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艺概·诗概》独推李商隐诗“深情绵邈”，这首悼念所爱者的小诗便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佳作。
此诗前二句写荷叶的“生”与“枯”，暗示人生的变化；后二句感叹尽管自己此身尚存此情长在，无奈逝者已矣，格调无限凄惋，将前两句所蕴含的绵绵深情推向无以复加的新境。
“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诗一开头就用缓慢沉重的语气喃喃诉说起作者内心的憾恨。上、下句七字中有四字重复，类似的字句重用令人想起其七绝名篇《夜雨寄北》中关于“巴山夜雨”的吟咏，读来自有回环往复、似直而纡的情韵。这两句赋中寓比，把无情的曲江荷叶化为有情之物，仿佛荷叶的春生、秋枯都与诗人的哀思有关。句中春生、秋枯，恨生、恨成映衬对比，更丰富了诗的内涵。这样，诗的前半从语气、字句、修辞、写法诸方面无不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悼亡的沉痛感情。
类似情事在义山的悼亡诗中颇有可印证者，取以参读有助于对此诗内容旨意的理解。《房中曲》云：“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大中三年（849）春，王氏已患病。时义山因府主郑亚被贬，罢桂管幕职落魄返京。夫妻久别重逢，无语凝噎。了解义山长年飘泊，依人作游的经历，自会对其诗中“春恨生”的含意有较具体切实的理解。第二年，诗人为生计所迫，又不得不奔波千里，到徐州卢弘止幕府。《房中曲》又云：“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大中五年（851）春，义山徐幕罢归，补太学博士，在京与爱妻一起度过最后几个月的光阴。不幸王氏于秋天病殁。“柿叶翻时独悼亡”、“秋霖腹疾俱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这些悼亡诗名句，正可说明其“秋恨成”所指为何。“人世死前惟有别”，义山伉俪情深，却为着仕途生计夫妻常常在分离中，王氏遽尔病逝，这给诗人留下多大的憾恨。只有知人论世，才能比较确切地把握其中叙事抒情的内容。
“深知身在情长在”一句无限凄惋，将前两句所蕴含的绵绵深情推向无以复加的诗境。如此一往情深的悼亡语，正如其作于东川的《属疾》诗所云：“多情真命薄，容易即回肠。”他也只不过暂存人世，最为伤心的是常常触绪成悲，哀思难禁。不过，这一句显得更为沉痛哀绝，唯《无题》诗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至情之语可以仿佛。诗情亦由此臻于极至的境界。
前三句是至情语，结句则新境再展，转用婉曲语作收。又值幕秋之时，衰病垂幕的李商隐独游曲江，闻声起哀，触景伤情。“怅望江头江水声”，他似乎在怅望水声，而不是在听水声。表面的视、听错乱，深刻地反映了他内心的怅恨茫然。通感所谓声入心通，这里正说明其听觉、视觉、感觉的交融沟通。诗人所视、所听并不真切，唯是思潮翻腾，哀痛难忍。曲江流水引起他前尘如梦的回忆，往事难追的怅恨，逝者如斯的叹息。诗戛然而止，却如曲江流水有悠悠不尽之势。
本诗文字上的重复使诗歌具有一种民间歌谣的格调，和回环反复的音调之美。诗以荷叶的生与枯象征情感和人生的变化，诉说自己直到死亡才会消失的爱。结尾以景结束，以静静流逝的江水象征已经逝去的往事。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这首寓怀七绝，进一步揭示了贾雨村这个野心勃勃的政客的内心世界。贾雨村本是“诗书仕宦之族”，只因家势败落，才浇魄潦倒。但他不甘心“久居人下”，仍然以追求功名利禄为唯一奋斗目标。“天下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政治野心。他穷愁潦倒，终然寄居在葫芦庙里，但还念念不忘“玉在匵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日夜都在盼望“飞黄腾达”的好时机，浑身散发着升官发财的臭气。
贾雨村后来靠钻营贾家的门路，依仗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权势，官运亨通，很快便爬上了“协理军机，参赞朝政”的兵部尚书宝座。他又运用封建官府的行政司法权力，反转过来，为四大家族效劳，即所谓“满把清光护玉栏”。实际是贪赃枉法，欺压百姓，草菅人命，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一条恶狗。
贾雨村的所谓“抱负”，就是一旦时机成熟踏进官场仕途，可以声威赫赫，高踞于广大百姓之上作威作福。他的政冶野心于此暴露无遗。甄士隐的先兆说法是一种民间迷信。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贾雨村以后拍马钻营，攀附“四大家族”作为“护官符”，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种种卑劣行为都是有深刻根源的。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