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狱咏蝉》是唐代文学家骆宾王的代表诗作。此诗作于患难之中，作者歌咏蝉的高洁品行，以蝉比兴，以蝉寓己，寓情于物，寄托遥深，蝉人浑然一体，抒发了诗人品行高洁却“遭时徽纆”的哀怨悲伤之情，表达了辨明无辜、昭雪沉冤的愿望。
全诗情感充沛，取譬明切，用典自然，语意双关，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是咏物诗中的名作。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意思是，秋天蝉声不断，引起了身陷囹圄的诗人的无限愁思。诗人触景生情，情因景生。情感从何而来，是因闻见了蝉声。该诗用起兴对起开篇，将蝉声与愁思对举，两相映照，下笔自然，工稳端庄。即是咏物，物必在先。首句咏蝉，次句写己。咏物非本意，借物抒情才是目的。西陆：指秋天。《隋书·天文志》载：“日循黄道东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东陆谓之春，行南陆谓之夏，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南冠：楚国的帽子，指代囚犯。在此指诗人自己。《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挚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因楚国在南方，南冠一词，便由此而生。后人借来用以指囚犯。首联两句诗衔接自然，浑然天成。写蝉时，抓住两点：时间是秋，动作是唱；写人时，抓住三点：身份是囚犯，心理活动是愁思，愁思的程度是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承接首联，是隔句相承。第三句承接第一句继续写蝉，第四句承接第二句继续写己。不堪：承受不了。玄鬓：指蝉。古代妇女将鬓发梳为蝉翼之状，称之蝉鬓。这里以玄鬓称蝉。白头吟：乐府曲名。据《西京杂记》说，西汉时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对才女卓文君的爱情发生危机，卓文君作《白头吟》诗：“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终使司马相如回心转意，两情重归于好。“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的字面意思是，蝉凄切的悲声仿佛是在一遍遍吟唱卓文君的《白头吟》“凄凄重凄凄”，这声音真难以让人忍受。深层意思是，蝉啊，你不该对着我这鬓发苍白的牢狱之人唱你凄凉的歌。你的吟唱正好刺痛了我的内伤，正好引起了我的愁思。骆宾王巧借“白头吟”用来一语双关，加深了原意。首联写听觉，由蝉及人，闻蝉声而动客思；这一联写视觉，由己及蝉，观玄鬓而自悲伤。蝉是玄鬓，我却白头；我身陷囹圄，它来往自由；它倚树高唱，我独自哀愁。它如今的玄鬓，我过去也曾拥有，别看我现在白发满头！它如今的吟唱，我过去也曾练就，别看现在用铁锁锁紧了我的歌喉！蝉啊，你就是我的从前，你就是我的化身，我何时能脱去囚服像你一样蜕皮羽化，获取自由？这两句诗沉郁深婉，感人至深，令人叹惋。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两句，诗人字字咏蝉，字字借蝉自况。“露重”、“风多”言环境险恶；“飞难进”言难以进取；“响易沉”言声音难以发出。蝉如此，我和它还会有什么两样？这两句诗至少有两层意思。表层意思是在咏蝉，深层意思是在借物抒怀。在这里，蝉即我，我即蝉。“露重”、“风多”又特指政治环境险恶；“飞难进”又特指诗人在人生仕途方面难以进取；“响易沉”更特指自己的言论难以发出。诗人结合自己的身世和处境，在选取意象方面十分精当，用露和风两种自然现象既适用于蝉，又适用于人。这里的露和风，一旦入诗，就不是普通的自然现象，而是注入了诗人的情感，由物象转化成了意象。所以，“露重”、“风多”就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同是咏蝉，处在不同环境的人所选的角度和立意皆不相同。初唐虞世南也有一首诗咏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身居高位，诗的字里行间迸发出的都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难见半缕愁绪。因冤狱而被投入大牢的骆宾王岂可跟虞世南同日而语。同是写露，在虞诗中用来供蝉饮，在骆诗中则因“露重”而“飞难进”；同是写风，在虞诗中不用借，因蝉已身居高位；在骆诗中则嫌“风多”，自己的声音难以发出。所以二人同咏一物，题材相同，时节相同，则立意迥异。
诗人在写这首诗时，由于感情充沛，功力深至，故虽在将近结束之时，还是力有余劲。第七句再接再厉，仍用比体。秋蝉高居树上，餐风饮露，没有人相信它不食人间烟火。这句诗人喻高洁的品性，不为时人所了解，相反地还被诬陷入狱，“无人信高洁”之语，也是对坐赃的辩白。然而正如战国时楚屈原《离骚》中所说：“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来替诗人雪冤。“卿须怜我我怜卿”，意谓：只有蝉能为我而高唱，也只有我能为蝉而长吟。末句用问句的方式，蝉与诗人又浑然一体了。
