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又叫新来的邢岫烟、李纹、薛宝琴每人再作一首七律,按次用“红”、“梅”、“花”三字做韵。专命折得红梅的贾宝玉做一首《访妙玉乞红梅》诗。
随着封建制度日趋衰落,当时的豪门,特别是贵族人士,在精神上也日益空虚,做诗成了一种消磨时光和精力的娱乐。他们既然除了“风花雪月”之外别无可写,也就只得从限题、限韵等文字技巧方面去斗智逞能。小说中已换过几次花样,这里每人分得某字为韵,也是由来已久的一种唱和形式。描写这种诗风结习,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这一阶层人物的无聊的精神状态。
从人物描绘上说,邢岫烟、李纹、薛宝琴都是初出场的角色,应该有些渲染。但她们刚到贾府,与众姊妹联句作诗不应喧宾夺主,所以芦雪庵联句除薛宝琴所作尚多外,仍只突出史湘云。众人接着要她们再赋红梅诗,是作者的补笔,借此机会对她们的身份特点再作一些提示,而且是通过诗句来暗示的。薛宝琴是“四大家族”里的闺秀,豪门千金的“奢华”气息比其他人都要浓些。小说中专为她的“绝色”有过一段抱红梅、映白雪的渲染文字。她的诗犹如是在作自画像。
三国时候的名士祢衡有一篇《鹦鹉赋》,是托物言志之作。祢衡为人恃才傲物,先后得罪过曹操与刘表,到处不被容纳,最后又被遣送到江夏太守黄祖处,在一次宴会上即席赋篇,假借鹦鹉以抒述自己托身事人的遭遇和忧谗畏讥的心理。罗隐的这首诗,命意亦相类似。
“莫恨雕笼翠羽残,江南地暖陇西寒。”诗人在江南见到的这头鹦鹉,已被人剪了翅膀,关进雕花的笼子里,所以用上面两句话来安慰它:且莫感叹自己被拘囚的命运,这个地方毕竟比你的老家要暖和多了。话虽这么说,“莫恨”其实是有“恨”,所以细心人不难听出其弦外之音:尽管现在不愁温饱,而不能奋翅高飞,终不免叫人感到遗憾。罗隐生当唐末纷乱时世,虽然怀有匡时救世的抱负,但屡试不第,流浪大半辈子,无所遇合,到五十五岁那年投奔割据江浙一带的钱镠,才算有了安身之地。他这时的处境,跟这头笼中鹦鹉颇有某些相似。这两句诗分明写他那种自嘲而又自解的矛盾心理。
“劝君不用分明语,语得分明出转难。”鹦鹉的特点是善于学人言语,后面两句诗就抓住这点加以生发。诗人以告诫的口吻对鹦鹉说:你还是不要说话过于明白吧,明白的话你出去就更难了!这里含蓄的意思是:语言不慎,足以招祸;为求免祸,必须慎言。当然,鹦鹉本身是无所谓出语招祸的,显然又是作者的自我比况。据传罗隐在江东很受钱镠礼遇。但祢衡当年也曾受过恩宠,而最终仍因忤触黄祖被杀。何况罗隐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养成的愤世嫉俗的思想和好为讥刺的习气,一时也难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对钱谬产生某种疑惧心理,完全是可理解的。
这首咏物诗,不同于一般的比兴托物,而是借用向鹦鹉说话的形式来吐露自己的心曲,劝鹦鹉实是劝自己,劝自己实是抒泄自己内心的悲慨,淡淡说来,却意味深长。
此词咏叹离别,于伤别中蕴含平易而深刻的人生体验。上片,尊前伤别,芳容惨咽,而转入人生的沉思:“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中天明月、楼台清风原本无情,与人事了无关涉,只因情痴人眼中观之,遂皆成伤心断肠之物,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下片,离歌一曲,愁肠寸结,离别的忧伤极哀极沉,却于结处扬起:“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只有饱尝爱恋的欢娱,分别才没有遗憾,正如同赏看尽洛阳牡丹,才容易送别春风归去,将人生别离的深情痴推宕放怀遣性的疏放。当然,这豪宕放纵仍难托尽悲沉,花毕竟有“尽”,人终是要“别”,词人只是以遣玩的意兴暂时挣脱伤别的沉重罢了。此词上、下两收拍皆为传诵的名句。
“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尊前拟把归期说定,一杯心切情切,欲说佳人无语泪滴,如春风妩媚的娇容,先自凄哀低咽,这首词开端的两句,表面看来固然仅仅是对眼前情事的直接叙写,但在遣词造句的选择和结构之间,欧阳修却于无意之中显示出他自己的一种独具的意境。首先就其所用之语汇而言,第一句的“樽前”,原该是何等欢乐的场面,第二句的“春容”又该是何等美丽的人物,而在“樽前”所要述说的却是指向离别的“归期”,于是“樽前”的欢乐与“春容”的美丽,就一变而为伤心的“惨咽”了。在这种转变与对比之中,虽然仅仅只两句,我们却隐然已经体会到欧阳修词中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的爱赏与对人世无常的悲慨二种情绪相对比之中所形成的一种张力了。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上片的后两句是说,人生自是有情,情到深处痴绝,这凄凄别恨不关涉——楼头的清风,中天的明月。这两句则似乎是由前两句所写的眼前情事,转入了一种理念上的反省和思考,而如此也就把对于眼前一件情事的感受,推广到了对于整个人世的认知。事实上天边的明月与楼外的东风,原属无情之物,和人事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就有情之人看来,则明月东风遂皆成为引人伤心断肠之媒介了。所以说这两句虽是理念上的思索和反省,但事实上却是透过理念才更见出深情之难解。而此种情痴又正与首两句所写的“樽前”“欲语”的使人悲惨呜咽之离情暗相呼应。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下片前两句是说,饯别的酒宴前,不要再唱新的一曲,清歌一曲,已让人愁肠寸寸郁积。这两句再由理念中的情痴重新返回到上半阕的樽前话别的情事。“离歌”自当指樽前所演唱的离别的歌曲,所谓“翻新阕”就是“因翻旧阕之词,写以心声之调”。《阳关》旧曲,已不堪听,离歌新阕,亦“一曲能教肠寸结”。前句“且莫”二字的劝阻之词写得如此丁宁恳切,正以反衬后句“肠寸结”的哀痛伤心。写情至此,本来已经对离别无常之悲慨陷入极深,而欧阳修却于末两句突然扬起豪兴。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末两句是说,啊,此时只需要把满城牡丹看尽,你与我同游相携,这样才会少些滞重的伤感,淡然无憾的与归去的春风辞别。
