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一、二、三章叙述了周的发生、发展、壮大以及鲁国的建立,并不是纯粹介绍民族历史,赞美所有先祖的功德,而是突出两位受祀的祖先后稷和周公,以说明祭祀他们的原因。至于诗中提到的其他人,则只是陪衬而已。后稷是周民族的初祖,为姜嫄所生,其出生有一些神话色彩,《大雅·生民》记载较为详细。诗写到这些是因为姜嫄有端正的德性,但主要的却是体现后稷的不凡与神异,和《生民》诗的用意一致。后稷的发展农业,固是上天赐之百福,更和他个人受命于天分不开。以下叙述太王、文王、武王,重点在于灭商,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而文王、武王“缵太王之绪”,“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发展线索极为清楚。关于周公功绩,诗中没有明载,但“(成)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分明见出周公于建周有大功劳。《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辅武王,衅社,告纣罪于天及殷民。”周公在灭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虽位极人臣,却不能和天子并提,故诗人用比较隐晦的方法突出了周公的功绩。第三章末诗人写道:“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说:“周公皇祖。”诗意就豁然明朗了。“周公皇祖”之“皇祖”,郑玄以为伯禽,朱熹谓为群公,皆误。明指周公,倒文以协韵耳。
诗人对鲁国辉煌的历史进行讴歌,叙述鲁公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战绩。“戎狄是膺”是北部边境平安,不受侵扰,“荆舒是惩”则指僖公从齐侯伐楚之事。“泰山岩岩”以下,写鲁国疆域广大,淮夷、徐宅、蛮貊、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因为此时鲁国对淮夷用兵最多,成绩最大,故诗人一再言之。大致鲁国在以后的发展中,初封的土地或有损失,而此时又有所收复,故诗曰:“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从全诗看,诗人着重从祭祀和武事两方面反映出鲁国光复旧业的成就,而又统一在僖公新修的閟宫上,閟宫之祭本是周王室对鲁国的特殊礼遇,同时诗人又认为鲁国的种种成功也来自那些受祀先祖在天之灵的庇佑,这样,诗的末章又描写作庙情况,和“閟宫有恤”前后呼应,使全诗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
《鲁颂·閟官》是《诗经》三百篇中最长的一篇,全诗共一百二十句,《毛诗》原分八章,朱熹《诗集传》分九章,五章每章十七句,二章每章八句,二章每章十句。各章之间,意义相互连贯,前后叙述僖公作庙,并以奚斯作颂结束全诗。中间写祖先功德、僖公祀祖、僖公武功及家人群臣情况,同时穿插了对僖公福寿的反覆祝颂,而其中六个“俾尔”句型分置三处,使本来恢宏的气势更起伏跌荡,如钱江潮水一浪高过一浪。在语言方面,极铺张扬厉之能事,叙事细密,写秋尝则“秋而载尝,夏而楅衡。白牡騂刚,牺尊将将,毛炰胾羹,笾豆大房”,各种祭品,各种容器,一一陈列,以显出其规模之盛大。写鲁公军旅则“公车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万,贝胄朱綅,烝徒增增。”威武的戎装,精良的武器,体现军队无坚不摧的士气。此外,“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徂来之松,新甫之柏”等以繁密的语言组成排比整齐的句子,也为增加诗歌气势起到推助作用。方玉润《诗经原始》中指出该诗对于汉代辞赋的影响,是很有眼力的。但是,在诗中诗人表达的是周公后裔们对于僖公光复旧物所产生的共鸣,是对于再现过去辉煌的向往,这是一个衰落宗族特定时期的真实感情,作为鲁国诗人代表的作者抒发了这种感情,它既是充沛的又是复杂的,只有长篇巨制才能容纳得下,只有细致的描写和深透的论说才能尽情倾吐。刘勰《文心雕龙》曰:“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这就是《鲁颂·閟宫》和扬、马辞赋的本质区别,也是方氏未曾注意到的。
诗一起便描绘了一幅凄凉衰败的落梅景象,透露出作者浓重的感伤,奠定了全诗凄怆忧愤的基调。“一片能教一断肠,可堪平砌更堆墙。”每一片飘零的梅花都使诗人触目愁肠,更哪堪那残破凋零的花瓣竟如雪片一般纷落,铺满了台阶又堆上了墙头。这两句诗与李后主《清平乐》词中的名句“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所描写的意境极为相似,同样生动地表现了诗人惜花复伤春的情感。正是眼前这凄清的自然景象唤起了诗人对社会、人生的丰富联想。
