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词表现了不甘屈服于邪恶势力的美好爱情，表现出不幸命运中心灵的高贵、圣洁，表现出苦难人生中一对情侣的至爱情深，堪称爱情词中的千古绝唱。

　　全词从上片的悲怆沉痛转向下片的美好期待。心灵升华，笔力不凡，波澜起伏，感人至深。词中用“花”、“月”的形象贯穿而成，既写了“花前月下”的相恋，也写了“花谢月朦胧”的爱情受阻，还写了“花”不尽，月无穷的美好祝愿。随着花月意象所呈示的象征意义的流转，词人情感精神所经历的曲折变化也凸现出来。

　　起首一句缅怀昔日两人相恋的幸福情境。花前月下相逢，原是良辰美景中的赏心乐事；但句中插入一“暂”字，便暗透出一丝悲意。次句进一步点出恋人隔绝、欢会难再的现实。“苦恨”二字叠下，足见词人痛苦之深重。接下来“何况酒醒梦断，花谢月朦胧”用比兴的手法，喻说爱情受阻的现实。“酒醒”，有“愁醒”之意。“梦断”，喻往事已成空，而“花谢月朦胧”，则见证昔日美好爱情的春花已经衰谢，明月已经黯淡，竟成为情缘中断的象征。“何况”二字，强调好事难成，不仅写恋人隔绝，而词情因之倍加悲怆沉痛。

　　过片以千钧之力，从悲怆沉痛中陡然振起，将词情升华到一个美好的境界。“花不尽，月无穷”两句是对偶，用比兴：花不尽，是期愿青春长；月无穷，是期愿永远团圆。紧接着，迸出“两心同”，则是坚信情人与自己一样对爱情忠贞不渝。由此可见恋人之间的离别，决非出于心甘情愿，实有难以明言的隐痛，则爱情实为横遭外来势力之摧残可知。衰谢了的春花再度烂漫，而且永远盛开；黯淡了的月亮再度光明，而且永远团圆。这是美丽的幻境，也是美好的期愿，这些要升现词人破碎痛苦的心中，需要的正是“两心同”这种极大的力量。如果没有对情人无比的爱和最大的信任，是决不可能产生这种精神力量的。作者《千秋岁》词云“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可以注解“两心同”的深刻意蕴。“此时愿作，杨柳千丝，绊惹春风。”词人把甘为挽回春天即挽回爱情而献身的意愿，寄托结笔这优美的比兴之中。

　　综上，此词通过叙写一段横遭挫折的爱情，表现了词人对于爱情的忠贞不渝，同时也表现出一种美好期望不断升华的向上精神。宋晁补之评张先曰：“子野韵高”，乃深透之语。

　　这首诗托物言志，以菊花自况。首联描摹菊花色调淡雅，丰韵翩翩。颔联用陶令、罗含典烘托菊花品格。颈联用“禁重露””怯残阳”写菊花深忧迟暮，暗含抱负不能施展，虚度年华之意。尾联言志，暗含自己希望被朝廷赏识之意。这诗虽是咏菊，亦句句自况，物我交融，写得清绮秀逸，意思醒豁。

　　这是一首借物抒怀的诗。虽然诗中写到陶渊明，但根本点则不是甘于田园。而是借菊寄托自己渴望入朝的热望。这里的的菊花，淡淡的紫色，鲜艳的黄色，他们既有陶公篱旁的雅色，又有罗含院里的淡香。它不畏霜露，却担心夕阳。它可以傲然凌霜盛开，却面对时光流逝无奈。即使它枯萎了，也可以制成美酒，盛在精巧的鹦鹉杯中，来到高贵的宴席之上。这里诗人热情讴歌了菊花的雅色和清香，高度赞扬了菊花不怕霜露的傲骨以及可贵的奉献精神。

