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描绘了初夏季节树阴浓合，放晴时余凉余润尚在的闲散生活，创造出一种雅洁清远的闲适意境。上片开头二句，以纨扇和纱巾两种应时的生活用品来表现初夏时节。后二句写室外之景，树阴浓合，晴天清润，也是典型的初夏之景。下片则由写景转到写人，表现作者闲适的生活。起二句，写自己闲来无事，常常弄笔展纸作小草；喝酒至微醉，卷帘迎凉以便睡眠。末二句写主人公自己舒舒服服地躺在洁净无尘的凉床上听新蝉，更是展示了一个清凉高迥的初夏境界。
全词寓情于事与景中，在情景交汇中抒发了作者流畅、舒适的情怀，情景轻快优美，笔调清疏自然，是陆游少见的闲适词。
上片起二句：“纨扇婵娟素月，纱巾缥缈轻烟”。以两种生活用品来表现初夏季节。第一句写美如圆月的团扇，第二句写薄如轻烟的头巾，这都是夏天所适用的。扇美巾轻，可以驱暑减热，事情显得轻快。
“高槐叶长阴初合，清润雨余天。”这二句写景，也贴切季节。夏天树阴浓合，梅雨季节，放晴时余凉余润尚在，这都使人感到宽舒。这二句与王安石《初夏即事》“绿阴幽草胜花时”的诗句，以及周邦彦《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的词句，景物相近，意境同美；但王诗、周词，笔调幽细，陆词则表现出清疏、自然。
下片起二句：“弄笔斜行小草，钩帘浅睡闲眠。”由上片的物、景写到人，由静写到动。陆游的有关写字的诗，如《草书歌》《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醉中作行草数纸》等，大多都是表现报国壮志被压抑，兴酣落笔，藉以发泄愤激感情的，正如第二题的诗中所说的：“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试无路空峥嵘。酒为旗鼓笔刀槊，势从天落银河倾。”在这里，诗人却以写字表现闲适之情，淳熙十三年（1186年）作于都城的《临安春雨初霁》中的“矮纸斜行闲作草”一句，正和这里的词句、语意接近。醒时弄笔写细草，表示闲适；醉眠时挂起帘钩，为了迎凉，享受陶渊明《与子俨等疏》所说的：“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那样的乐趣。
“更无一点尘埃到，枕上听新蝉”，正是濒湖住宅的清凉、洁净的境界，明晰地表现了这一份闲暇，明显不同于往日作者的压抑、苦闷。
这首词只写事和景，不写情，情寓于事与景中。上下片复叠，句式完全相同，故两片起句都用对偶。情景轻快优美，笔调清疏自然，是陆游少见的闲适词。居宅依山傍水、风景美丽如画。作者不禁释怀，将昔日的抑欲苦闷一并抛到脑后，融入大自然的清新、闲适之中，全词表现出作者壮志未酬后的闲居生活。
以年号为诗题，虽然是受到韩愈《永贞行》的启发，但这首诗实是效法杜甫。不过，杜甫那些以诗歌记时事，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作，基本上是写实，而这首诗则把理想和现实紧紧结合起来，为北宋中叶的变法改革唱了一曲颂歌，因而是一篇富于理想色彩的史诗。
全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开头两句，歌颂元丰年间（1078—1085）风调雨顺的气象：“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元丰年间风调雨顺是客观事实。反对新法的范纯仁也曾写道：“赖睿明之在上兮，常十雨而五风。”（《喜雪赋》）相传周公辅政时，天下太平，岁无荒年，曾出现过这样的奇迹（见《盐铁论·水旱》）。古人认为政有德，则阴阳调、风雨顺。这种说法虽然不科学，但却寄托着古人对于理想政治的赞美之意。“五风十雨”之数为加倍形容之词，故王充曾说：“言其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褒之也。风雨虽适，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数。”（《论衡·是应篇》）王安石化用这个典故入诗，也是持赞扬的态度。从全篇来分析，“五风十雨”还是新法的象征。新法所至，如东风吹拂，时雨润苗，万物得所，百姓太平。这从下文的描写中可以看出。
第二部分是中间四句，歌颂元丰五谷丰衍、物产精美的盛况。“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写旱田作物长势喜人，且播种面积极为广大。“麦行”就是麦垄。“千里”状其遥远。“不见土”形容麦苗稠密茂盛。“连山没云”即无边无际、远与天齐之意，不单指延伸得很远的山丘。如此广大的原野都种满了黍麦，秋后的粮食就会使家给人足，国无饥谨。“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写水田作物花色品种增加，且农田管理比较省力。“稌”是糯稻，产量低，一般用以酿造美酒。由于连年丰收，粮食有余，故能多种糯稻，多酿美酒。此句与下文“百钱可得酒斗许”暗相呼应。“龙骨”句上承“十雨五风”而来。因为风雨顺适，所以抗旱用的龙骨水车也就长年沾不到水滴，被挂在梁上檐下，任其赋闲。农民不用为灌溉操劳，也就乐得轻松了。他们出其余力，经营副业。“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两句，把江南鱼米之乡的富庶和农民生活的美好，渲染得令人神往。鲥鱼、荻笋原是佐酒佳肴，欧阳修《离峡州后回寄元珍表臣》诗说：“获笋鲥鱼方有味，恨无佳客共杯盘”。以下几句便以酒事承接上文。
