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诗，有一个传说故事：杜牧游湖州，识一民间女子，年十余岁。杜牧与其母相约过十年来娶，后十四年，杜牧始出为湖州刺史，女子已嫁人三年，生二子。杜牧感叹其事，故作此诗。这个传说不一定可靠，但此诗以叹花来寄托男女之情，是大致可以肯定的。它表现的是诗人在浪漫生活不如意时的一种惆怅懊丧之情。
全诗四句二十八字。诗人借寻春迟到，芳华已逝，花开花落、子满枝头，喻少女青春已过，含蓄委婉地抒发机缘已误，时不再来的惆怅之情。此诗通篇采用“比”的手法，形象生动，含蓄自然，耐人寻味。
首句的“春”犹下句的“芳”，指花。而开头一个“自”字富有感情色彩，把诗人那种自怨自艾，懊悔莫及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了。第二句写自解，表示对春暮花谢不用惆怅，也不必怨嗟。诗人明明在惆怅怨嗟，却偏说“不须惆怅”，明明是痛惜懊丧已极，却偏要自宽自慰，这在写法上是腾挪跌宕，在语意上是翻进一层，越发显出诗人惆怅失意之深，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懊恼至极的情绪。
后两句写自然界的风风雨雨使鲜花凋零，红芳褪尽，绿叶成阴，结子满枝，果实累累，春天已经过去了。似乎只是纯客观地写花树的自然变化，其实蕴含着诗人深深惋惜的感情。
此诗主要用“比”的手法。通篇叙事赋物，即以比情抒怀，用自然界的花开花谢，绿树成阴子满枝，暗喻少女的妙龄已过，结婚生子。但这种比喻不是直露、生硬的，而是若即若离，婉曲含蓄的，即使不知道与此诗有关的故事，只把它当作别无寄托的咏物诗，也是出色的。隐喻手法的成功运用，又使此诗显得构思新颖巧妙，语意深曲蕴藉，耐人寻味。
以人比物，神、态兼备。起句写因，营造环境；苍苔、小池暗喻幽静、娇小。
次句应题，芰荷切“莲”；绿参差是为“花”的出场先作渲染，进一步营造“众绿拱花”的环境，至此情景已足，下面该主角登场了。
“晓来”二字有机关，是“转”的关节。上面是“绿参差”，一点也不关花的事啊！可花要出场，该怎么办？那就让时光偷偷地溜过一个夜晚吧，昨天看到的是一片绿，可今早醒来（晓来）所见到的已是“一朵烟波上”啦！留下了一整夜能让人驰骋思维的空间。转得有依据，自然合理。
最后以“人似花、花似人”收结。“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用杨贵妃雪肤花貌、婀娜多姿的娇软形象和她出浴时的神态来比喻莲花，真是柔情绰态、风光无限，起到神形兼备的效果。作者又别出心裁地用“似画”来把节凑放缓、把时间拉长：美景如画，可正在“画（动词）”啊，在这个画的过程中可以更仔细地、尽情地欣赏！
这首诗描写山村午景，从日暖花繁的景象来看，正是春末或夏初时分，脚下的小路似乎也感到了节候的温暖，路上绿草如茵，满山的野花在阳光下更显得繁茂艳丽。首联由小径写到山色，徐徐展开，像是电影中由近到远地拉开了镜头，有一种身临其景，历历在目的印象。
颔联以“纵横”、“高下”为对，工稳恰切，而且经纬交错，构成了一幅谐和匀称的画面：一道河水曲折流过，村中高高低低地散布着几户人家。自由宁静的气氛于言外可见。而“纵”与“横”、“高”与“下”，本身又各自对应，可见诗人烹字炼句的功夫；又以“一”与“数”相对，运用了数字的概念，遂令画面更加清晰可辨。
颈联进一步表现了诗人炼句的技巧。《复斋漫录》卷上说，‘静憩横鸣午”是吸取唐人诗句“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横”的意思而来，其实未必可信，但指出了二者都是描绘午时横鸣的情景却是对的。横在正午休息的时候长鸣，可见其地的宁静安谧，而村民的悠闲恬适也从中可以想见。“荒寻犬吠嚣”一句说狗在荒野里东寻西找，看到了昏暗的阴处就叫个不停，寥寥五字就将生活中这个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传神地表现出来，而且由此可以推知山村远离尘嚣，难得有生人过访。这两句造语极为洗炼，通过特殊的语言结构，将丰富的内容，熔铸在这极简净的十个字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卢纶《山中绝句》云：‘阳坡软草厚如织，因与鹿成相伴眠。’介甫只用五字，道尽此两句。如云‘眠分黄犊草’，岂不妙乎！”胡仔在此赞叹王安石的，正是他这种能“以少许胜多许”的语言表现能力，“荒寻犬吠昏”也是一例
这首诗前六句所描绘的景物，直是一幅形象的桃源图。《桃花源记》中“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描写，正与“草如积”、“花更繁”的景色相似；“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横犬相闻”，又与此诗中间二联的意境一致。从这里可似看出诗人的匠心，虽然诗名《即事》，但决不是信笔写来的随意之作，他在景物的摄取，题材的剪裁上早已有成竹在胸，虽以平易语言写来，却可见到遣字造句、构思谋篇的精心安排。这种千锤百炼而以平淡出之的手法，正是诗家化境。韩愈称赞贾岛的诗说：“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苏东坡提倡“绚烂之极，归于平淡”，都是指的这种特点。王安石《题张司业诗》中说，张籍的诗“看似寻常最寄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实际上也道出了他自己作诗的甘苦。这首《即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尾联写自己的感受：诗人远足归来，向人谈起这番游历，就像亲身去了一次世外桃源。其中虽不言景，而景自在其中。同时，也可体会到诗人对桃源生活的向往。王安石另有《桃源行》一首，直接表达了他对陶洲明笔下的桃花源的赞美，与此诗所表现的感情正可相发明。
这首诗语言简洁自然，清新流畅，注重全诗气势连贯，张弛有道，平缓有度，进退有法，作者似乎在不经意地吟咏，细处看却是淡静有味，从构图谋篇到遣词造句都颇具匠心，每一联都从不同的视角展示景物。
这首小令的题材和趣味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它袒示了早期散曲的“俚曲”的胎记，其所表现出的风趣活泼，也是一目了然的。作者于煞有介事的交代背景后，安排了床上翻身、“压扁沈东阳”的可笑情节，可谓出奇制胜。“交颈效鸳鸯”、“锦被翻红浪”、“雨歇云收”等都是说唱文学中用得烂熟的文字，所谓“强作斯文语”，只要举一则明人模仿元人语言风格所作的《小桃红·西厢百咏》为例，就不难体会到这一点：“高烧银烛照红妆，低簇芙蓉帐。倒凤颠鸾那狂荡，喜洋洋，春生翠被翻红浪。”（《雨云欢会》）而“偌长偌大，偌粗偌胖”，那就更是百分之百的通俗口语。这一切诚如徐渭雨《南词叙录》中所说，“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喜剧情节和俚语俗言，可说是元代谐谑性散曲的两大要素。
中国戏剧源于俳优表演，因而带着特有的娱乐性。到了元代的杂剧，仍保留着净、丑的角色，插科打诨也成为元杂剧风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欣赏习惯，对元散曲应当说有直接的影响，致使谑乐也成为散曲的一项审美内容。散曲与杂剧互相间的交互、影响，注意的人不多，却是客观存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