　　诗人咏菊，以自己的观感为主，描述很是抽象。菊中有我，我中有菊。纵然凋谢，留下的也是白玉高堂里的精华。李商隐晚年落泊，但毕竟是帝室远亲，他自己也以此为荣。诗人用“金鹦鹉”“白玉堂”婉转地表白了自己的身世。可是，他的身份并没有有给他带来实质上的好处，纵然才俊，亦不见用。通观全诗，诗人状物新奇引典自然，锐意中有伤时，哀婉里有进取，大有孤芳自赏之意，绝无叹老嗟卑之嫌。

　　诗一开头，先描绘菊花那可爱的姿色：“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首句写的是紫菊：“暗暗”真实地写出词人对紫菊的观感，表明色彩并不明丽。“淡淡”又写明其色浅浅也不浓艳。“暗”“淡”二字的重叠使用，便生动逼真地刻画出紫色菊花那淡雅的风姿。次句描写黄菊：“商融”即和暖之意。这两个字用得极为精妙。用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井说。这是“通感”或曰“感觉挪移”在日常生活的经验里视觉、听觉、角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与交融，眼、耳、鼻、舌、身各个官截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因此颜色如乎会有温度，诗人在视觉里获得了触觉的感受。看到那金黄色的菊花便有了一种温暖的感受。由此可南诗人体物实在太精微了。“冶冶”圳其明艳柔美之态。那黄菊金色的花蕊，经过露洗霜染，清新鲜美，用“冶冶”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诗人着墨不多，只“融融冶冶”四个与便极尽黄菊之态，不愧为大手笔。

　　第三句诗则把菊花颜色的描写引申了一步，称之为“陶令篱边色”，把眼前菊花的地位抬高了。“陶令”指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他曾做过彭泽（今江西省彭泽县）县的县令，所以后人常常这样称呼他。陶渊明于百花之中最爱菊花，正是他首先把菊花的地位抬高了，他在《饮酒》一诗中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而李商隐在此处称他所见之菊有“陶令篱边色”，意即同陶渊明东篱下的菊花一样美，足见他对菊花的爱赏程度。后句描写菊花之香，也以典故出之，称之为“罗含宅里香”。罗含，字君章，晋代来阳（今湖南省东南）人，擅文章。由州主簿累官至廷尉、长沙相。桓温极重其才，称为江左之秀，可他致仕还家，在荆州城西小洲上立茅屋而居。《晋书·罗含传》记载他“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诗人此处说他所见之菊有罗含宅中菊花一样的芳香，这便更加抬高了它的地位。李商隐此处引出陶令菊和罗含宅里菊主旨不在菊花本身，有以这两个人自况的一面：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于乡里小儿，遂辞官归隐，闲雅悠然地“采菊东篱下”，罗含致仕却还归本乡，甘居茅屋，托身有所。而李商隐此时辞去了弘农县尉，居于家中，流连山水，形式上与那两个是有些相似。不过李商隐此时这点“隐”气来得很勉强，他骨子里渴望的不是充满菊香的篱下或宅里，而是朝廷，梦寐以求的是入朝为官，这从后面四句诗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五、六两句：“几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明里继续写菊，暗里则有所寄托。“禁”此处是避忌之意。“重露”即浓重的霜露。前句写出私菊傲霜的品格：秋菊开在寒秋，“蕊寒香冷蝶难来”（黄巢《菊花》），不过正是这风霜高洁之时，才显示出它的独特品格。

　　后一句诗人借菊写出自己内心的隐忧，“怯残阳”即害怕夕阳西下，黑天到来，此处别有寄托。李商隐虽屡遭挫折，仕途失意，但这并不能侠诗人彻底失望。但是他实在担心时不我与，光阴迅速。多少有些迟暮之感。同屈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几句诗所表达音的惜时思想十分近似，同样是担心自芒的抱负不能施展，虚度了年华。

