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把那些自以为“饱食而无祸”的人作老鼠, 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人情世态,讽刺了纵恶逞凶的官僚和猖獗一时的丑类,暗喻小人得志虽能嚣张一时,却不能长久,依仗权势的小人会遭到彻底被消灭的下场。全文主旨突出,文笔精粹,叙事生动,形象鲜明。此文的警示意义在于:依仗外力保护所获得的安全和威福是不能持久的。
文中故事涉及三方:鼠、鼠的旧主人、鼠的新主人及其用以杀鼠的猫和僮仆。在这三方中,旧主人因其生年属鼠而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这是导致群鼠猖狂肆虐的关键,也埋下了鼠被新主人歼灭的伏笔;鼠因有人保护,故有恃无恐,恣意妄为,不仅使得“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而且“窃啮斗暴,其声万状”,其行为其实已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是导致其被新主人歼灭的关键;新主人与旧主人的态度截然相反,来居伊始,即“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从根本上杜绝了鼠患。假如当初旧主人不是如此纵容群鼠,而群鼠也不是如此肆无忌惮,则鼠的灾难以及新主人的杀鼠手段也许不会如此之速、之猛;唯其两方面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物极必反,祸不旋踵,作者在文末所发“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的感叹,其意义也就来得格外深远。
这篇寓言状物摹形生动形象,情景如见。如写在主人放纵下,群鼠猖獗之状说:“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可谓淋漓尽致,穷形尽相。寓言寓意深厚,对讽喻之意不作详尽展开,主要通过故事和形象本身体现出来,可让人从不同角度玩味受教。如寓言结尾说:“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画龙点睛,可谓意味深长。
一个正直无私、胸怀广阔的古代贤者形象跃然纸上。祁奚很有自知之明,年纪大了请求退休,绝无老马恋栈的患得患失心态。晋悼公五次三番征求意见,正是对祁奚人品的高度信任。仇人解狐得到推荐,难道是祁奚刻意讨好献媚吗?让儿子接任,副职之子辅佐,难道不怕授人以结党营私的话柄吗?然而这些,丝毫没有影响祁奚的心态,他已经到了“从心不逾矩”的年龄段。作为老臣,祁奚拥有圆熟的政治智慧和良好的判断力,他公私分明,思虑严密周详,洞察力强,处事很有分寸。“建一官而三物成”,祁奚勇敢无私的政治良心令人肃然起敬。
识才用才是贯穿人类发展的始终话题。人们总希望自己能遇到伯乐。其实,伯乐华而不实,他不过是替君主找找千里马顺便讨些劳务费的帮闲人而已。君主爱作秀,与伯乐沾边,自然也就博到爱才的美名。只有祁奚,才真正懂才、识才、起才,他相当务实,政治经验丰富,思维冷静清晰,更可贵的是正直的政治品格,这就保证经他挖掘乃到推荐使用的人才,含金量更纯,成才率更高。历史上,管仲、萧何、徐庶、鲁肃、魏征、狄仁杰、欧阳修、元脱脱、李善长、曾国藩等,也都是与祁奚同类的贤者仁人,他们举荐了众多忠臣良将,因了他们的合力,中国封建王朝的“龙脉”得以成为世界史上延续最长的典型。
这篇墓志铭既记述了袁枚一生的行迹,又评价了他的政绩、品德和才学,且选取具体事例,着意于性格刻画。以切实求生动,于叙事寓情韵,因而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铭文言简意赅,情真意切,语调与韵脚幽深婉转,感人至深。
作者对袁枚的一生和为人的了解具体而人微,所撷取的业绩和生活片断甚是精当,谋篇布局极为深远周密,一扫罗列堆叠,从而可以见出作者所谓的“格”。全文八百多字分成五个段落,述及死者的身世、学业、仕途、品德、才华、际遇、成就等诸多方面,扼要真切而中肯,可谓简洁得体,遣词造句颇具功力。
第一段首句交代了籍贯名讳后,以“其仕在官,有名绩矣。解官后,作园江宁西城居之,曰“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这三句指出袁枚的名声是解官后的文学成就较之其官声政绩更大,这是作者的基本看法。接着在写袁枚从少时直到终居江宁的一段简历中颂赞了袁枚年轻时学有所成,现场命题作文一挥而就,才思敏捷,词赋华丽,因而受到显宦的赏识,得推荐参加乾隆二年(1737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虽然“及试报罢”,没有选上,但隔年乡试中举,又一年即进士及第。作者着重说明的是袁枚确有真才实学并且好学。庶吉士散馆后他没有能留在翰林院,而被分配在江南做知县。但以他的才能,又受到总督的赏识。文中通过两位显官的识才爱才,托出袁枚的天资聪颖,学习有方,年轻时即崭露头角。以昭彰铭主的才气横溢。从袁枚在江宁这一任上的表现“遇事尽其能,无所回避,事无不举”就反映出袁枚的素质、品格和吏治才能。作者对袁枚这段二十余年的主要经历没有花更多笔墨,而是把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迹分为三段逐一铺排,把所要颂赞的非凡才华、文学成就、吏治官声等情节曲折写来,布局不落俗套。这些事迹通过翔实的材料、朴素的词语、简洁流畅的语言展现出来,令读者信服地确立起墓主人的高大形象,具有耐人咀嚼的“味”。
第二段铺排的是袁枚的仕途际遇和道德风貌。“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既是慨叹语气,又似代为不平之鸣,惋惜其怀才不遇,宦途一开始就不利,放外任只做得个知县,直得不到擢升。“著才矣”三字直道尽了袁枚在担任知县期间所展示的卓越才能,用字简练而有力。对袁枚的好客和待人接物尤其是对后学的爱护,这些都用人微的描写毕现了一个宽厚长者和学者的风度,从而令人肃然起敬。又更插人一句描绘四方慕名造府和当年随园的风光、盛况而且当为作者所目睹的文字,越发增强了材料的翔实感。
第三段是颂扬袁枚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广大。赞袁枚占文法功底深厚,在散文骈文方面不是一味仿效前人而有开拓。特别是在诗歌方面下的工夫尤深,竟然达到了世人想要生发而未能达到的境界。作者从基于袁枚生前的社会影响的事实出发,誉其为“百余年来第一人”的评价显得有根有据,令人感到站得住脚,不为过分。这一段并无浮靡奉承之同,只淡淡数语,却收不显而自显之效。
第四段颂赞袁枚吏治能力,写得别出机杼。以袁枚父亲匿名察访和百姓对袁知县的反映一事引出,娓娓动听,可见作者的文章平淡中自有其活泼。“朝治事,夜饮吟”一笔是赞赏袁枚为官仍不失名士风雅。以民间传刻审理案件的事迹来间接道出袁枚的吏治业绩及其谦虚美德,也颇具匠心。
第五段除了叙述墓主人的身后之外,交代了作者所以知之甚详是因与袁枚是世交,而且同住江宁长期交游在一起,当是知之最深,使人益信作者所青。最后结尾用铭文有重点地统括了全文内容。
全文在叙述时既错综变化,又脉络分明,不板滞,不凌乱,而能突出袁枚的主要精神和成就。在评价时用语极注意分寸,无谀墓之嫌。全篇五段首字均以“君……”开端,有整齐协调之感,可谓自成一格。章法严谨,词句合乎古法。从这篇墓志铭可以看出作者所主张的写作文章的观点是从义理、考证、辞章三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以及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清代墓志铭中的佳篇。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