香桂子”，正合身份。尾联要收束全篇，不宜再用对句，而末尾“纷纷”又用叠字，则眼前仍是一片缤纷景象，诗虽至此而尽，余韵却悠然不绝。
这首诗通过对两座天竺寺的历史关系、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描写，以及诗人想象的“天香桂子落纷纷”，表达了诗人对韬光禅师仰慕、钦佩之情。全诗之创格在于章法奇特。诗的前三联，单句为句中对，合句为流水对，即前六句在相同的位置用同字，一句之中前后相对，两句之间上下相对，如珠走玉盘，铿然和鸣，笔势飘逸，流动自然，显示了圆熟的技巧。该诗音节紧凑而活泼，意致连绵而流丽，构思巧妙，语若连珠，有山歌风调，是七律之创格。
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
这是一首艺术上颇具特色的诗。
特色一：托物寓意，松兰明志。这首诗首句就高歌“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极度赞美“兰幽香风远，松寒不改容”的高洁傲岸的节操。赞颂之情，意犹未尽，诗人又盛赞孤高的鸾风、明洁的珍珠，并以形陋质卑的萧艾、鸡、沙砾等物与之对比映衬，越发使得兰松等物的高风亮节、清操美德熠熠发光。在赞美和鄙视中，诗人托物寓意，形象地表明了自己峻洁孤高的心迹和晚节。表明了自己愤世嫉俗、不与卑劣小人同流合污的傲骨。李白虽屡遭挫折，困顿穷窘，却仍一如既往：“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第十二），要作“独立自萧飚”的“南山松”（《古风》第四十七），傲然不同，不失孤直本性，不失高尚志节。
特色二：借事抒怀，用典表情。诗人长安被黜之后，浪迹天下多年，而今流落江南，正处于“寂寂还寂寂”的无路可走的寂寞痛苦境况中。诗人欲向常赞府倾诉衷肠、一吐怀抱，以求得知己好友的同情和支持。诗中就借古事，用典故，较好地抒发了这种沉郁深擎的感情。诗人之所以向常赞府“真堪写怀抱”，是因为视其为意趣相投的“同心人”。作为“远客”的诗人是高滔的松兰，作为主人的常赞府也是惜才的“名贤”。“松兰相因浓”，“鸾与鸾同枝”，贤才俊士理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样写，既与诗前句孤高的自我形象紧相勾连，又让主人的“名贤”形象与之相映生辉，为诗人倾吐心事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其落脚点在一个“贤”字上。而诗人向好友“倾倒”的“方寸心”，是用“虞卿弃赵相”、“壮士死田横”、“长铗归来乎”三个典故来表达的。诗人用典喻意极明，将主人“好贤”品德推崇至极点，把自己欲得同情、欲求支持之情表达得更为明白。三个典故侧重点不一，却以一个“贤”字贯通，极精当地披露了诗人此时此地的怀抱胸襟。
总之，上述两种手法的运用，使此诗形象生动，寓意深邃。它们既囊括了原物、原典之形象和内涵，又注入了新的形象和内容，诗人处置恰当，熔铸有方，故极生动精确地塑造了诗人鲜明的自我形象，抒发了自身深沉含蕴的内在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