颔联承上,用工整的对仗、形象的比喻进一步刻画落梅:“飘如迁客来过岭,坠似骚人去赴湘。”两句诗不仅生动描绘出落梅在风刀霜剑摧残下枯萎凋零、四散飘坠的凄惨情景,而且高度概括了历史上无数“迁客”、“骚人”颠沛流离的不幸遭遇。“迁客来过岭”,用“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韩愈的典故;“骚人去赴湘”,指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永州(今湖南零陵)一事。然而,这里的“迁客”、“骚人”又不仅指韩、柳,而且泛指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包括屈原、李白、自居易、刘禹锡、陆游等人在内的一切仕途坎坷的有才有志之士,含蕴极为丰富。在手法上,诗人将典故融化在诗里,如水中着盐,不见痕迹,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深厚功力。同时,用“迁客”、“骚人”迁谪放逐的遭遇来比喻“落梅”,不仅表达了对梅花的深刻同情,而且是对“迁客”、“骚人”梅花般高洁品格的赞美。取譬十分贴切。
颈联继写落梅之结局:“乱点莓苔多莫数。偶粘衣袖久犹香。”“乱点莓苔”,写曾经是那么美好高洁的梅花如今却沉沦萎顿于泥土之中,寂寞凄凉地与莓苔之类为伍。“多莫数”,极尽梅花凋残之形容,表现出诗人对其不幸命运的无限叹惋。但接下去却将笔锋一转,写梅花飘摇零落而不失其高洁,香气经久不灭。这两句与陆游《咏梅》中“零落如尘碾作泥,犹有香如故”异衄同工,赞美的显然不只是梅花,更是指那些虽身遭挫折而不改初衷、不易志节的“迁客”、“骚人”,运笔委婉,寄托遥深。
以上三联反复烘托渲染落梅景象,尾联在此基础上抒发议论,点明正意,是全篇的画龙点睛之笔。通常诗人在描写落梅之后多抒发自己的伤感,这里却别具会心地责备东风说:“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表面上谴责东风不解怜香惜玉,却偏偏掌握了对众花生杀予夺的大权,忌妒梅花的孤高,任意摧残它,实则将暗讽的笔触巧妙而曲折地指向了历史上和现实中一切嫉贤妒能、打击人才的当权者。同时寄托了自己仕途不遇的感慨以及对当前这个弃毁贤才的时代的不满。笔力奇横,言近旨远,讽喻之意、不平之气,溢于言表。
这首咏梅诗通篇不着一梅字,却不仅刻画出梅花的品格和遭遇,而且处处透露出诗人的自我感情,是咏物诗的上乘之作。然而运笔却又是那么委婉,写梅又似写人,其旨在有意无意之间,表明诗人十分善于将悲愁感兴巧妙地融汇在诗歌形象之中,故能将咏物与抒怀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此诗从咏梅这一常见题材中发掘出不平常的诗意,新颖自然,不落俗套,启人深思。从哀感缠绵中透露出来的那股抑塞不平之气,正是广大文士愤慨不平心声的集中表露,无怪当权者视为“讪谤”,一再加害于他,而这便是此诗的旨趣所在。
此词抓住“初春”和病愈初起这一特殊情景和特有的心理感受,描写词人初春病愈后既喜悦又疏慵的心绪。
“今年春浅腊侵年,冰雪破春妍”二句,写春寒犹重,而用腊侵、雪破表述,起笔便呈新奇。“东风”二句进一步刻画“今年春浅”的特色——不光春来得迟,而且即使“有信”也“无人见”,春天只“柳际花边”露了此“微意”。这既表现了这年初春的异常,同时也暗中透露了词人特有的乍觉乍喜的心情。此处“微意”和“柳际花边”启人联想,含蕴深细,极见个性。接下去“寒夜”三句,直抒感受和喜悦心情:初春时节,纵然夜寒且长,但已是大地春回,“孤衾易暧”了,就连那报时钟鼓,也觉其音韵“清圆”悦耳。“寒夜”以下三句,感觉兼有想像在内。其实并不必真暖和,却仿佛暖和了,暮鼓晨钟其实也还是平常的声音,却仿佛格外清圆了,写早春极细。这和下片“初日”“楼阁”句并用杜甫《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复有楼台衔暮景,不劳钟鼓报新晴。”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四之一:“旧注,俗以钟鼓声亮为晴占。”亦与此词意合。至此,初春乍觉而兴奋之情,极有层次、极细腻地刻画了出来。
下片前二句写初春晨景,仍贴合着“病起”的特殊景况,只写楼阁中所见所感,“初日半衔山,楼阁淡疏烟。”景象虽不阔大,但色调明丽,充满生机,清新可喜。这既是初春晨景的真实描绘,又符合作者独特的环境和心理感受。以下二句又由眼前景而说到游人郊苑寻芳,进而联想到“小桃杏应已争先”。“争先”即先于其他花卉而开放,此处只说推想,未有实见,还是紧扣“初春病起”的独特情景落笔,写得生动活泼,意趣盎然。这四句与上片前四句写法上有所不同,上片前四句叙事兼写景,景是出以虚笔;下片四句写景兼叙事,景则有实有虚。这样不但避免了重复呆板,同时也符合词人病起遣兴的逻辑。上片写日出之前初醒时的感受和心情,故多臆想之辞,病起逢春,自然兴奋愉悦;下片写日出之后,见到明丽的晨景,故以实笔描画,这既合乎情理,又为下文蓄势。词人由眼前景,自然会联想到寻芳之趣,联想到楼阁之外明媚春光之喜人,因而理应也“作寻芳计”。
最后三句“衰病少悰,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陡然逆转,与前景前情大异其趣。这曲折的波澜,实际上却仍是紧扣“病起”二字。因为尽管春回大地,而病体方起,毕竟少欢乐之趣。“疏慵”对“少悰”,“爱眠”应“衰病”,“日高眠”合“寻芳计”,这样上文逢春情绪到此处一跌。这种心理上的变化,正是“病起”者特有的,对此,此词表现得刻细腻,真切动人。
清人黄子云说:“诗不外乎情事景物,情事景物要不离乎真实无伪。一日有一日之情,有一日之景,作诗者若能随境兴怀,因题著句,则固景无不真,情无不诚矣。”(《野鸿诗的》)苏轼这首词恰是“能随境兴怀,因题著句”,笔一下之“景”,无论为虚为实,“无不真”;笔下之“情”,无论是喜是优,“无不诚”,这原因就在于他抓住“初春”“病起”这一事的特殊情景,写出了作者的个性、襟怀和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