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先写眼前近景：麦积山寺剩下不多的僧人；再写野眺远景：麦积山的形状和曲折盘旋的小道。由近及远，天然工巧，十分精绝。
领联一个“眠”，出了麝香鸟的疲倦；一个“啄”，出了鹦鹉的贪馋。此联不但对仗工整，而且色彩明丽。虽值秋季，但字里行间跃动着春天的旋律，给人心理上一种愉悦的美感。
首联和领联描述了战乱对山寺的影响。僧人或参战，或逃跑，已所剩无几。而麝香、鹦鹉却怡然自得，不知人间变故。
颈联写游人登上麦积山，要通过山峡上纵横流淌的涓涓溪流。“悬崖”句，仇兆鳌引《玉堂闲话》云：“麦积山，梯空架险而上，其间千房万室，悬空蹑虚，即‘悬崖置屋牢’也。”这两句写出了麦积山的险峻和诗人的兴致。
尾联接近傍晚，诗人登上了麦积山，看到了山顶上重重叠叠的楼阁台榭，山寺的长老就住在那里。凭槛远眺，那百里远的景物尽收眼底。
这首五言律诗，每句都是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可谓“诗中有画”。综览全诗，不但格调清新，对仗工整，而且描摹景物近景远景相互配合，使全诗的意境明丽悠远，读之令人赏心悦目。这首诗的宝贵不只在为我们展现了极为优美的如画山水，更宝贵的是为后人记录了当时在秦地数量很多的麝和鹦鹉的事实。麝因有珍贵的麝香，鹦鹉因美丽而能学人言，长期遭致滥捕滥杀，在这一地区相继灭绝了。高远得接近仙境的寺庙尚且如此，战乱对社会的破坏就更难以言表了。
“粉壁为空天，丹青状江海”这两句运用铺叙的手法，描绘出一幅粉壁为天、下有江海的绝妙景致，意境极为开阔，易使读者产生激昂振奋的感觉。侧面表现出诗人超脱的想像力，虽写观画感受，却使读者如身临其境，表达出诗人在咏物题画等方面有相当高超的技巧。
“游云不知归，日见白鸥在”描绘一幅浮云飘泊不定、在烟云深处寻找鸥鸟身影的景致，意境极为幽闲，表现了作者隐逸的思想、追求自由的精神和旷达的情怀。此两句有紧扣上文，烘托气氛，皆写画中景物：天空、江海、浮云、白鸥，为下文写不志安的归隐之思作铺垫。
“博平真人不志安，沈吟至此愿挂冠”通过写借用博平真人不志安欲“挂冠”的归隐心，表露出诗人的江海之志。既是明写，亦是喻己。
“松溪石磴带秋色，愁客思归坐晓寒”运用融情于景的手法，笼罩在“秋色”中的“松溪”、“石磴”无不带有诗人、画家的感情因素。结得自然，而又落脚于“秋”字，自然地点明了寄诗抒怀的时间，从而联想到自已的身世，漂泊不定如浮云一般。“愁客”、“思归”，字里间处处充溢着客居思归的酸楚之情，让诗句意境显得清寂或清峭，情绪上则带着比较重的孤独感。
云、风、雷、电，天、海、月、日、涛，是李白爱入诗的事物。凌、挥、飞、吼，奔、卷、横、啸是李白最爱入诗的动词。此诗借用“空天”、“江海”、“游云”、“日见”、“带”、“坐”等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迅猛阔大、不可一世的气势，易使读者产生激昂振奋的感觉，同时描写了画上的美景，又表达了思乡的感情。在诗歌格式上，五言与七言融合一体，也体现了李白不拘一格、自由奔放的诗歌特色。
这是一首比兴体的作品，诗人借橘柚为比，来写自己的遭际和心愿。咏橘见志，屈原早年就写有《橘颂》，其开头几句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意思是说，天地孕育的美好的橘树，它只适应南方的水土，它把根深深扎入南国的土地，再也不愿意迁徙。这显然是借以表现自己的独立不阿、洁身自好的品格。这首“古诗”的写法当受到屈原的启发，但用意却不同。
此诗开头写道：“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前句着一“垂”字，见出佳果累累，后句以一“乃”字转折，见出所生非地、难为人知的遗憾。可见此橘并不“壹志”于“不迁”，而是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美质，就要见食、见用。这是比喻自己本是怀才而隐居的人。
“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这里用第一人称。这表现了橘为人知时的欣喜、投其所好的心计。一旦听说就如此这般，也见出它的急不可待。由不为人知到为人知，这是橘的命运的一大转折。
“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果然得以进献于某公了，托身于珍美光洁的玉盘中，更觉得殊荣莫比，这句顺承前句，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意。下句略作顿挫，说经历年月期待主人品尝，这既见它心情的迫切、专注，又微露主人的倦怠、冷淡，似有不祥的预兆。
“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到底愿望还是落空了，主人不赏识它的美质。“芳菲”，是香气，“青黄”，是美色，也就是《橘颂》所云“纷媪宜修”“青黄杂糅”。一个“忽”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似为人知、终究还不见用，这又是一大转折，也是它命运挣扎中的失败。这两句以橘柚具芳香而不能中人之意，比喻自己虽怀才而不见用，年华空掷。
“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这两句是在“青黄忽改色”时还希望主人见食，主人见食它才能广为人知，若否，那就没有指望了．这是它忍着满腔的痛愤向主人恳求，见出心中的委屈、痛苦。这是希望在位者推荐的意思。此时它还没有完全绝望，用语也显得较委婉，可谓哀切。
此诗通篇将橘人格化，除头两句外，都用第一人称，让橘自我表白，它的希冀，它的用心，它的颀喜，它的怨望，表现得很是真切。《橘颂》的橘还是居于客体位置，此处已为主体，就便于曲曲传出它的内心了。此诗仅十句，组织得法，两个波折，显示了命运的挣扎情状，也易动人观感。其作者的志趣与屈原相较，自有高尚鄙俗之分，却也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常情常态。吏治的腐败，察举的荒谬，士人为求进身，只得投靠当权者。攀附请托，因人成事，是汉末吏治一大特征，所以有这种诗的出现，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