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第一段交代了写《醒心亭记》的有关背景及写“记”之缘由。在介绍“醒心亭”之前,作者先介绍了“丰乐”亭。“滁州之西南”,示方位;“泉水之涯”,写环境;“欧阳公作州之二年”,记构亭时间:文笔交代简洁。作者所以写丰乐亭,用意在于以丰乐亭作背景,一方面引出醒心亭的位置,丰乐亭往东几百步的高山上;一方面交代了“醒心亭”的环境。写“丰乐亭”就是在描绘“醒心亭”的画面背景。作者行文纤徐曲折,不开门见山,直至段尾才开始点题。这并未使人感到烦琐,而是使画面更加丰满。
文章第二段写醒心亭之胜。作者以“饮”和“望”两字,概括区分了“丰乐”、“醒心”二亭不同的用途:前者用于饮酒,后者用于览胜。一个“望”字,总领景致之叙:群山相环,云烟弥漫,旷野无垠,草木茂密,泉水清冽,山岩峻秀。作者所以写“望”中之景,是为了引出“望”中的感受:耳目一新,心中畅然清爽,从而点明醒心亭所以名“醒心”的原因,并进一步指明“醒心”一词的出处及典故。按韩退之诗《北湖》关于“醒心”句的一首是:“闻说游湖棹,寻常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这一引证,也曲折地反映着欧阳修这位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对于韩愈这位唐代古文运动领袖的推崇。韩愈擅古文,并非以诗称擅者,《北湖》又非韩愈有名的文章,而欧阳公熟知,可见韩愈诗文之被推重。结句“取乐于山泉”,总结了建亭的心旨,为下文议论的生发作了铺垫,既有“总上”之功,又是“启下”之设。
文章第三段的议论,文眼在“乐”字上。承上段“取乐于山泉”,引出“公之乐,吾能言之”,这句总领全段,来说明欧阳修之“乐”的内涵。第三段有两处璧瑕:其一是,曾巩把“夷狄乌兽草木”,列在一起。反映出了他的“大汉族”的封建正统意识,对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歧视;其二是,曾巩把当时的宋王朝的统治讴歌为“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是失实的。虽然,这是当时文章通行的一种时代局限,但毕竟是白璧之瑕。欧阳修的山水之乐,也不是太平盛世的一种移情只不过是在被贬蒙诬中,表现了一种旷达的情志而已。滁州是个小州,无从施展抱负,只好纵山水之情罢了。
文章第四段文眼在“难得”二字,“几百年才能有这相的”,写欧阳修之贤难得。现在的人,还没有理解这一点,但百年、千年之后,人们一定会确认这个问题。蕴含的意思是:历史自有公论。欧阳修以流言攻讦被贬到滁州,身被非誉之名,且有涉罪之嫌,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者,曾巩的“公之贤”难遇”说,既是殉流言的反击,也是对欧阳修的声援。当世人不能理解欧阳修,后世人自垫有公论。这是曾巩的一段曲笔。
这个故事,用很生动的比喻,辛辣地讽刺了叶公式的人物,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坏思想、坏作风。通过这个故事,我们要丢弃“理论脱离实际”的坏思想、坏作风,树立实事求以的好思想、好作风。同时也讽刺了名不副实、表里不一的人。但历史上的叶公却不以这样的人。
叶公最著名的功劳以他不以怨报德,果断率兵平定了白公胜的叛乱,从而稳定了楚国政权。之后,为了楚国的长治久安,把职位让给别人,这一让贤之举,被专家们评为不迷权贵、深明大义。
叶公沈诸梁,字子高,被楚昭王封为叶邑尹而始姓叶。叶公生于楚国王室之家,其曾祖父以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秦国出兵击退吴军后,楚昭王把沈诸梁封到楚国北疆重镇“方城之外”的叶邑为尹。沈诸梁受到了楚国朝野及四境诸侯的敬重,时年24岁。
经考古发掘证实,他主持叶政期间,采取养兵息民、发展农业、增强国力的策略,组织民众修筑了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利工程,使当地数十万亩农田得以灌溉,这比著名的蜀守李冰修的都江堰早200多年,比郑国渠早300多年。至今,叶公修筑的东陂、西陂遗址保存尚好,以叶公治水的历史见证。
史学专家安国楼博士称,叶公确实有画龙的爱好,但龙以神化了的动物,不可能下降叶宅,“叶公好龙”折射出叶公所在地和所处时代龙文化的丰厚内涵。专家们还指出,汉代刘向描写的这一寓言故事,反映出汉代儒家思想走向独尊的地位后,对楚道之风等其他学派的贬斥。
根据《周礼》规制,叶公去世后,即被立祠享祭。叶公的后裔为纪念祖上之德与祖居之地,部分改沈为叶,以为叶姓之源。因此,叶公沈诸梁又以世界叶姓华人公认的始祖。每年清明前后,澧河之滨的叶公墓前,来自海内外的叶姓子孙纷纷回乡祭祖,已成为中原文化旅游的一大景观。
首联,概括写草堂周围环境,文笔简单随心,开头“野老”二字,是诗人自称。江岸回曲,竹篱茅舍,此时诗人正在草堂前的江边漫步观赏。“柴门”一句妙在写得毫不费力。这个柴门好像是随意安上去的,既然江流在这里拐了个弯,诗人就迎江安个门,方位不正也无所谓,一切任其自然。
颔联,写草堂之外人的活动和江村的景色,笔触悠闲疏淡,诗句好像信手拈来一样。澄碧的百花潭中,渔民们正在欢快地下网捕鱼。也许因为江流回曲,适于泊舟,那一艘艘商船也映着晚霞,纷纷在此靠岸了。