　　最后两句，诗人借菊花委婉地表达出来了：“愿泛金鹦鹉，升君白玉堂。”泛，指以菊花浸酒。“金鹦鹉”指以黄金仿鹦鹉螺形铸造的酒杯。《岭表录异》一书中写道：“鹦鹉螺，旋尖处屈而味如鹦鹉嘴，故以此名。放上青绿班，大者可受二升，放内光莹如云母，装为酒杯，奇而可玩。“白玉堂”一语出自《古乐府·相逢行》“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两句中的后一句。此处暗指朝廷。这两句诗字面上把菊花人格化，表明它希望被浸在金杯之中，被送到白玉堂上为贵人所用，而实际上表现的是诗人期望入朝做官的心绪。

　　这首诗的突出特点是物我交融。除开头两句外，其余句句写菊，又句句是写自己，是托物言志的杰作。写物而不离人。物与己交融在一起。物又不粘在物上，处处关己。写己又不脱于物，处处以物出之。如三、匹两句写菊花之色与香，关涉自己翻官之事。五、六句写菊不畏霜露而震日暮，关涉自己的迟暮之感。七、小句写菊花的愿望关涉自己期望入彰之情。其次，本诗在用典上也有独莹之处：自然而然，毫无切削之迹，囊无晦涩之感。如三、四两句用陶渊明与罗含的典故，如同己出，与自己的诗境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实在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

　　从表面上看，这首诗所写的不外是“井”及与之相关的“辘轳”、“水声”、“弦（丝）声”、“城头日”和一位“荀奉倩”。乍一看，似乎很简略，找不出诸意象之间的内在必然的联系。让人摸不清到底说的是什么。但一个“情”字，而且诗人将“情”字与“荀奉倩”作了相比。这就给疏解提供了入门的路径。

　　“井上辘轳床上转，水声繁，丝声浅。”诗的开头依旧题，从“井”说开去。这三句所涉及的意蕴当以一种复沓而又孤单的音响构成的思绪为主。因为“转”字总括了后园里深井汲水的操作过程，并引出水井与器具的混杂声。“弦声”一本作“丝声”。绳索缠绕辘轳的声音相对辘轳的声音要小，而“水声”之“繁”又时时打破辘轳自转的单调声，写出诗人仔细辨别不同声响的专注。诗人或许是一次偶然的后园闲步，无意中驻足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后引出一段感慨。因此三句以“转”字引出深井汲水所需器具的相互联系，作为下文“情”的缘由的起兴。另有一种解释是，开头写的是闺阁之言，说是主人公在床上辗转反恻不能入眠才注意到后园的汲水声，由于注意力转移，室内的声乐丝弦声反而减弱，故谓“弦声浅”。

　　辘轳声或强或弱，或长或短的重复，似乎在诗人心里制造一种紧迫的心理压力，以为这种断断续续的动力源不能久长。“情若何？荀奉倩。”这两句是规定此诗情感范围的关键，意思是说：感情怎么样呢？像荀奉倩那样吧!《世说新语》和《三国志·裴松注》都记载，荀粲字奉倩，娶骠骑将军曹洪之女，两人感情很深，冬天妻子病热，荀粲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历年后妻子病亡。荀粲不病而神伤，傅嘏前往安慰，说：妇人才色并茂为难，你娶曹洪女是遗才而好色，假如按照这种标准，还是很容易再遇到你满意的女人的，没必要如此悲哀。荀粲回答说：佳人难再得，虽说她没有倾城之色，但再找一个谈何容易。荀粲痛悼不能自己，岁余而亡。至此，诗中才透露出为什么诗人要强调辘轳与井架的和谐转动，吊桶与吊绳索的相互联系。因为有了这种配合的默契，水声才能繁多，水才能源源不断地被汲上来，以此来比喻夫妻之间的和谐关系，实在非常贴切。

　　李贺的爱情诗多带上悲凉的死亡意绪，这也许是“鬼才”的特质。在这里，诗人赞赏荀奉倩对于爱情的“好色”观，实在是一种很值得品味的现象。荀奉倩在得到曹洪女为妻后，“容服帷帐甚丽，专房欢宴”，把自己的所专所爱都倾注到妻子身上，而且这种爱由“自宜以色为主”渗化为一种生死以之的痴情，这种由冲动而达到升华的爱情就更值得人们眷恋神往，更易于净化灵魂，从而幻化出悲剧美的境界。