这种豪兴正是欧阳修词风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也是欧阳修性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欧阳修这一首《玉楼春》词,明明蕴含有很深重的离别的哀伤与春归的惆怅,然而他却偏偏在结尾中写出了豪宕的句子。在这两句中,不仅其要把“洛城花”完全“看尽”,表现了一种遣玩的意兴,而且他所用的“直须”和“始共”等口吻也极为豪宕有力。然而“洛城花”却毕竟有“尽”,“春风”也毕竟要“别”,因此在豪宕之中又实在隐含了沉重的悲慨。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及欧词此数句时,乃谓其“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
《岳阳楼记》是作者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通过写岳阳楼的景色,以及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文章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新。
《岳阳楼记》全文有三百六十八字,共五段。
文章开头即切入正题,叙述事情的本末缘起。以“庆历四年春”点明时间起笔,格调庄重雅正;说滕子京为“谪守”,已暗喻对仕途沉浮的悲慨,为后文抒情设伏。下面仅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八个字,写出滕子京的政绩,引出重修岳阳楼和作记一事,为全篇文字的导引。
第二段,格调振起,情辞激昂。先总说“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设定下文写景范围。以下“衔远山,吞长江”寥寥数语,写尽洞庭湖之大观胜概。一“衔”一“吞”,有气势。“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极言水波壮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概说阴晴变化,简练而又生动。前四句从空间角度,后两句从时间角度,写尽了洞庭湖的壮观景象。“前人之述备矣”一句承前启后,并回应前文“唐贤今人诗赋”一语。这句话既是谦虚,也暗含转机,经“然则”一转,引出新的意境,由单纯写景,到以情景交融的笔法来写“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从而构出全文的主体。
三、四两段是两个排比段,并行而下,一悲一喜,一暗一明,像两股不同的情感之流,传达出景与情互相感应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情境。
第三段写览物而悲者。以“若夫”起笔,意味深长。这是一个引发议论的词,又表明了虚拟的情调,而这种虚拟又是对无数实境的浓缩、提炼和升华,颇有典型意义。“若夫”以下描写了一种悲凉的情境,由天气的恶劣写到人心的凄楚。这里用四字短句,层层渲染,渐次铺叙。淫雨、阴风、浊浪构成了主景,不但使日星无光,山岳藏形,也使商旅不前;或又值暮色沉沉、“虎啸猿啼”之际,令过往的“迁客骚人”有“去国怀乡”之慨、“忧谗畏讥”之惧、“感极而悲”之情。
第四段写览物而喜者。以“至若”领起,打开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画面。“至若”尽管也是列举性的语气,但从音节上已变得高亢嘹亮,格调上已变得明快有力。下面的描写,虽然仍为四字短句,色调却为之一变,绘出春风和畅、景色明丽、水天一碧的良辰美景。更有鸥鸟在自由翱翔,鱼儿在欢快游荡,连无知的水草兰花也充满活力。作者以极为简练的笔墨,描摹出一幅湖光春色图,读之如在眼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的句式、节奏与上一段大体相仿,却也另有变奏。“而或”一句就进一步扩展了意境,增强了叠加咏叹的意味,把“喜洋洋”的气氛推向高潮,而“登斯楼也”的心境也变成了“宠辱偕忘”的超脱和“把酒临风”的挥洒自如。
第五段是全篇的重心,以“嗟夫”开启,兼有抒情和议论的意味。作者在列举了悲喜两种情境后,笔调突然激扬,道出了超乎这两者之上的一种更高的理想境界,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物而动,因物悲喜虽然是人之常情,但并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古代的仁人,就有坚定的意志,不为外界条件的变化动摇。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忧国忧民之心不改,“进亦忧,退亦忧”。这似乎有悖于常理,有些不可思议。作者也就此拟出一问一答,假托古圣立言,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誓言,曲终奏雅,点明了全篇的主旨。“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一句结语,“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悲凉慷慨,一往情深,令人感喟。文章最后标明写作时间,与篇首照应。
这篇文章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岳阳楼记》的著名,是因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时的另一位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信条。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贬官在外,“处江湖之远”,本来可以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落得清闲快乐,但他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勉励自己和朋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两句话所体现的精神,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品质,无疑仍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