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诗受到声律和对仗的束缚,容易流于板滞平衍,萎弱拖沓,正如刘熙载所说:“声谐语俪,往往易工而难化。”(《艺概·诗概》)而这首七律写得纵横捭阖,转掉自如,句句提得起,处处打得通,而在拿掷飞腾之中,又能体现出精细的脉络。
诗的前半篇写李剑州,热情地歌颂了他“能化俗”的政绩,为他的“未封侯”而鸣不平。诗从“高义”和“寥落”生发出这两层意思,使读者对他那沉沦州郡的坎坷遭遇,更深为惋惜。“文翁”和“李广”,用的是两个典故。文翁政绩流传蜀中,用以比拟李剑州任剑州刺史;未封侯的李广,则和李剑州同姓。典故用得非常贴切,然而也仅仅贴切而已。可是在“文翁能化俗”的上面加上个“但见”,在“李广未封侯”的上面加上个“焉坐”,“但见”和“焉坐”,一呼一应,一开一阖,运之以动荡之笔,精神顿出,有如画龙点晴,立即破壁飞去。不仅如此,在历史上,李广对他自己屡立战功而未得封侯,是时刻耿耿于怀,终身为恨事的。这里却推开来,说“焉坐李广未封侯”,这就改造了旧典,注入了新义,提高了诗的思想性。在这里,杜甫把七言歌行中纵横挥斥的笔意,创造性地运用、融化于律体之中。在杜甫诗歌里像“但觉高歌有鬼神,焉坐饿死填沟壑”(《醉时歌》)之类的句子,正是和这首诗有着一样的波澜。
下半篇叙身世之感,离别之情,境界更大,感慨更深。诗人完全从空际着笔,写的是意想中的诗人自己“将赴荆南”的情景。诗人“路经滟滪”,见瞿塘风涛之险恶,“天入沧浪”,见江汉烟波之浩渺。这是他赴荆南途中所经之地。在这里,诗人并未诉说他的迟暮飘零之感,而是以“一钓舟”和“沧浪”,“双蓬鬓”和“滟滪”相对照,构成鲜明的形象,展示出一幅扁舟出峡图。如果把这两句诗比作诗中之画,那么借用杜甫另外两句诗,“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来说明画意,是颇为确切的了。尾联用“仲宣楼”点出诗人到了荆南以后的情形。诗人清楚地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和命运,即使到了那里,也还是和当年避难荆州的王粲一样,仍然作客依人,托身无所。而在此时,诗人回望蜀中,怀念故人,想到兵戈阻隔,相见无期,那就会更加四顾苍茫,百端交集了。
全诗由李剑州写到诗人自己,再由诗人自己的离别之情,一笔兜回到李剑州,脉络贯通,而起结转折,关合无痕。杜甫的这类诗,往往劈空而来,一起既挺拔而又沉重,有笼罩全篇的气势。写到第四句,似乎诗人要说的话都已说完,可是到了五、六两句,忽然又转换一个新的意思,开出一个新的境界。然而它又不是一泻无余,收束处,总是荡漾萦回,和篇首遥相照映,显得气固神完,而情韵不减,耐人寻味。
杜甫七律风格的基本特征,是他能在全篇之中,营造出磅礴飞动的气势;而这磅礴飞动的气势,又是和精密平整的诗律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工而能化”,“中律而不为律缚”,从这首诗就可以体现出来。
此信以针锋相对地文辞回复了孙会宗作为朋友的善意的忠告,总述回信意旨,交待了作者遇祸的经过,描述了作者罢官的生活,对孙会宗的指责一一分辨,共有四层意思:首先表述作者与孙会宗不同的意见,概括回信大旨;然后表述作者归乡置田兴财闲居,自甘卑贱是作者最后的退路,指责孙会宗不理解他,不该对此加以嘲讽;接着描写作者乡居生活的自由快乐,当个百姓是另一种生活境界,指责孙会宗不该再拿一个卿士大夫的规矩来要求他;最后表述人各有志,祝愿孙会宗鹏程大展,讽刺了孙会宗汲汲于功名的势利而浅薄。全信笔调轻快,以叙立论,行文顿挫跌岩,前呼后应,曲折有致,锋芒毕露,锐气逼人。
这封信一共可以分为四段。
第一段先简述作者自己的身世,表明回信的原因,直抒胸臆,引经据典,显得情理交融,分析细致,既揭示了写信的缘由,又为作者进一步抒情达意奠定了基础。其中,开头的叙述谦逊而平淡,实际是正话反说,流露出不平之气。
第二段追叙作者身居要职的仕途生涯和被谤免职的不幸变故,表现出作者对统治者的激愤和讽刺,反映出朝廷的刻薄寡恩与不明是非,对照强烈,反语讥刺,心理描写灵活自如,决绝之意溢于言表。其中,描写写出自己内心活动时,表面指责自己,称颂皇上,实则抱怨朝廷无情,痛恨政治昏暗,完全是胸中不平的激愤之辞。
第三段描述作者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生活,针对孙会宗来信以为大臣废退应该谨慎行事,作者针锋相对地回答自己的行为符合天理人情。先以圣人有关礼节的规定来肯定自己的处事,驳斥人们的非议,说得理直气壮,令人信服。然后笔锋一转,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一幅田家乐的图画,不仅展现了作者醉酒歌舞的情景,也吟唱了大胆抨击朝政、令统治者无法容忍的歌词,可谓是对朝廷和世俗的公开挑战,充分表明作者我行我索的态度。
在讲完放肆玩乐之举后,作者比较卿了大夫与庶人的不同职责,认为主张不同,不必互相商量,强调自己已是庶人,孙会宗不当用卿大夫的规矩来责备自己。全段诗文融合,引用恰当,叙述形象,议论深刻,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字里行间充满愤懑之情。最后一段借古地史事对孙会宗进行讽刺,用事自然,褒贬分明,讥刺巧妙,所言既是对孙会宗的挖苦和抨击,也是对朝廷的辛辣讽刺和对现实的有力批判,呼应开头,突出主旨,令人回味无穷。
全信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首先,文气疏荡,言词激越,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如回顾“总领从官”和“横被口语”的情况,倾吐满腹牢骚,这是叙事抒情;强调“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表达明显的嘲讽之意,这是议论抒情;反映歌舞醉酒、“淫荒无度”的田园自娱活动,抒写激愤行乐的情怀,这是描写抒情;谈到罢官以后的心中思念,“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抒发充满愤慨的感情,这更是直抒胸臆:各种抒情方式灵活运用,作者感情世界得以充分展现。其次,文章正面嘲弄与反面讥讽相结合,尤其是多用反语。如描写农家饮酒自劳、抚缶而歌、举袖上下、跺脚起舞的场面,以及提到“昆戎旧壤,子弟贪鄙”的情况。这些都是从正面驳斥孙会宗的劝诫,并讽刺他为习俗所移志。文中反语讥讽层见叠出。通过运用反语手法,显示作者个人的品德才干,表明作者以往的从政成绩,肯定作者的务农经商活动,抨击了社会丑恶现象。最后,作者善用对比方法来表情达意。如把得官的过程与获罪的景象对比,把兴隆旺盛时的情况与遭谗罢官后的处境对比,把“君子游道”与“小人全躯”对比,把“卿大夫之意”与“庶人之事”对比,还把贤人遗风与子弟贪鄙对比。这些鲜明的对比有力地揭露了官场的黑暗与朝政的腐败,也充分表现出作者与统治集团作无情的决裂。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