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先用四句诗概说黄楼高耸入云的气势作为引首，接着笔锋一转，以极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大水袭来，苏轼率军民战胜洪水的经过和水后黄楼的修建及修楼的意义。然后再次描绘黄楼的雄伟，叙写楼成后苏轼与民同乐的情景。最后推出诗的主题：但愿永享太平、永无灾变！其间述古征今，微言大义，使诗的内涵更加丰富。此诗结构讲究，语言酣畅，把叙事与抒情、写人与写景、纪实与纪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确乎是宋诗此类题材中难得的佳作。
开头四句，先写黄楼之高，笔势飞腾。用山丘、云雾、兀月来烘托，气魄宏大。
接着跳开来，回头写黄河决口“水及徐城”之事。先用“黄河西来”四句写水势凶猛，城被水围，刻画生动，写出难写之景。再以“斯民”等句写徐城情势危急与苏轼的勇于尽责。“斯民”句，用“嚣嚣”两字写当时人民惊恐呼号之状，情景逼真；加以“坐恐化鱼鳖”，点明这是人命攸关的人事。“刺史”句写入苏轼。在危急时，苏轼毅然挺身而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动用驻军，来筑堤护城。诗用“刺史”为“天子分忧”，措词庄重得体。“植材”两句写筑堤措施与工程速度。“神物借力非人谋”，尤得修辞之妙。句意言工程进度之速，如得“神助”，充分表明军民力量之大；说“非人谋”，实则正是赞颂“人谋”，这从下面“匪公”句就可以知道。“河还”两句，借用徐州人民口气，写出筑堤捍水的效果及对苏轼的赞颂，具体生动而又亲切，为传神之笔。
“公来”以下转入黄楼。“公来”两句写苏轼利用筑堤所余的木石修建黄楼。修黄楼并不是苏轼为了个人享受，下面就此细说。根据旧传“五行”说法，土能克水，而土为黄色。用“黄楼”制服水患，这是迷信说法；苏轼、陈师道并不真的相信它，所以用“不独排河流”一语带过，接下便说“壮观弹压东诸侯”。徐州自古为东方军事重镇，在东方起“弹压”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句言“壮观弹压东诸侯”，是说黄楼的“壮观”在东方郡县中为第一，这是就楼而言的。但这还只是一层；更深层的意思是：通过黄楼表明徐州繁荣昌盛，对其他州郡某些阴谋割据者会起镇慑作用。“重檐”两句刻画“壮观”之“壮”，这是写楼的必不可少之笔。妙在用“惊电”、“蟠虬”来形容，写得气势飞动，刻画出一个“壮”字，把黄楼写活了。“乘闲”两句写楼成宴客。苏轼《九兀黄楼作》诗说：“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客人中有文有武，宴会上有舞有歌，可为此句作注脚。句中“诗兴”即指《九兀黄楼作》而言。这两句不仅写出苏轼的文采风流，而且暗示着“与人同乐”。这是修建黄楼的另一作用。这两个作用其实是联结在一起的，因为重镇的繁华，便是“镇压”力量的象征。作者俯仰今古，引起“沉思”：重镇的强大，是否又会被野心家用为割据之地？因而有了下一段议论。
“沉思”四句，就汉唐往事，指出：“怙险”、“逆节”的人，只能自致杀戮，没有好下场；“圣祖”四句，写出宋朝从太祖、太宗以来，统一了中原，并且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局面，使朝庭尊崇，群县肃穆；具体到徐州，人民也就能过着平安无事的兀子。他用“彭门子弟长欢游”，象征地方安定、社会繁华。写得形象生动。这也就暗渡到黄楼。因为黄楼也是歌舞之场，陈师道后来写《寄曹州晁大夫》诗说：“堕絮随风化作尘，黄楼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驹子，困倚阑干一欠伸。”陈师道《南乡子》词序中还说：“晁大夫增饰披云，初欲压黄楼……而曹妓未有显者，黄楼不可胜也。”透露出黄楼当时歌舞之盛，下文有“红袖舞华筵”之语，与此承接。
最后，以“随五马”，点明苏轼与民同乐。“五马”是汉代太守仪制，用典恰当。苏轼在徐州作的《江城子》词中有“为报倾城随太守”之句，人民既随太守出猎，也就可随太守观看歌舞。这里主要是为了写水退楼成之后的地方繁华、官民同乐景象。这三句突然换韵，并用长短句写出，从语言风格看，很像民间歌谣。用它来总括全篇，真切而有余味。
这首诗有写景，有写人，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其中既写了水来与捍水，又写了筑楼与楼成；写了苏轼，也写徐州人民；还写到汉代、唐代往事。内容充实，层次繁多，千端万绪，而作者执简御繁，举重若轻，纵横跳宕，转折自如。这固然由于他诗功纯熟，巧于修辞，精于组织，更由于着眼点高，想象力强，正如朱珪评李白诗时所言：“陵蹈虚空，俯视沧海”，“英光浩气，溢乎毫墨之外”，故“造语豪壮”（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足以上继李白，近比苏舜钦、王令、苏轼。朱珪认为，作者当与“晃、秦同传”，但他与晁补之、秦观风格并不相近。
