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查子》,原是唐代教坊曲名。这首词的写作背景与作者的《惜分飞·富阳僧舍作别语赠妓琼芳》一样,皆是他辞官后,行于富阳途中所作。
词的上片,首句写词人在暮春傍晚时分,独自离开富阳县的山城,行至富春江畔。富阳县位于杭州府西南,富春江的下游。词人眺望江面,雾霭茫茫,斜晖脉脉,在这黯然萧索的氛围中,强烈的怅意和思念占据了词人的心。“人不共潮来,香亦临风散”,就是词人所惆怅所思念的事情了。词人深感遗恨的是,钱塘潮水不能将心爱的人带到身边,而那女子为自己祈祝燃香,香烟则随风飘散了。人既不能来,香也闻不到,祈愿是枉然,寄信更不通,这令词人深感痛苦。
词的下片,表面是写景,实际是借景物写人。“花谢小妆残,莺困清歌断”两句写所思之人的花容憔悴、困慵无绪,再也无心抚弦歌唱了,这是词人睹物思人,从而产生的设想;而尾句“行雨梦魂消,飞絮心情乱”则是词人此地此时的实感。深夜春雨淅沥,点滴至明,令人无法安睡,更增添词人羁旅的烦闷;“飞絮”一句,写天明登程,路上独行,风中柳絮,飘来飘去,又勾起词人由于仕途失意,怀才不遇,瞻望前途渺茫,漂泊无定的惆怅心绪。
作者思人之痛苦,念己之悲凉,瞻前则渺渺,顾后亦茫茫,这百感交集、愁肠百结的难言之隐,用一个“乱”字作结,则通篇的睛目即现。心乱如麻,难以梳理;心乱如潮,无法平静,在词人的眼里,大自然的春天、花鸟、山水、风雨、柳絮等等毫无美感,只平添迷离惝恍、凄恻悲凉,恼人烦乱。这首词在写作上的高妙就在于,通篇无一句不愁,而无一句有“愁”字。用景物喻人物,做到物我双会,情景交融的艺术表现力。
这首古体诗写诗人的一个平常的生活片断。诗人按照行动的足迹,安排了连续的四个场面。全诗没有奇思妙语,没有汹涌的生活波澜。诗人只是拣取身边日常琐事,平淡的生活场景,略加点染,流露出恬淡的生活旨趣,给人以情真语切的感觉。
先写归家途中的情景。“暮归山已昏,濯足月在涧。”暮色苍茫,乱山昏暗。崎岖的山道上,诗人信步归家。在诗人的感觉中,溪涧潺谖,淙淙作响;明月初升,清辉撒冷;涧水清澈,月影流布。空山是这样的清幽,这样的寂寥。身在其中,濯足清流,别有一番情趣。“濯足”暗用了《楚辞·渔父》的故实,含蓄地表达出诗人的身份、生活态度和高尚节操。起句擒题,所写之景,所叙之事,无不是“暮归”,无不是“山中”。
随着诗人的脚步,眼前出现了一座山间陋室。“衡木栖鹊定,暗径流萤乱。”其屋横木为门,简陋如此;鹊栖其上,冷落可知。再以小径幽暗,流萤乱飞加以渲染,景象的荒芜,氛围的凄清,家境的贫寒很好地表现了出来。诗人的感情通过“衡门”作了隐隐的透露和巧妙的暗示。衡门虽然简陋,但如果自己不以为陋,也可以游息其间。贤者乐道忘忧,虽身处陋室,而不以为苦,反能自得其乐。这是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尽管这种态度的背后也有悲哀和痛苦。诗人就是以这样的贤者自居,甘处衡门,自得其乐。从“栖鹊”、“流萤”等景物看,较一、二句所写事物已有一段时间间隔,这时夜幕降临已很久了。“栖鹊定”与“流萤乱”,这一“定”一“乱”,一静一动,相映成趣,下字十分准确,是句中字眼。
接下来便是叙写家人团聚的情景。“妻孥候我至,明灯共蔬饭。”天色已晚,灯火已明,粗菜淡饭已具,妻子儿女坐等诗人归家。和乐融融的山乡田家生活显得真切而自然。最后以诗人伫立松桂之下,仰望浩渺星空作结,意蕴幽远,含蓄深沉。“伫立松桂凉,疏星隔河汉。”夜已很深,万籁俱寂;晚风习习,凉意袭人。诗人久久伫立,徘徊松桂之下。仰望天空,只见疏星点点,明月高悬,勾起了诗人无限的遐想。诗人似乎有所失落,有所追寻,而失落追寻的究竟为何物,又显得倘恍迷离,这就给读者留下了可供想象的无限空间。
全诗采用移步换景之法,层层推移,步步腾挪,使诗歌跳脱而有变化。诗人用疏淡的笔触,通过平凡生活事件的叙述和特定环境的描绘,反映出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有对山间恬淡生活的热爱,也有人生失意后的淡淡哀愁。诗中的溪涧幽泉,青松佳桂等意象,透露出山野闲人那种清高隐逸的旨趣。而暗径幽深,流萤乱舞,又烘托出诗人烦乱茫然的情绪。诗的基调是较为明快自然的,但也多少笼罩了一层轻柔的迷惘和淡远的惆怅。诗人运笔古拙,洗脱铅华,纯用白描,以平实直朴取胜,而不以夸饰渲染为工。初读起来似觉有些乏味,但细加玩赏,便又能感觉到语虽淡而味终不薄。这也许就是此诗的成功之处。
