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的人一般讲求修心养性,与世无争。也讲因果循环,众生平等。这首作品里也有这样的观点出现。可能这正是作者隐居前最后对红尘的回顾,里面还有看破尘世的意思。
像许多隐士一样,诗人也曾远足游历,因此寻到了心中理想的隐居地点,这可能是武当山,又可能是华山。武当山是道教名山,华山上也有道观。深山历来为修道者的所爱,因为山中就连四时也不于山外的相同,有安静的环境,又有简朴的生活必需品,如山泉、野蘑菇、山野菜、古刹遗迹也是山林里保存的最好。因此诗里最后也表示诗人最终还是要回归山林,隐居起来的。这有他自身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印记。
说他看破红尘,其实在第一句里“十年踪迹走红尘,回首青山入梦频”中就点明了。后面的两句可以说是对这一句的补充说明,最后则是对立志归隐修道的表白。红尘游遍,唯有青山是最向往的,说明对诗人来说俗事已经是如过眼云烟般了,诗人通过十年的磨砺,终究决定归隐修道,这除了消沉,还有一种独特的清醒。这从后面对选择归隐的解释“紫绶纵荣怎及睡,朱门虽富不如贫。愁闻剑戟扶危主,闷听笙歌聒醉人”中可以领会到。说诗人隐居有时代因素,也是因为这两句中还有对世事的一些批评。最后表露出的对自然的欣赏和喜爱似乎说明了他并非不爱热闹,繁华的世间,只不过逃避的是不该有的战乱和人祸罢了。大自然的生机正是诗人向往的,他要远离的是腐败和颓废的环境。所以诗里就有“野花鸣鸟一般春”这样的句子。与其说诗人想弃世,不如说诗人是想洗刷自己的思想,用朴素的生活历练自己,以达到修道的本来目的。
相较其他诗人写精卫的诗歌,本诗视角新颖,不是对精卫本身进行评价,而是就其填海这一行为做理性思考,其中有对精卫因为填海而奔波劳累、伤痕累累的同情,又有对精卫填海这一伤及无辜、毁坏草木的行为提出质疑,同时流露出作者无限悲悯的博大情怀。
诗歌首句“精卫谁教尔填海”,表面看是提问,实则是质疑,明知故问,因为谁都知道精卫填海是为了复仇,报“溺亡”之仇。但这一问,更能引起读者对填海这一行为的思考。接下来,作者就围绕着“填海”为读者呈现四幅画面:
第一幅:“海边石子青磊磊”。这是实景描绘,海边,石子堆积如山。这是精卫填海的凭借,石子之多,足见精卫填海的决心。
第二幅:“海中鱼龙何所为”。这是虚景假设,写填海后果。海被填平后,海中鱼龙如涸辙之鲋般陷入困境,无处求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一己之私仇而可能殃及无辜的鱼龙,作者明知故问的缘由逐渐显现。
第三幅:“山中草木无全枝”。先来一句过渡。第五句“口穿岂为空衔石”照应第二句“海边石子青磊磊”,在诗中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作者的视角从海边转向山上,然后又是一幅实景描绘,再写填海后果,山中的草木七零八落。填海殃及的不仅是鱼龙,还有山中草木!作者明知故问的缘由进一步显现。
第四幅:“朝在树头暮海里,飞多羽折时堕水”。这幅图景是虚实结合,再写填海后果。虚写精卫因填海而奔波劳累、遍体鳞伤。“朝”“暮”多为想象,互文见义,但虚中有实,突出精卫奔波劳累;“口穿”“羽折“”堕水”为实写之词,实中有虚,写精卫的遍体鳞伤。对精卫填海的行为,作者是理解的,毕竟大海是造成悲剧的元凶;对精卫填海时所遭受的苦痛,作者是饱含悲悯之情的,毕竟精卫有仇报仇的血性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这四幅画面,写填海后果,也是作者悲悯之情的蓄积过程,从伤及无辜到自伤,填海的伤害达到极点,诗人的悲悯之情也达到了极点。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
这首词是题《春江钓叟图》画之词。据《南唐书·后主纪》载:“文献太子恶其有奇表,后主避祸,惟覃思经籍。”由此,也有人认为,这首词是“后主为情势所迫,沈潜避祸,隐遁世尘并写词表露自己的遁世之心,以释文献太子的疑嫉”(蒲仁、梅龙《南唐二主词全集》辑注),也有道理。词史上最早写《渔父》词的,是唐代的张志和。李煜这首词,继承的就是张志和的“渔父家风”,写渔父的快乐逍遥。从词意上看,此词耽于隐逸、格调不高,当是李煜前期意念消沉的作品。
此词开篇入画,将画中意境以言辞写出,以画境言心境。“浪花”成“千里雪”,“桃花”作“一队春”,写春江浪涌,春光明媚。一队”后着一“春”字,不仅显示出桃李的生机,而且又透出别样的俏皮,绘出明畅绚丽的意境。这两句寥寥数字便将画中意境描绘得淋漓尽致:画中的主人公渔父,趁着春江水涨,驾一叶小舟,随水顺风而下;好风推舟行进,轻舟分浪飞驶,浪花迎面而来,如溅起千里雪;渔父心中开怀,而浪花也似有意;船行浪中,两岸桃红李白,列队相随,花树多情,渔父恬畅。
余下三句描写了渔父的装束,是点睛之笔,写出了渔父淡泊潇洒的人生境界。两个三字句看似信手拈来,其实也是锤炼的结果:“一壶酒”写出渔父的精神状态;“一竿纶”点明渔父的职业和身份。单说“一壶酒”,也许还可以联想到别的人;但紧跟着说“一竿纶”,则肯定是渔父无疑了。末句突现高峰——“世上如侬有几人”,这句话是渔父的自述:在尘世上,像我这样自在快活的人,恐怕不多。这位钓叟,无风波之险,而有自然之乐,在自己的糊口生涯中找到乐趣。他摆脱世俗的羁绊,避开名利的枷锁,自在逍遥,令人羡慕不已。
这首词题画抒怀,借景寓意,虽然情趣不高,但悠然散淡之意境却清丽不俗,也可视为题画诗词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