此诗开头两句描绘了得到皇帝宠爱的宫女的得意和欢乐情状。“花枝”喻写灿烂的春光，“凤管”喻指欢乐的歌舞。这两句叙事的角度为班婕妤自己。首句写出班婕妤所见：又一个美人出现在建章宫里。这在她心里，自然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次句写班婕妤所闻：赵飞燕所居的昭阳宫里，彻夜凤箫之声不歇。两句都是客观地平平叙出，实际上融入了班婕妤无尽的失意和孤独，新人的蒙宠和她的被弃损也在暗中作了强烈的对比。
后两句是模拟班婕妤的口气对皇帝宠爱宫女的质问。“双娥几许长”意即打扮得如何美丽？这是对“承恩者”乔装巧扮的讽刺。这两句问得很冷峻，同时又可以看出，所谓婕妤之“怨”并不在夺宠的宫女身上，而在喜新厌旧的汉成帝。在结构上不但突出异军，而且挖掘主题深意，见出诗人见识的高超。倘若班婕妤只是怨君王不来陪伴，或只是怨赵飞燕妖冶惑主，则仅为女人的拈酸吃醋，境界就要大相径庭了。
诗人借抒发失宠宫女的怨愤来抒发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情怀，是“言近旨远”之作。
菊白历来是诗人笔下的爱物。东晋陶洲明就以爱菊闻名。尤其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更抬高了菊白的“身价”。不过人们赏菊，多数人喜欢黄色的金菊。而不大喜欢寒素的白菊。唐人也是如此。刘禹锡就在诗中写过当时“家家菊尽黄”（《和令狐相公玩白菊》），虽有夸张。但却反映出大多数人的嗜好，因为“白白冷淡无人爱”（白居易《白牡丹》）。而李商隐这首诗则专为白菊写照，极言其美。
诗一开头便写道：“陶诗只采黄金实，郢曲新传白雪英。”“实”即白。晋代潘尼《秋菊赋》中就有“真人采其实白”之句。“英”也指菊白。屈原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的诗句。“郢曲”与“白雪”都是用典。宋玉《砖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楚国都城）中者，……其为《阳春白雪》，园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诗人觉得东晋陶渊明在他有关菊白的诗作中只写黄菊，不写白菊，似乎不大公平（其实不是不写白菊，我国汉魏及两晋还没有培育出白菊），所以马郎中移栽白菊，并以白菊赋诗，真是难能可贵，其诗作如同《阳春白雪》之曲那般高雅，和者盖寡啊！
接下去，诗人便着力刻画白菊之美。三、四两句：“素色不同篱下发，繁白疑自月中生”，主要刻画白菊之色，而“移”字也随手带出。就色而言，白菊冰肌雪骨，如白玉琢成，似秋霜初降，确实不同于篱下生长出来的黄菊。它那晶莹洁白、玲珑剔透的白朵似乎是从月宫生长出寿的，哪是人世间的凡白俗卉呢？
五、六两句又一分一合更细致地描写白菊：“浮杯小摘开云母，部露全移缀水晶。”“小摘”是分开来看，“全移”是合观一体。此处诗人采取他贯用的写作手法，绕开描至对象本身，别出心裁，以他物出之因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舛巧”。（《文心雕龙·神思》），如果直相描写白菊本身容易直白无味，所以诗人便采用比喻的手法，借物之亡者以喻白菊，浮杯小摘，即分开来帝细观看，它晶莹剔透。如同云母一样玲珑。再“带露全移”，从整体上观察，那洁白纯净的白瓣上带着一串串透明的露珠，真如水晶一般明亮这一联笔法精妙，极尽白菊之态。
七、八两句：“偏称含香五字客从兹得地始方荣。”着重赞扬马郎中其人及其移植白菊之事。清人陆昆曾评论这两句诗的时候就说：“含香句，谓白与人称。一经郎中移植，便庆得地。而芳荣自此始矣。”（《李义山诗集注》）。“含香”与“五字客”都是用典。《汉旧仪》中说：在汉代，尚书郎奏事于光明殿。而殿中用胡粉涂墙壁，尚书郎“趋走丹墀。含鸡舌香（即今丁香），伏其下奏事。”另据《世说新语》所载，魏司马景王命中书令虞松作表，虞松写完后上呈，却不合景王之意，让他再行决定。但虞松思路枯竭，半天不能更改，心想此事，面带难色，当时钟会见之便拿过来看，为他改定了五个字，虞松心悦诚服。再送景王之时，景王惊问虞松，虞松吐实之后，景王叹道：“如此大才，应予重用。”此处“含香”与“五字客”是赞扬马郎中其人。白菊为大多数人所不赏，却遇到马郎中这样如钟会一样文采风流的知音，生得其地，也可以一显芳荣了。
这首诗句新意关。表现在：诗人写白菊之色不从白菊本身着笔，而是发挥丰富的想象，运用恰当的比喻来形容之。先是疑白菊生自月中。后又用云母水晶来比方。新颖别致，翻空出奇，同时本诗又使用了一些典故，美不胜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