好诗，不但要有诗眼，以放“灵光”，而且有时须作“龙吟”，以发“仙声”。对照杨炯的《从军行》与杜甫《蜀相》，两诗若无“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的“龙吟”句殿后，直抒胸臆，剖献“诗心”，则全篇就木然无光了。此诗亦然，尾联诗人愤情冲天，勃发“龙吟”，喷出蕴蓄许久的真情：“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遂脱去了前三联罩裹诗句的“蝉身”，使人看到了作者洁纯无瑕的报国诚心，这颗诚心恰如其《序》所说，乃“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不以世俗更易秉性，宁饮坠露也要保持“韵姿”。正是这裂帛一问，才使《在狱咏蝉》成为唐诗的卓荦名篇，超然于初唐诸宫体艳诗之上。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 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鵩鸟赋》开始记述何年何月何日鸟入屋，主人以为怪事，便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占卜后要鸟告诉吉凶和死期的迟速。
通达的评述，企图以此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但人们通过这些豁达的辞语，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贾谊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还隐忍着深沉的悲哀！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在长沙地区所作的《意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它和《鵩鸟赋》都作于长沙，所以长沙在汉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其间，虽然心情是忧郁的，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如汉初朝廷准允民间铸钱，贾谊就上书反对，他认为民间铸钱有三弊：一、将有许多假钱；二、各地所铸的钱会轻重不一，不利流通；三、铸钱利厚，若吸引大量劳力投向铸钱，便会影响农业生产。可惜意见未得到采纳。
贾谊在长沙居住了四年多，他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影响很大。历代长沙文人均为贾谊这位文化巨匠曾在自己故乡生活过而感到自豪，许多诗人辞家以屈贾后人自命。贾谊故宅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原建有贾太傅词，汉之后许多文人曾来此凭意。唐代刘长卿留下了“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的诗句。明代李东阳写过《贾太傅祠碑记》。祠前巷侧有井，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或壶井。因杜甫有“长怀贾谊井依然”的诗句，所以又称长怀井。清代贾太傅祠有治安堂、潇湘别墅、大观楼、佩秋亭等建筑。今尚存祠屋一间，宅内留有贾谊木雕像一座，表现了长沙人对这位汉赋大家的怀念与追忆。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兔”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意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意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
“白日射金阙，虎豹九关开。”十字写的是皇宫富丽堂皇，气象森严。在那里，朝美“谏疏频上，谈笑挽天回”。四句两层，一张一弛，作者描绘出朝美朝堂上从容和无畏。据《稼轩词编年笺注》引《京口耆旧传·汤邦彦传》：“时孝宗锐意远略，邦彦自负功名，议论英发，上心倾向之，除秘书丞，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擢左司谏兼侍读。论事风生，权幸侧目。上手书以赐，称其‘以身许国，志若金石，协济大计，始终不移’。及其他圣意所疑，辄以诹问。”那时候的宋孝宗还有些进取之意。淳熙二年八月派汤朝美使金，向金讨还河南北宋诸帝陵寝所在之地。不料汤朝美有辱使命，回来后龙颜大怒，把他流贬新州，尝尽“蛮烟瘴雨”滋味。这一层“千君”、“万里”两句似对非对，中间再作一暗转。对于心怀忠义肝胆但却遭贬的朋友，辛弃疾并没有大发牢骚，徒增友人的烦闷。而是安慰朝美“往事莫惊猜”。因为有才干的人终会发迹的。眼前你不是已经奉诏内调了吗？恐怕还会有消息从皇帝身边下来，“日边”这里用以比喻帝王左右，“恐”字是拟想之辞，却又像深有把握似的，这是稼轩用典的妙处！从“蛮烟瘴雨”的黯淡凄惶到日边消息之希望复起，中间再作一暗转。上片凡三暗转，大起大落，忽而荣宠有加，忽而忧患毕至；忽而蛮烟瘴雨，忽而日边春来，乍喜乍悲，亦远亦近，变化错综，既是对友人坎坷的同情又有对其振作的鼓励。
