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梁任父同年》这首诗是1896年黄遵宪邀请梁启超到上海办《时务报》时写给梁的一首诗。诗中表现了作者为国献身,变法图存的坚强决心和对梁启超的热切希望。
诗题中梁任父即指梁启超,梁启超号任公,父是作者对梁的尊称,旧时“父”字是加在男子名号后面的美称。“同年”,旧时科举制度中,同一榜考中的人叫同年。
首句“寸寸河山寸寸金”作者起笔便饱含深情的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蕴涵着对大好河山的珍爱之情。如果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又会体会出作者内心的几多痛楚,这么好的河山却被列强瓜分殆尽,此种局面又怎不让人扼腕叹息,痛恨。
次句“侉离分裂力谁任”侉(kuǎ)离,这里是分割的意思,意指当时中国被列强瓜分的现实,面对着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受灾受难的国家,作者不禁仰天长问:什么人才能担当起救国于危难之中的重任。一片爱国激情溢于言表。
第三句“杜鹃再拜忧天泪”杜鹃,传说中古代蜀国的国王望帝所化。望帝把帝位传给丛帝,丛帝后来有点腐化堕落,望帝便和民众一起前去劝说丛帝,丛帝以为望帝回来夺取皇位,就紧闭城门,望帝没有办法,但他誓死也要劝丛帝回头,最后化成一只杜鹃进入城里,对着丛帝苦苦哀哀的叫,直到啼出血来死去为止。丛帝也因此受到感动,变成了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据传说望帝始终在叫着这样的话“民为贵,民为贵”。这里是作者自比,表达了深切的忧国之情,表达了作者愿意为国家像杜鹃一样啼叫哀求,呼唤着国家栋梁之材,共同为国家出力。再拜,古代的一种礼节,先后拜两次,表示隆重,此处体现的是作者的拳拳爱国之心。
最后一句“精卫无穷填海心”精卫,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本是炎帝的女儿,因游东海淹死在那里,灵魂便化为精卫鸟,不停的衔来西山之木石,誓把东海填平。后来用精卫填海这个典故作为力量虽然微弱,斗志却极坚强的象征。这句诗歌借精卫填海典故表达了自己,──同时也勉励梁氏──要像精卫那样,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坚定决心。
诵读此诗,觉字字含情,句句蕴泪,作者那一腔忧国报国之情,跃然纸上。其殷殷之心,皇天可鉴。
纳兰性德此词,上阕是此时此地的沉思,下阕是对往时往事的回忆;上阕是纳兰性德此时此地的孤独,下阕是纳兰性德和妻子在曾经的短短三年之中那一些短暂而无边的欢乐。
上阕写丧妻后的孤单凄凉。
“谁念西风独自凉”从季节变换的感受发端。值此秋深之际,若在往日,妻子便会催促作者添加衣裳,以免着凉生病。但今年此时,已经与妻子阴阳阻隔,她再也不能来为作者铺床叠被,问寒问暖地关心他了。这句反问的答案尽在不言之中,混合了期待与失望的矛盾情绪。开篇“西风”便已奠定了整首词哀伤的基调。在西风吹冷、黄叶萧萧的秋天里,作者紧闭着窗子,独自觉得特别寒冷,但有谁关心呢?词人明知已是“独自凉”,无人念及,却偏要生出“谁念”的诘问。仅此起首一句,便已伤人心髓,后人读来不禁与之同悲。而“凉”字描写的绝不只是天气,更是词人的心境。
“萧萧黄叶”是秋天的典型景象。在秋风劲吹之下,枯黄的树叶纷纷扬扬地通过窗户飘进屋内,给作者心头更添一层秋意。于是,他便关上窗户,把那触绪神伤的黄叶挡在窗外。窗户关上了,黄叶自然不会再来叨扰,但作者因此也同外界完全隔绝,因而处境更加孤独。孤寂的感受使作者触景生情。他独立在空荡荡的屋中,任夕阳斜照在身上,把身影拖得很长很长。这时,他的整个身心全部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次句平接,面对萧萧黄叶,又生无限感伤,“伤心人”哪堪重负?纳兰性德或许只有一闭“疏窗”,设法逃避痛苦以求得内心短时的平静。“西风”、“黄”、“疏窗”、“残阳”、“沉思往事”的词人,到这里,词所列出的意向仿佛推向了一个定格镜头,凄凉的景物衬托着作者凄凉的回忆,长久地锲入读者的脑海,并为之深深感动。
下阕很自然地写出了词人对往事的追忆。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两句回忆妻子在时的生活的两个片断:前一句写妻子对自己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心,自己在春天里酒喝得多了,睡梦沉沉,妻子怕扰了他的好梦,动作说话都轻轻的,不敢惊动;后一句写夫妻风雅生活的乐趣,夫妻以茶赌书,互相指出某事出在某书某页某行,谁说得准就举杯饮茶为乐,以至乐得茶泼了地,满室洋溢着茶香。这生活片断极似当年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赌书的情景,说明他们的生活充满着诗情和雅趣,十分美满和幸福。纳兰性德以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比自己与卢氏,意在表明白己对卢氏的深深爱恋以及丧失这么一位才情并茂的妻子的无限哀伤。
纳兰性德是个痴情的人,已是“生死两茫茫”,阴阳相隔,而他仍割舍不下这份情感,性情中人读来不禁潸然。伤心的纳兰性德明知无法挽回一切,只有把所有的哀思与无奈化为最后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这七个字更是字字皆血泪。卢氏生前,作者沉浸在人生最大的幸福之中,但他却毫不觉察,只道理应如此,平平常常。言外之意,蕴含了作者追悔之情。
全词情景相生。由西风、黄叶,生出自己孤单寂寞和思念亡妻之情;继由思念亡妻之情,生出对亡妻在时的生活片断情景的回忆;最后则由两个生活片断,产生出无穷的遗憾。景情互相生发,互相映衬,一层紧接一层,虽是平常之景之事,却极其典型,生动地表达了作者沉重的哀伤,故能动人。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