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为诗人晚年退职家居期间所作,首联扣合题目,概述还家五年来的景况;颔联写柳绿桃红的早春景色;颈联写衰翁在早春时节静居亭馆与漫步溪山的感受;尾联以春雨兆丰年收结。此诗用词通俗生动又富有理趣。
首联扣合题目,概述还家五年来的景况。春容的鲜妍与病翁的衰老适成对照,所以说“春容恼病翁”。叹老中隐藏着不服老的情绪。这正是诗人虽年已衰暮,却仍然热爱早春景色的原因。以下两联,即写衰翁眼中的春容。
颔联写柳绿桃红的早春景色,早春柳枝返绿时,总是首先从下垂的枝条末梢部分开始,故说“垂处绿”;而小桃花初绽时,也总是首先从上伸的枝条末端开始,故说“末梢红”。下来,上去,分写柳条桃枝的特点;“垂处绿”,“末梢红”,则正是他们在春天到来时的显著变化。这两句观察细致,造语新颖,紧扣题目“早春"写出“动人春色不须多”的特点。
颈联写衰翁在早春时节静居亭馆与漫步溪山的感受。在华美的亭馆中,珠帘高卷,浓盛的春光映射着,满室充满了温煦的春晖和熏人的春意;拄着拐杖,在溪山郊野间放步漫游,迎面吹来了徐徐的春风。这一联将早春的暖日和风与衰翁居室及出游的活动结合起来写,传出了融洽的春意。“酣酣”、“款款”使人感到舒适欲醉。
尾联转笔,以春雨兆丰年收结,进入新年之后,新雨下得很足,看来今年肯定是个丰收年景,相比之下,去年虽丰收,恐怕还算不上最好的年景。"更入新年”点早春。这个结尾,说明“衰翁”所醉心的并不仅仅是美好的春容,而且关切着民生荣悴。从艺术角度看,可能失之平直,但从思想内容看,却转出新意。
以衰翁写早春,本极易流于颓唐。这首诗的一个好处,正在于无颓唐之态,春天的色彩、活力、希望,都表现得相当充分。
本篇选自《淮海集》,写于元丰二年(1079)秋。这年春天,秦观要去会稽探望伯父,恰好苏轼自徐州调任湖州途经高邮,他们便一路同行,到吴兴(湖州州治所在地)分手。秦观到会稽后,听说苏轼被捕下狱,又渡江到吴兴问讯,而后再经杭州返回会稽。本篇记述“中秋后一日”夜上风篁岭访辨才法师,当是这次路过杭州时的事。第一年,辨才、参寥派人到黄州慰问已被贬官的苏轼,并捎去了秦观写的这篇《龙井题名记》。苏轼看后写道:“览太虚题名,皆予昔时游行处,闭目想之,了然可数。”(《秦太虚题名记》)
《淮海集》中另有一篇《游龙井记》,也是元丰二年所作。文中着重叙述有关龙井的文献记载和传说,解释风篁岭为什么多泉水,对所谓在龙井求雨有灵也发表了看法。比较起来,《龙井题名记》以入山访友为线索,具体地记述了出郭、渡湖、穿林、登山的行踪,描写了月下西湖山林的景物,“游”的味道显然浓一些。虽然这是一篇游记散文,但对景物的细致观察与描绘,以及善于创造清幽的气氛,同样也体现了词人秦观的气质和艺术特色。
“道旁庐舍,灯火隐显,草木深郁,流水激激悲鸣”这一句是作者“殆非人间之境”的感叹。可想象出,深木树林中,隐隐闪着火光,两三户人家坐落在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境界。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对此地美景的喜爱之情,又透漏出内心的欢愉。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