首句“聊”字表明其并非因怀归而登楼,而后由登楼见闻引发怀归之情,进而进入沉思遐想,末句一“惊”字,生动地揭示了诗人由遐思默想到突然惊觉的心理变化过程,蕴含着游子对故乡的依恋之情。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作者就说自己登上高楼,伸长了脖子,向远处眺望,只见到无尽的春水,涨满了河中。这一联气势很宏大,给下文发挥情感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古人论诗强调起句要拉得开,压得住,这首诗正做到了这一点。
“远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俯察。诗人从平野尽头收回视线,开始细细察着楼前底下有无别致的景色。原来在这片广野中,竟横卧着一条河流,水上还有一条渡船。不过,四野空旷无人,既不见渡者,连那船家也不知到哪去了。诗人不由好奇,便将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那。但是看了好半天,也不见有个入来,只有那条孤零零的渡船横转在水里飘啊悠的,诗人心里琢磨着:看来这条渡船自清晨渡入后,就一整夭地被船家撂在这儿了。
这一联纯粹的写景句,宋人葛立方竟认为:“寇忠愍少知巴东县,有‘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之句,固以公辅自期矣,奈何时未有知者。”(《韵语阳秋》卷十八)这是从何说起,因此遭到清人何文焕的诘难:此联“乃袭‘野度无人舟自横’句,葛公谓其‘以公辅自期’,强作解矣。”(《历代诗话考索》)何氏的意见是正确的。寇准因为“平昔酷爱王右丞、韦苏州诗”(范雍诗序语),所以此地看见相仿景色时,很自然地受到韦应物《滁州西涧》诗的触发,便随手点化了韦句,而意境比韦来得丰厚,如斯而已,何来“公辅自期”之思。葛立方之说显然是穿凿附会。
“荒村生断霭,深树语流莺。”写抬眼见闻。诗人伫望楼头已久,因此当他目光移开渡船,抬眼向荒村望去时,已近黄昏,村里入家大约已在点火做饭了,所以冒出了缕缕轻烟。高楼不远处还有一座古寺,听得出有几只黄莺在那儿啼嗽着。
也许是流水、渡船、炊烟勾起了诗人对故乡类似景色的回忆,抑或是无所栖托的流莺的啼声唤出了诗人心中对故居的思念,总之,登楼见闻领出了尾联的怀归之情。此时,诗人不可遏止地怀念起故乡来: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清清的渭水流经的下邽,就是自己的故里,在那里,有自己的田园家业,有自已的亲人······迷离恍惚之中,诗人仿佛已置身故园,看到了家乡的流水,家乡的渡船,家乡的村庄。他完全浸入了沉思之中。蓦地一阵心惊,他回过神来:“此身还在异乡巴东呢!”这时,他的心头该有何感想,然而他不说了,就在“惊”字上收住了笔。
由于写景是全诗的重心,对仗工稳、生活气息浓郁的中间二联景句就成了诗的中心。尤其“野水”一联,妙手偶得,浑然天成,更博得了赞赏。宋僧文莹《湘山野录》以为它“深入唐人风格”。王渔洋把它转引入《带经堂诗话》的“佳句类”内,连北宋翰林图画院也将此联作为考题来品评考生高低,这都说明这首诗以写景驰名,以致本来写得并不差的抒情句却为它所掩了。
这是一首抒写报国之情和忧国之念的作品。诗的前六句追怀旧事,寄慨遥深;后两句既有送行之意,也有对金兵的突然退却难以置信,又欣喜若狂。
“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州。”二句以简洁的笔墨概括了金兵南犯的经过,同时也交待了诗的写作背景。诗人最初听说金兵已迫近南京城,来势凶猛;不久又得闻金兵集结在瓜州渡,气焰益炽。
处此危难之际,诗人多想挺身而出,联合抗金志士,挽狂澜于既倒,为国除危,为民解难。可是,只求苟安、不思恢复的南宋朝廷早已把他看成心存不轨的异己分子,不能容许他执掌重兵、慷慨赴敌。意识到这一点,诗人内心充满愤慨:“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诗人曾多次向朝廷提出抗敌复国的军事策略和政治措施,然而满朝公卿,尽皆畏敌如虎,嫉贤如仇,没人肯听取他的意见。诗人的上书,要么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要么如虎须捋毛,招致处罚。作为备受歧视的在野人士,他只有徒然地为时局担忧。这两句前后照应,因果分明,对比强烈:一边是诸公堵塞贤路,不恤国计;另一边则是诗人系念时局,忧心如焚。孰是孰非,孰善孰恶,一目了然。
