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欲寄远，云梦连潇湘。
岂不怀君子，念念不敢忘。
西邻击神鼓，东邻闹笙簧。
三嗅篱边英，泪落秋风香。
徘徊欲寄远，云梦连潇湘。
岂不怀君子，念念不敢忘。
西邻击神鼓，东邻闹笙簧。
三嗅篱边英，泪落秋风香。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在小说中由林黛玉所作。诗的前两句概括垓下之战的悲壮历史情景，后两句揭示了反复无常的将军英布和彭越的可耻下场。这首诗表达了对虞姬的崇敬和颂扬之情，寄托了林黛玉自己正直倔强的思想品格。这首诗运用对比的手法，通过虞姬与黥布、彭越的对比，加深了对虞姬的赞美之情。
此诗赞美了虞姬忠贞的高尚品格，并抒发了作者自己同样的理想。林黛玉作《虞姬》，赞美虞姬，寄托了自己正直倔强的思想品格。
第一句写名骑乌骓迎着夜风悲鸣怎么不令人摧肝断肠。虞姬将死，项羽的坐骑为之悲鸣。乌骓悲鸣为虞姬自刎谊染了悲惨的氛围。第二句写虞姬含恨对着项羽悲伤。此句承接上句，叙述虞姬的悲叹。句中的“恨”字，似有埋怨项羽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时没把刘邦杀掉之意。第三句指出，黥布彭越反复无常身败名裂得到应有的可耻下场。此句表明了黛玉对黥彭反复无常的鄙视，反衬了黛玉对虞姬的崇敬。第四句，黥彭比不上虞姬在军帐中拔剑自刎那样忠贞坚强在对比中突出、颂扬虞姬的忠贞高尚品德。
这首诗运用对比的手法，赞美了虞姬忠贞矢志的高尚品格，批判了反复无常的黥彭。作者颂扬虞姬的用意在于：宁可像虞姬自刎，也不学黥彭叛变自已初衷那样鄙劣。在《葬花辞》中，黛玉曾表示：“质本结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这是林黛玉赞美虞姬的思想基础。此诗寄托了对封建礼教压迫不屈服的叛逆精神。从《虞姬》可以看出黛玉写《五美吟》并不是什么“胡乱揍几首诗”，而“以寄感慨”是真。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第二年春天至巫山时遇赦，回到江陵。在南游岳阳时，写下这首诗。
诗人首先描写岳阳楼四周的宏丽景色：“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岳阳，这里是指天岳山之南一带。天岳山又名巴陵山，在岳阳县西南。登上岳阳楼，远望天岳山南面一带，无边景色尽收眼底。江水流向茫茫远方，洞庭湖面浩荡开阔，汪洋无际。这是从楼的高处俯瞰周围的远景。站得高，望得远，“岳阳尽”、“川迥”、“洞庭开”，这一“尽”、一“迥”、一“开”的渺远辽阔的景色，形象地表明诗人立足点之高。这是一种旁敲侧击的衬托手法，不正面写楼高而楼高已自见。
李白这时候正遇赦，心情轻快，眼前景物也显得有情有意，和诗人分享着欢乐和喜悦：“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诗人笔下的自然万物好像被赋予生命，雁儿高飞，带走了诗人忧愁苦闷之心；月出山口，仿佛是君山衔来了团圆美好之月。“雁引愁心去”，《文苑英华》作“雁别秋江去”。后者只是写雁儿冷漠地离别秋江飞去，缺乏感情色彩，远不如前者用拟人化手法写雁儿懂得人情，带走愁心，并与下句君山有意“衔好月来”互相对仗、映衬，从而使形象显得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山衔好月来”一句，想象新颖，有独创性，着一“衔”字而境界全出，写得诡谲纵逸，诙谐风趣。
诗人兴致勃勃，幻想联翩，恍如置身仙境：“云间引下榻，天上接行杯。”在岳阳楼上住宿、饮酒，仿佛在天上云间一般。这里又用衬托手法写楼高，夸张地形容其高耸入云的状态。这似乎是醉眼蒙眬中的幻景。诗人是有些醉意了：“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楼高风急，高处不胜寒。醉后凉风四起，着笔仍在写楼高。凉风习习吹人，衣袖翩翩飘舞，仪表潇洒自如，情调舒展流畅，态度超脱豁达，豪情逸志，溢于言表。收笔写得气韵生动，蕴藏着浓厚的生活情趣。
整首诗运用陪衬、烘托和夸张的手法，没有一句正面直接描写楼高，句句从俯视纵观岳阳楼周围景物的渺远、开阔、高耸等情状落笔，却无处不显出楼高，不露斧凿痕迹，自然浑成，巧夺天工。
刘桢的诗刚劲挺拔，卓荦不凡。曹丕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赠从弟》共三首，为其代表作，本诗是第二首。
这首诗看似咏物，实为言志，借青松之刚劲，明志向之坚贞。全诗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寓意高远，气壮脱俗。
起首二句，即以松的高洁之态动人情思，风的肃杀之声逼人警觉。用“亭亭”标示松的傲岸姿态，用“瑟瑟”摹拟刺骨的风声。绘影绘声，简洁生动。又以“谷中”映衬“山上”，更突出了位居全诗中心的青松的傲骨。
三四两句则加强了抒情的氛围。而且在似乎不相关的松和风之间冲突顿起，令听者心惊，观者颜开。两个“一何”强调诗人感受的强烈，一“盛”一“劲”表现冲突的激烈和诗人的感情倾向。第三句诗顺接第二句，第四句呼应首句，章法绵密，展开有序。
五六两句，由风势猛烈而发展到酷寒的冰霜，由松枝的刚劲而拓宽为一年四季常端正，越发显出环境的严酷和青松岁寒不凋的特性。诗的意境格外高远，格调更显得悲壮崇高。松树和环境的对比也更分明，而松树品性的价值也更加突现出来。
最后两句变换句式，以有力的一问一答作结。诗人由外而内，由表层到深层，把读者眼光从“亭亭”“端正”的外貌透视到松树内在的本性，以此表明松树之所以不畏狂风严寒，是因为有坚贞不屈的高风亮节。
全诗以松树为中心，写得集中紧凑。反复咏歌，却不平板单调。用词朴素无华，风骨雄健，气势有力。不重在工笔细描，而以层层深入事物的内核见长。
这首诗名为“赠从弟”，但无一语道及兄弟情谊。我们读来却颇觉情深谊长，而且能同诗人心心相印。这是因为诗人运用了象征手法，用松树象征自己的志趣、情操和希望。自然之物原本自生自灭，与人无关。但一旦诗人用多情的目光注入山水树木、风霜雷电，与自然界中某些同人类相通的特征一撞击，便会爆发出动人的火花。这种象征手法的运用，刘桢之前有屈原的橘颂，刘桢之后，则更是屡见不鲜，且形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特征之一。
刘桢如果直接抒写内心情感，很易直露，便借松树的高洁来暗示情怀，以此自勉，也借以勉励从弟。全诗关于兄弟情谊虽“不着一字”，但味外之旨却更耐人品尝。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