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辞写屈原被放逐以后对楚国黑暗世道的怨愤。作者罗列社会人事、花鸟禽兽、神仙传说等多种意象，细致描绘并沉重地抨击当时的局势。同时也刻画了作者的矛盾心理——既想藉此远走避世隐居，又怕名誉上受损；并且无法忍受君王为奸佞之徒所蒙蔽。辞以屈原的口吻来书写，表达出一种伤痛的情绪，生动展示了主人公立场坚定与矛盾的内心世界。
全辞可分三部分。
从开头至“虽有八师而不可为”是第一部分。这部分写世道的浑浊黑暗，并指出其原因载于贪浊之人当道，廉洁之人贝谗受压，其结果自然只能是不论是非，不变忠佞，风俗毁誉，高下参差了。故辞一开头就在“世道”二字上着眼，说“世沉淖而难论兮，俗岒峨而嵾嵯”。
具体而言，一是黑白不分，纯洁的日见其少，以致消灭；龌龊的日见其多，以致繁盛。可见贤者不重用，愚者进在显位，世风之日下可叹。
二是贪狠之人如“枭鸮”这已成群结队、组成联盟，而廉洁之士如“玄鹤”者反敛气节而退隐。可见黑暗势力的强大。
三是佞谄小人如“蓬艾”、“马兰”者受到君王的亲近，以这些杂草比喻其踊跃欣喜之状。而忠贞之士如“药芷”、“杜衡”者反被抛弃。可见上不任贤，世风之日下已无可奈何。至此辞人发出感叹：周朝用贤之道于今已“芜秽而险巇”，高阳古帝之德也遭“点灼而毁议”。可见世风之日下，已到了难以评说、无可挽回的地步。
第二部分至“孔子过之以自侍”，写屈原偏反其道而行之的坚决态度，希望一遇闲人明主，以救世风。屈原态度之坚决，志之不可夺，辞用比兴手法加以衬托，有如皇天之“保其高兮”，后土之“持其久”。接着写他“偏与乎玄英异色”的志趣。世道亲近小人，斥逐君子，正如喜爱丑女“嫫母”而排挤美女“西施”，绝不当日侍左右的“嫫母”、“勃屑”。食禄之臣居高位，享厚禄，而妄行佞谄，必将失其位，正如蠹虫依桂树，食芬芳，不知留止，而妄欲移徙，必将亡其所一样。人的洁身自好，不能变志而易行，以求禄位，必将穷困而终身，正如“蓼虫不知徙乎葵菜”。
两相比较，言下之意，自己偏要做“蓼虫”而决不当“桂蠹”。然则“处湣湣之浊世兮，今安所达乎吾志？”只有保持忠正之志，欲远去以求贤人明君。“骥踌躇於弊輂兮，遇孙阳而得代。吕望穷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饭牛而商歌兮，桓公闻而弗置。”可见屈原处浊世而而无人理解、欲救世风而不被重用才想到远行求贤，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进一步表现了屈原坚强的意志和态度。
最后一部分承上而来，古贤俊皆有所遇而“吾独乖剌而无当兮，心悼怵而耄思。”，转写屈原的遭遇和决心委命江流时的痛苦心情。
这一步分写了三层意思：
一是着重从小人得势角度写自身的遭遇。“思比干之恲恲兮，哀子胥之慎事。悲楚人之和氏兮，献宝玉以为石。遇厉武之不察兮，羌两足以毕斮。”这些可思可哀可悲的事，无一不是因小人智少虑狭，承顺求媚，身居高位，以其愚心妄改前圣之法，背义谋私，妄造虚伪以谮毁贤人视贤人甚于草芥所致。
二是着重从君王亲谗角度写作者自身的遭遇。君王“亲谗谀而疏贤圣兮”，以美为丑；君王“愉近习而蔽远兮”，不变黑白，流放忠良，使贤人“不得效其心容”。而作者自己遭到流放也是因为这样。而小人的谗谄蔽明君王的亲信谄谀，又是互为因果表里的，这决定了时世之沉沦是势所必然的了。
最后一层则是着重从自身的遭遇写悲愤的心情，直至决心投降殉国作结。欲留不能，欲去不行，无路可走，陷入绝境地步。于是才推出“愿自沉於江流兮，绝横流而径逝。宁为江海之泥涂兮，安能久见此浊世？”其怨恨指甚，无以复加，字字血泪，疾痛惨怛。
此辞抓住屈原遭流放后思想感情中的一个“怨”字叙事抒情，这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观点是一致的。通过“怨世”而“悲其志”，进而想见其为人，既再现了屈原这一伟大爱国诗人的感人形象，又于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屈原崇高品质的无限敬仰以及对于屈原遭遇的深厚同情，同时又谴责了世道的黑暗。在内容上，通过屈原的“怨世”而指出国家的安危存亡与国君“远巧佞，退贤言”、举贤任能密切相关，是可贵的。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这首词上片首三句明写荷花，实写美人，以“碧玉堂深”点出美人所居之地；以“水”兼写“小芙蓉”及美人所在玉堂的清姜环境。后三句连用“闭”、“掩”、“倚”、“拖”四个有独特含意的动词，把女主人公如痴如醉如怨的情状淋漓写出。
下片“迟迟”二句以乐景写愁情，以鸳鸯兴相思。结尾二句，是女主人公对上二句“凝望”后的瞬间表情，如梦如幻，以笑写愁，笑得愈沉醉，愁情也愈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