“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二句借景抒情,益见其愤慨之烈、痛苦之深。“危楼”,即高楼。当时,诗人身受羁绊,无计可施,拳拳报国之心竟与打到窗上的急雪一样碎成粉末;登上高楼,远望狼烟四起,诗人更不禁涕泪交流。这一切,虽已成为旧日之事,却深深地镌刻在诗人的记忆之中。“七兄”即将奔赴的扬州正是当时的兵燹之地。
在送别的时刻,诗人首先想到那惨痛的景象并形诸诗笔,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后两句折回题意,渲染送别之情。 “岂知”,点明形势的变化出乎诗人的意料之外——当初,他何曾料及金兵会发生内讧,使一场更大的战祸得以弭息。“乱絮飞花”,则暗示随着金兵的撤离,淮水以南地区又恢复了和平景象。诗人笔下的花絮,不仅充满生机和活力,而且具有人的意识、人的情感,欣然担负起送客的使命。它们追随在七兄乘坐的小舟前后蹁跹起舞,既表欢送之情,亦致挽留之意。此情此意,不能不使七兄深受感动。其实,多情的与其说是乱絮飞花,莫如说是诗人自己。诗人自己眷眷然不忍与七兄分别,却不从正面说破,而将自己的感情赋予乱絮和飞花,于是,乱絮飞花便变得如此深情缱绻。这幅生意盎然的“送客图”,实际上只是诗人的主观意识外化后产生的某种幻象。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是触景生情的话,那么,这两句则是移情于景了。而无论触景生情,还是移情于景,究其效用,都有助于创造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增强诗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从艺术上看,这首诗不仅属对精切,造语工巧,而且情寓景中,意余言外。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这两句是全篇的总起。“客”,杜甫自指。以下一切描写,都是从诗人“喧呼闻点兵”五字中生出。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这是杜甫的问话。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定制:男女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丁。至744年(唐玄宗天宝三年),又改以十八岁为中男,二十二岁为丁。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役。杜甫的问话是很尖锐的,眼前明明有许多人被当作壮丁抓走,却撇在一边,跳过一层问:“新安县小,再也没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为这样一问,就可以把新安吏问住了。“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官吏很狡黠,也跳过一层回答说,州府昨夜下的军帖,要挨次往下抽中男出征。官吏敏感得很,他知道杜甫用中男不服兵役的王法难他,所以立即拿出府帖来压人。讲王法已经不能发生作用了,于是杜甫进一步就实际问题和情理发问:“中男又矮又小,怎么能守卫东都洛阳呢?”王城,指洛阳,周代曾把洛邑称作王城。这在杜甫是又逼紧了一步,但接下去却没有答话。也许官吏被问得张口结舌,但更大的可能是官吏不愿跟杜甫啰嗦下去了。这就把官吏对杜甫的厌烦,杜甫对人民的同情,以及诗人那种迂执的性格都表现出来了。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跟官吏已经无话可说了,于是杜甫把目光转向被押送的人群。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些中男仔细地打量再打量。