　　但是，诗人又为这种美好的东西的急剧销沉而惋惜不已。于是面对着东上西下的太阳发出凝固不转的奇想。“城头日，长向城头住。”意思说只要城头上的太阳永远不落，普照人间，世上美好的爱情也就能长葆。虽然李贺体弱多病，写过不少阴森可怖的鬼诗，流露一种对死的恐惧以及人生幻灭感。但是，在这首诗里，他却放声高歌宇宙中永恒的太阳，“一日作千年，不须流下去。”诗人说：但愿太阳的光晖长在，一天的光阴像一千年，永无昏暮，让那一刻令人销魂的时光与之天长地久。

　　在此诗的随感式的慨叹中，由“井上辘轳床上转”的“转”和“长向城头住”的“住”构成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诗人由辘轳声转而时时感觉到它将骤然停歇的压力与隐忧；又由太阳的日日西沉而忧及一日夕阳的消失。这种宇宙无穷、时间永恒而人生短促固然是苦恼的命题，但此诗又有其特定的情景与内涵，或许青年诗人正有一种稍纵即逝的爱情体验，便以无限圣洁的感情，通过比拟与夸张以期达到凝固在自己的心中，从而享受和追忆一种青春美好、爱情长存的极大愉悦。而这种偶然感发式的浓郁含意又很难用浓丽的字眼来表达，于是找到拟古歌谣的最古朴方式，来规范他跳跃超常的激情。其中还表现出长吉诗风中的几分劲拔。

　　本文是清朝末年革命烈士林觉民写给妻子陈意映的一封绝笔信。在这封绝笔信中，作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深情和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深沉的爱。他把家庭幸福、夫妻恩爱和国家前途、人民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对妻子亲人的爱和对国家人民的爱连为一体，阐述一个深刻的道理：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就不会有个人的真正幸福。全文感情真切，笔调委婉动人，读后令人荡气回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自“意映卿卿如晤”一开头，整封信围绕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情”字倾诉心曲。“卿卿”一呼，落笔动情。“吾至爱汝”，“吾爱汝至”，“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吾作此书，泪珠与笔墨齐下”，这些饱含感情的倾诉，使读者心魂为之摇荡。正由于作者对妻子爱得深挚，因此在挥毫作书之际，夫妻之间那令人无限眷恋而又无法重温的往事，一时奔涌笔底。

　　第一件事是“四五年前某夕”与妻子的一席对话。作者对妻子说：“与使吾先死也，吾宁汝先吾而死。”读者乍听起来，这话真有些不近人情，谁都希望自己至爱的人健康长寿，也难怪他的妻子“初闻言而怒”。按时间推算，这番话应是林觉民婚后赴日本留学假期返故里时所说。他在日本比在国内更加接近反清革命中心，献身革命、为国捐躯的宏愿已经确立，只是担心一旦牺牲了，妻子忍受不了失去爱侣的悲痛。“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这份“道是无情却有情”的爱，是至爱。

　　第二件事是婚后蜜月生活的情景：“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花月掩映，两情依依，良辰美景人同在，诗情画意，温馨甜蜜。美丽的青春，无边的幸福，无法让他忘怀，这浓情蜜意，是至爱。

　　第三件事是“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这时新婚不久，作者写信给父亲说要远赴南洋，急得老父去厦门找他，但他却早已回家。这次外出，显然有特殊任务，但不便直接告诉妻子。所以意映要他“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希望远走天涯长相随，是至爱。

　　第四件事是“前十余日回家”。这次作者从日本归来，身负革命重任，本拟将实情告诉妻子，又考虑到妻子有孕在身，恐不胜其悲，“故惟日日买酒呼醉”，试图减轻压抑心底的难言之苦，永诀之痛。诚如古人所叹：“举杯消愁愁更愁”，这醉中之苦仍是对妻子的至爱所致。