第三部分是最后八句，歌颂元丰时人民的幸福生活。先总写农村的欢乐气氛：“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社日是古代春、秋两季祭祀土神的日子。四邻互相招邀，带上酒肉、社糕，搭棚于树下，先祭土神，然后会餐。社日击鼓，唐诗中就有描写。刘禹锡《秋日送客至潜水驿》：“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便是一例。由于连年丰收，酒肉便宜易得，所以人们不用等到社日，同样可以聚会欢饮，击鼓自娱。诗中总写以后，再分写青年人与老年人各自的快乐。南国水乡，本来就有男女青年在花前月下踏歌起舞的风俗，大熟之年，更为这种古老的风俗增添了欢声喜气。“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不仅描绘了青年们纵情欢乐的情景，而且还写出了他们美滋滋、乐陶陶的内心世界。“但道”，意思是只用一句话来表达。“快乐无所苦”，即一切美满如意。言外之意是说，这些青年的爱情、婚姻生活也是十分甜蜜的。乡村老农淳朴率真，爱说爱笑。此时丰收在望，心里越想越美，一肚子的开心话总想找个地方说说。“老翁堑水西南流”四句，生动地勾画了老人坐船进城寻亲访友的快乐和对于生活心满意足的情态。
王安石与多数宋代诗人一样，喜欢以学问为诗，但他能够把渊博的学问纵横役使，入手而化，因此又不会显得掉书袋。这是一种很高的艺术素养。这首诗虽然有其现实基础，但整篇的构思和命意却从《礼记》中来。《礼记·礼运篇》描绘先王的大顺之治说：“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这首诗第一部分写天从人愿，慷慨助顺，仁风惠雨，略不失时，即“天不爱其道”之意；第二部分写满山遍野，庄稼弥望，江河沼泽，产物无穷，即“地不爱其宝”之意；第三部分写美酒易得，鼓声长闻，青年欢舞，老人嬉游，即“人不爱其情”之意。诗中未援引《礼运》篇上的片言只语，而其内容与《礼运》篇所描绘的大顺之治丝丝入扣，十分契合。杨万里曾称黄庭坚写诗“备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诚斋集》卷一一四《诗话》）这首诗则正好相反，是“备用古人意而不用其语”。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书卷气，而且还可以收到言浅意深，味外有味的艺术效果。
反变法派刘述等曾上书宋神宗：“陛下欲致治如唐、虞，而安石操管、商权诈之术。”（《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王安石罢相以后，继续受到攻击，因此他身虽闲居，外示平淡，内心实系念新法，忧思深切。他的《元丰行示德逢》旨在宣传新法的成效，而这首诗则进一步指出，元丰朝国富民安的景象已经使唐、虞的盛世复现于当时，新法完全符合尧、舜致治安民之道。他把《礼记》上记载的大顺境界写进了富于江南水乡特色的农村丰乐图中，使得这首史诗不仅护住了他自己，而且还替新法抹上了神圣的光彩。以此歌颂新法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歌颂宋神宗有“修礼达义，体信达顺”之功，就有堂堂正正、理直气壮之势了。
这是一首用平常口语描写闺情的词。上片写村姑们的穿着和黄梅时节结伴插秧的情景。身着红袖衣，成双成对的姑娘结伴插秧的场面，不难使人想见那劳动中有说有笑的快乐。这不仅反映出地方的风俗人情，也显示了她们的美丽、活泼、多情。特别是“双双女伴随”一句，既写出她们的互助友爱精神和女性的心理特征，而且渲染出一种亲热、热闹的气氛，表达出村姑们那种淳朴真挚的感情。
由插秧而引出唱山歌，这也是地方风俗。下片通过歌词唱出了与情人的离恨。“长歌诗”三句指明所唱山歌的形式、内容和情感。她们唱的长歌是首长诗，短歌是首短诗；不管是长歌短歌，都是以反映青年男女间的爱情为内容，集中表现出她们与情人的离愁别恨，揭示出作品的主题。结尾“休言伊不知”是料其情人必定知道姑娘心中的离愁，只是不来关心体贴她（们）罢了。因此她们的自我诉苦，委婉地流露出对情人不归的怨恨，也是对情人不体贴她们的责怪。可以想见她们是何等地思念情人啊！采用唱山歌的形式来倾诉相思之苦，与其他形式相比，又别具一番情趣。
以叙事的方法来写结伴插秧的村姑们，用唱山歌来传情，不仅显示她们性格的乐观开朗，而且又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感情质朴，语言节奏鲜明，富有民歌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