下片转叙作者自己乡居生活情怀。“门掩草，径封苔”，本是冷落景象，词人但以一笑置之。不难看出，这笑，是强作豁达的苦笑，是傲岸不平的蔑笑。
下片基调无限幽愤，都被这领起换头的一个“笑”字染上了不协调的色彩，反映出一种由于受压抑而形成的不平而又无奈的心情。一“笑”字，内中感情复杂，可为下片基调之凝练。接下去仍是正言反出：未必我这双手就没有用处，不是可以“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怀”吗？试想，当国步蜩螗（tiáo táng）之际，他那双屠鲸剚（zì）虎的巨手，不能用来扭转乾坤，却去执杯持蟹，这是人间何等不平事！而稼轩但以“未应两手无用”的反语轻轻挑出，愈见沉哀茹痛。循此一念，又找足“说剑”一层。说剑论诗，慨言武备文事。辛弃疾“壮岁旌旗拥万夫”，后来又曾上《十论》《九议》，慷慨国事。这时看来，这文韬武略都是无用的“余事”。剩下的，他只有终日痛饮长醉，摇摇欲倒。这“醉舞狂歌欲倒”六字，写尽词人悲愤心怀，潦倒情态，然后束以“老子颇堪哀”。“堪哀”是堪怜念之意，语出《后汉书。马援传》，意思是说，自己如此狂歌醉舞，虚置年华，这心情应该是故人所理解、怜恤的。歇拍“白发宁有种？——醒时栽”，将一腔幽愤推向一个高潮。“白发”写愁，本近俗滥，但稼轩用一“栽”字，翻出了新意。这两句有几层意思。词人春秋正富，本不是衰老的时候；但忧国之思，添他满头霜雪，这是一层。国事不堪寓目，醉中尚可暂忘，醒来则不胜烦忧，此白发乃“——醒时栽”也，又翻进一层。白发并不是自然生出来的，而是“栽”上去的，可见为国势之操劳宦途之喜悲使他年富而白发徒增。这样，就从根根白发上显示出词人人生道路上的风风雨雨，隐然现出广阔的社会背景，这又是一层。单就“栽”字齿音平韵，于声则无限延长，于情则芊绵不尽。这下片一路蓄意蓄势，急管繁弦，最终结在这个警句上，激昂排宕，化为感慨深沉。千载后读之，犹觉满腔不平之气，夹风雨霜雪以俱来。
这首词，上片文意一波三折，于无字处出曲折，极掩抑零乱，跳跃动荡之美；下片却一气奔注；牢骚苦闷，倾泻而来，并且反语累出，在感情激荡中故作幽塞，豪放中仍不失顿挫曲折，词的构局可谓错综多变。
全词核心在下片，但上下两片，对比映衬，表现力增强。上片一起，白日金阙，虎豹九关，何等高华气象；下片一转，门为草掩，径被苔封，又何等荒凉寂寞！这是一层对比。上片赞美汤朝美，誉其巨手可以“谈笑挽天回”；下片写自己，则两手只堪把蟹持杯，又是一层对比。上片写对方，终能日边消息重上朝堂，下片说自己，则满头白发，终日醉舞狂歌为消磨，再加一层对比。通过强烈对比，益见“斯人独憔悴”的不平之情，这是此词的另一个艺术特色。
上片鼓励友人，意气飞扬；下片抒一已之愤，悲愤无奈。乍读之下，上下片的思想感情，好像矛盾。其实，此等矛盾之处，正是显示稼轩的伟大之处。稼轩是虽身处闲散而时时不忘忧乐天下的血性男儿。他既不能不为一已之遭际而愤然不平，又不忍以一已之遭遇挫尽天下志士仁人之壮志。因此，他总是本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顽强精神，鼓舞同道，力挽既倒的狂澜。故上片激劝再三，下片却沉忧抑郁。此矛盾虬结之处，正见出词人一片忠贞爱国之苦心，这正是此词的思想光辉之所在。善乎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之评辛苏词曰：“读苏辛词，知词中有人，词中有品。”
诗题“荣木”，是取诗的前两字作为篇名，并不是专写荣木。《荣木》一诗共三十二句，分四章，每章八句。第一章慨叹人生若寄，第二章写要坚持正确的做人道理，第三章责己无所作为，第四章表示不坠先师之训而奋起。全诗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
这首诗提出了世间一个永恒的主题：人生苦短。陶渊明把“荣木”已化为一种意象——人生美丽却苦短。他忧于人生短暂，认为人若不勤奋，即使“总角闻道”也会“白首不成”，这是人生的悲哀。他告诫人们，人生就像匆匆过客，到时都会憔悴、衰老、死亡；人的寿命、祸福取决于自己。他也自责自己曾废学而乐饮。
从此诗第四章中可以见出作者内心郁勃着昂扬的进取之心、功业之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这句话活脱了陶渊明另一面孔，它与后人心目中那位吟唱着“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者形象，相距实在太远。人们以往对陶渊明的印象只是其中年思想成熟以后的形象，是陶渊明丰富人格之一角。以“一斑”而概其“全豹”有时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病。陶渊明早期功业之心，主要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使然。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谁也难以天生就超越历史的局限而对功业荣名不屑一顾、视如粪土。
人生短暂，只有为功名而奋斗才有意义。陶渊明没有忘记儒家先师孔子的教导，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什么名望，这不值得惧怕。他自信有取得功名的天赋，不管要经历多少苦难，也没有任何理由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