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应制的七言歌行,记述武后访问龙门之事。史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官赋诗,先成者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
此诗的几个词语需要解释。“黄道”是太阳的轨道,因此也就是帝王之道。“鼎”是王朝正统的象征。“瑶池”是周穆王与西王母欢宴的地方,这里暗示过度奢侈或纵欲的要求。
宋之问赞美武后的出游,用了许多较早的京城歌行的技巧,但他将夸张的描写诗句连接成近于叙述的形式,显得更加复杂。七世纪七十年代的京城诗人从京城赋中借来结构,以某种讽喻或否定的反应修饰他们对声色之美的赞扬。这种结尾在这里是不合适的,甚至是危险的。可是,诗人仍然需要以某种道德评论结束诗篇,所以宋之问在结尾赞美了武周政权的正统性及道德力量。
这首诗不时出现宫廷宴会诗的惯例。最先出现的两句七言诗(第五、六句)不对偶,但是随着诗人开始描写风景,各联诗就完美地相配了。诗人也未放弃宴会结束的长段描写,落日和淹留的快乐都写得与宴会诗一样得体。这种华美的描写风格一定曾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杜甫在安禄山叛乱后,回忆唐朝失去的繁盛时,常常哀伤地模仿这种宫廷描写风格。
这首诗主要讲述包拯为官不屈不挠,一身正气的事迹。首联写为人处世之道;颔联进一步写为人处世之道是“直”;颈联写除暴安良;尾联写接受史书留下的教训,决不给后人留下耻笑的把柄。这首诗字字如钢,句句沥血,令后学振奋,令巧伪蒙羞。
首联写为人处世之道:治理世事以清廉无私为根本,为人处世以刚直不阿为准则。
颔联进一步写“直”:只有笔直挺拔的树干,才能终成栋梁之材;纯正的精钢,宁折不弯,决不被外力折服。作者以“秀千”、“精钢”自比,是自勉自励,也是自负自信,很有力度。
颈联写除暴安良。先写鼠雀之“喜”,是纵;后写兔狐之“愁”是擒。而铲除这些贪官污吏、害民之徒的根本办法,就是“草尽”,即拆除屏障,消灭他们赖以生存和为非作歹的条件,他们就无法逞凶了。
尾联写接受史书留下的教训,决不给后人留下耻笑的把柄。言外之意是要光耀青史,流芳千古。
这首题壁诗,可以认为是包拯身体力行的座右铭。诗作持重刚健,严谨有力,质朴无华,掷地作金石声,充满堂堂正正之气,磊磊落落之情。
这篇铭文首先对剑阁的地理形势加以介绍,描写了它“穷地之险,投路之峻”的险要之势;接着引发出作者的告谕,这种告诫并不在于对蜀人恃险好乱的规劝,而在于希望统治者从中悟出“兴实在德,险亦难持”的真理,它不仅是对那些“凭阻作昏”的割据势力的警示,也是对朝廷的劝诚。
文章采用整饬谐畅的四言韵语,四十六句分作四段,逐段换韵,笔姿纵横,愈转愈深。
首段极状梁山的地形地势。作者以梁山为辐射点,作全方位的观照:先以铺张扬厉的赋笔铺写梁山远连荆山、衡山,近接岷山、蟠冢山,南通邛焚之地,北达衡斜栈道,为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地;继而将梁山与彭门、碣石、嵩山、华山反复对照,夸饰其高峻之状。
二段承接上文,进而点出剑阁为镇守蜀Jll的门户。“壁立千仞”四字形象鲜明,剑阁拔地而起,陡峭如壁,千仞高耸的雄姿跃然纸上。接着宕开一笔,顾望历史,以蜀汉闭剑阁拒魏,魏钟会攻剑阁克蜀的事例,着重总结剑阁在治世与乱世的不同作用:“世浊则逆,道清斯顺。”这就为下文申足三重诫言奠定了基础。
三段化用西汉初年田肯庆贺刘邦智擒韩信的历史典故,指出秦、齐之所以成就霸业,并吞诸侯,实得山河险固之地利,进而强调剑阁之险隘尤过秦、齐——“一人荷戟,万夫趑趄”,从而提出此文的第一重诫言:警告中央政权的执政者,务必注意“形胜之地,匪亲勿居”。此言脱胎于田肯”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而语言更加精粹警策,足见张载锻铸语言之工。晋武帝鉴于曹魏政权单行郡县制而早亡,大肆分封诸子,指望屏藩天下,拱卫中央,针对当时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的现实,张载忠告执政者选择亲信亲近之人镇守巴蜀,还是有见地的。李白《蜀道难》吟道:“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即此二句。
四段继续借古讽今,以吴起谏魏武侯之言,说明国家之兴衰存亡,归根到底取决于修政仁德,从而提炼出比上文更为深刻精警的第二重诫言:“兴实在德,险亦难恃。”最后借助东汉初年公孙述与三国时刘禅败亡的实例,警告梁、益地方政权的当权者,勿蹈割据自灭的覆辙,发出“凭阻作昏,鲜不败绩”的第三重诫言。
此铭意深文省,语温词润,兼具概括性和典丽性。全文围绕三重诫言布局谋篇,行文有高屋建瓴之势,语言有精警隽永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