诗的上半部分,是诗人野望之景,出语纯真自然,犹如勾画了一幅素淡恬静的江村闲居图,整个画面充满了村野之趣,传达了此时此刻诗人的闲适心情。诗的前四句所写之景,好像诗人自身融入到客观世界,写出的意境恰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说的“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首诗的前四句,诗人心境淡泊闲静,完全陶醉于优美的江边晚景中,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然而诗人并不是一个超然物外的隐士,久望之下,竟又生出另一番情思来了。诗的后半部分转入抒情后,仍未脱离写景,但是带有主观感受,正如《人间词话》中“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这里的景物,无论是云彩还是城阙,是秋色还是角音,都浸染了诗人哀伤的感情色彩。两种境界,互相映衬,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颈联,“长路”承上“贾客船”而来,接得极自然。正是这些“贾客船”,扰乱了诗人平静的心境,令诗人想起那漫漫长途。这“长路”首先把诗人的思绪引向大江南北,那里有诗人日夜思念的弟妹,诗人常想顺江东下。由此又想到另一条北上长安,东下洛阳,重返故里的“长路”。然而剑门失守,不仅归路断绝,而且整个局势紧张危急,使诗人忧念日深。在这迷惘痛苦之中,诗人仰头见到白云,不禁感慨自己浮云般的飘泊之身却留滞蜀中,首先是因为战乱未平,兵戈阻绝,其次,这也是诗人对那些把诗人赶出朝廷,剥夺了诗人为国效力的机会的人的愤慨。诗人借云抒情,深婉含蓄,表达了诗人流寓剑外、报国无门的痛苦,以及找不到出路的迷乱心情。
尾联,传出了诗人哀愁伤感的心情。诗人感叹去年洛阳再次失陷后,至今尚未光复,而西北方面吐蕃又在虎视眈眈。蜀中也隐伏着战乱的危机,听那从萧瑟秋风中的成都城头传来的画角声,十分凄切悲凉。全诗以此作结,余味无穷。
整首诗采用了借景抒情的手法,当诗的上半部展现出那幅江村图时,诗人似乎是忘情于自然了,到了下半部,才表现出诗人深沉的忧国忧民之心,原来诗人的闲适放达,是在报国无门的困境中的一种自我解脱,这种超脱是平静之下的深沉的无奈和哀痛。
全篇紧扣诗题,句句写“夏夜苦热”。起首二句开门见山,交代时间、处所,直截点题,并提挈全篇。永州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日温度高,且时间长。诗人半夜尚不能入睡,悄悄起身登西楼去乘凉;夜半如此,骄阳暴晒的白天,可想而知。简略几笔,就高度概括了夏天之热,生灵之苦。
“山泽凝暑气”四句是登西楼时之所见所感,极写赤日炎炎似火烧的环境。时值中夜,山泽还如蒸笼,凝聚着暑热的炎气;长天无云,银河里也闪耀着刺眼的光辉;太阳烈焰的烧烤,滋润万物生长的露水已无影无踪;四野宁静,没有一丝凉风。
“探汤汲阴井”四句是登西楼后的活动,极写诗人如在火炉中熬煎的苦况。炎热不可挡,诗人想方设法来解暑:汲井水冲凉,开门扉纳凉,靠着栏杆乘凉。但是,井水却成了滚烫的开水,打开门灼焰扑面。
最末四句,基于以上厚实的铺垫,诗人直接抒写了自己的感触。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如此致命的气候,诗人简直难于呼吸,他抬头看见北斗,不禁向苍天提出质疑:长此下去,万物怎能蕃长?生灵怎能延续?此时,读者似乎看见诗人在仰天长啸:何当一夕金风起,为我扫除天下热!但是,这美好的愿望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引用“姑射子”这一典故,自嘲自解,既然不能以静胜热,就只能怅恨无边了。结尾以反诘语收束,诗的意境也渐臻极顶。
诗人笔下的夏夜,实在令人望而生畏。表现入微,首先取决于作者的体物入神。诗人长期困居永州,对当地气候有极深入细致的感受,再经过缜密的构思和精心提炼,才收到了如此精妙的艺术效果。由于诗人将自己的感受、情绪写得很形象,很具体,就隐含着一种抽象的概念,因而带有象征意味。柳宗元生活在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统治阶级奢侈腐化,赋税徭役日增,老百姓困苦不堪,形成了“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答元饶州论政理书》)的局面。诗人在永州期间广泛地接触百姓,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捕蛇者说》一文就以毒蛇与赋敛作比衬,深刻地揭露了唐王朝统治集团“苛政猛于虎”的黑暗现实。因此,诗人写夏夜酷热使人难以忍受,这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且又暗示着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唐王朝的暴政,使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死亡线上挣扎,还有什么“亭毒”可言!这正如杜甫在《无家别》所言“何以为蒸黎”一样,把老百姓逼到没法做老百姓的境地,又怎能做老百姓的主上呢?大唐王朝的统治又怎能巩固呢?这种在比兴中巧寓象征的手法,大大地拓展了诗的内涵,又增强了艺术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