他发现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男孩子是因为有母亲照料,而且有母亲在送行。中男年幼,当然不可能有妻子。之所以父亲不来,是因为前面说过“县小更无丁”,有父亲在就不用抓孩子了。所以“有母”的言外之意,正是表现了另一番惨景。“瘦男”的“瘦”已叫人目不忍睹,加上“独伶俜”三字,更显得他们无亲无靠。怀着无限的痛苦,但却茫然而无法倾诉,这就是“独伶俜”三字展现给读者的情形。杜甫对着这一群哀号的人流泪站了很久,只觉天已黄昏了,白水在暮色中无语东流,青山好像带着哭声。这里用一个“犹”字便见恍惚。人走以后,哭声仍然在耳,仿佛连青山白水也呜咽不止。似幻觉又似真实,使读者惊心动魄。以上四句是诗人的主观感受。它在前面与官吏的对话和后面对征人的劝慰语之间,在行文与感情的发展上起着过渡作用。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是杜甫劝慰征人的开头几句话。本来中男已经走了,他的话不能讲给他们听。这里,既像是把先前曾跟中男讲的话补叙在这里,又像是中男走过以后,杜甫觉得太惨了,一个人对着中男走的方向自言自语。那种发痴发呆的神情,更显出他茫然的心理。抒发悲愤一般总是要把感情往外放,可是此处却似乎在进行收束。“使眼枯”、“泪纵横”本来可以再作淋漓尽致的刻画,但杜甫却加上了“莫”和“收”。“不要哭得使眼睛发枯,收起奔涌的热泪吧。”然后再用“天地终无情”来加以堵塞。“莫”、“收”在前,“终无情”在后一笔煞住,好像要人把眼泪全部吞进肚里。这就收到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艺术效果。这种悲愤也就显得更深、更难控制,“天地”也就显得更加“无情”。
杜甫写到“天地终无情”,已经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这一场战争的性质不同于写《兵车行》的时候。当此国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时,诗人从维护祖国的统一角度考虑,在控诉“天地终无情”之后,又说了一些宽慰的话。相州之败,本来罪在朝廷和唐肃宗,杜甫却说敌情难以预料,用这样含混的话掩盖失败的根源,目的是要给朝廷留点面子。本来是败兵,却说是“归军”,也是为了不致过分叫人丧气。“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唐军讨伐安史叛军,可以说名正言顺,但实际上又谈不上爱护士卒、抚养分明。另外,所谓战壕挖得浅,牧马劳役很轻,郭子仪对待士卒亲如父兄等等,也都是些安慰之词。杜甫讲这些话,都是对强征入伍的中男进行安慰。诗在揭露的同时,又对朝廷有所回护,杜甫这样说,用心良苦。实际上,人民蒙受的惨痛,国家面临的灾难,都深深地刺激着他沉重而痛苦的心灵。
一方面,当时安史叛军烧杀掳掠,对中原地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是空前的。
另一方面,唐朝统治者在平时剥削、压迫人民,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又昏庸无能,把战争造成的灾难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顾人民死活。这两种矛盾,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尖锐地存在着,然而前者毕竟居于主要地位。可以说,在平叛这一点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因此,杜甫的“三吏”、“三别”既揭露统治集团不顾人民死活,又旗帜鲜明地肯定平叛战争,甚至对应征者加以劝慰和鼓励,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当时的人民虽然怨恨唐王朝,但终究咬紧牙关,含着眼泪,走上前线支持了平叛战争。“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表达了作者对应征的“中男”的无限同情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