　　除了这四个生活片断，作者对妻子的至爱，还表现在对死后的想象。一个平日不信有鬼的革命者，竟希望真有鬼，好与妻子以灵相依，以哭相和；黄泉尘世，互慰相思与寂寥。而信末因感“巾短情长”难以尽意的巨大痛苦，反以“一恸”作结，可谓以一当十，言有尽而情无限。

　　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矢志拯救国家民族的革命者，作者在尽情倾诉夫妻之间至爱的同时，畅叙了儿女情必须服从革命事业的至理，将一己之爱扩展到普天下人之爱，表达了牺牲个人幸福，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崇高情怀，情理浑然交融，深情大义与英雄壮怀同辉，给这封信带来了政论的色彩和战斗的品格，堪为志士增色，为弱者壮胆，义无反顾地为祖国献身。

　　这封信是作者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写的，生与死，妻与儿，国家、民族与人民，无不牵动着他的心魄，其万千思绪，如春潮荡漾于心海，散文的形式正适宜他尽情地表达这丰富、复杂的感情。追忆往事，不需依时间先后为序，一件往事似信笔拈出，每一笔都流注着作者炽热的血液，饱含着作者对革命、人生的崇高信念。这封信不是一般所谓的情理兼见，而是以情作为贯穿的主线，理贯于情，情中见理。

　　在这封感人至深的信中，也可见作者挥洒自如地驾驭语言的功力。写景叙事处，精妙洗练，情景宛然在目。如对婚后生活的回忆，冬日月夜，一对爱侣临窗低语，携手庭中，在月光与疏梅交相掩映中互诉心怀。和平、宁静、温柔、幽谧的夜色，烘托着、渲染着人间醉人的幸福。这种境界，无须慷慨陈词。作者基本上采用了四言、七言句式，参差错落，娓娓动听，明净如洗的语言，极富诗的韵致。这段文字，既有一种逼真传神的形象美，又有一种清新醉人的情趣美。夫妻之间的柔情蜜意：“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只在虚实之间，既明朗又微妙，给人以不尽的遐想。信中为了表达对妻子的至爱至情，时时出现叠字，如“低低”、“切切”、“真真”、“的的”、“日日”、“依依”等，把作者对妻子无限爱恋，对人生无限眷恋的浓烈感情传达了出来。

　　信中在抒发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和痛斥旧中国血腥统治等方面，大气磅礴，精光四射。大抵长短句式交替运用，句意或层层递进，或回旋曲折，铿锵之声如金石掷地，又于参差错落中显示出语句大致相仿的特点，增添了文章悲壮恢宏的气度与政论雄辩的色彩，使感情的进发与理性的思辨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作者虽于抒情处再三畅言壮志，并不给人以芜杂、累赘的感觉；相反，它给人以亲切的感染、有益的陶冶。由于作者具有比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能够自如地融诗文辞赋的语言节奏于笔下，又能适当地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富有表现力的叠字，铸炼出具有个性色彩的散文语言，完满地体现出这封信的立意：为天下人谋永福。

　　词的上阕以虚实相生、正反对比等艺术手法着重叙事而又渗透着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活动。“六月天兵征腐恶”，起句突兀而来，首先推出“天兵”与“腐恶”两个对立的意象，并以“征”字相关联，直有一股令人振奋的摧枯拉朽的磅礴气势，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以“天兵”指作者所率的工农红军，既显其神威，又张其正义。以“腐恶”指敌人，是形容词名物化的用法，既暴露了敌人腐朽丑恶的本质，又反衬了“天兵”的正义和不可抗拒。中间着一“征”字，可谓兴师有名，仁义自见。这一句从时令“六月”落墨，看似寻常，其实多有包孕。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就其喻指的事物而言，是前句的复现；就其意象创造而言，却发生了耐人寻味的推移和转换。“万丈长缨”与“天兵”语意相承，是意象的推移；“鲲鹏”与“腐恶”相应，用以吟指作者所要否定的对象，则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意象转换。此前，作者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有“鲲鹏击浪从兹始”句；此后，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有“斥鷃每闻欺大鸟”句；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有“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句。其中“鲲鹏”、“大鸟”都被用来喻指作者所赞美和肯定的对象。这里，作者之所以进行异乎寻常的意象转换，以“鲲鹏”属应“腐恶”，意匠在于既真实地揭示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虚弱而又暂时强大的两重性本质，又隐约披露作者对当时攻取中心城市的不可能性与危险性的深层的情感判断。“万丈长缨”要缚住那大而“不知其几千里”的鲲鹏，气不可谓不壮，然而谈何容易！

　　正是沿着上述已经隐约披露的深层的情感潜流，作者的思绪很自然地流向了另外的意象空间：“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赣水那边”，是以切入的远景转换了意象空间；“红一角”则以鲜明的色彩造成了耀人眼目的视觉形象。这种空间的跳跃转换和鲜明意象的创造，无疑显示了作者强烈的情感流向，透露了作者对已经是“红一角”的“赣水那边”分外瞩目的眷顾之情。这种深刻的情感潜流，毕竟是难以抑而不发的，至“偏师借重黄公略”一句，可谓情不自禁而溢于言表了。作者之所以在作品中对黄公略赞赏有加，不仅仅是因为黄公略所率的红三军在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中确实是足可倚凭的“偏师”，黄公略本人在关键时刻赞同并支持了毛泽东抵制攻取南昌的决策；更重要的是，他向来理解和支持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坚持在粤北至赣西南赣水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红色政权，为创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黄公略与毛泽东在革命战略上是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是毛泽东足可信赖与借重的。

　　词的上阕一、二句与三、四句构成了层次分明而又相互联系、相映成趣的艺术思维空间，笔调也前后相承而又显出变化。如果说一、二句是作者立足于现实而在幻化的意象空间进行形象思维，豪情浩气之中隐然生出一缕深沉的忧思，笔调雄浑而凝重；那么，三、四句则是从虚境回复现实，于深情眷顾中流露出对正确的战略道路及其成功实绩的热情赞美，笔调也显得活脱轻灵。

　　词的下阕，作者挥洒酣畅的笔墨，紧扣意脉进一步状写革命气势，抒发强烈而深沉的情怀。“百万工农齐踊跃”，是上阕“天兵”、“万丈长缨”等虚拟意象的现实具体化，是对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形势的真实描写与概括。“齐踊跃”三字，极富动感，极有力量，既讴歌了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又为下句意象空间的开拓引弓蓄势。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紧承前句笔力豪气，一泻万里，势不可遏。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自闽西、赣南北上，纵贯江西，几及全省，而后自赣西北取进逼湘鄂态势，状以“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并非“虚笔”。句中驱遣“席卷”、“直捣”这两个力度极强的词语，意锐词锐，如同雷轰电掣，使得上阕开辟的“万丈长缨”、“红一角”的意象空间急剧伸张拓展，令人心驰神往，了无滞碍，似觉锋芒所向，红旗漫天，以至席卷江西、直捣湘鄂意犹未尽，情不能已。

　　至此，作者顺势翻笔，凌空一变，由已经极大地伸展开来的外在的意象空间转向逐渐亢奋起来的内在的心灵世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红了一角的古老土地上红旗跃动，百万奋起的工农正迈开排山倒海的行进步伐，“席卷”、“直捣”旧世界的革命气势……此情此景，本身就构成了大气磅礴、悲壮动人的时代旋律、人类史诗。而呼唤“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起来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国际歌》，正是这种时代旋律、人类史诗汇集而成的全世界无产者革命的歌，心中的歌。毛泽东身在此情此景之中，扮演着“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时代主角，是我唱《国际歌》，还是《国际歌》唱我，自是浑然难分而神思飞越了。所谓“狂飙为我从天落”，正是这种物我浑然的诗家妙语。“狂飙”何物？它既指革命风暴，此为物；又指内心的情感波涛，此为我。二者交激鼓荡，奔突于天，深沉于心，以“为我从天落”言之，信不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