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由景及情,思乡怀古,由豪入旷,超旷中不失赋诗追黄鹤的豪情壮采,不失对于人生的执着追求。词的上片由景引出思归之情和怀友之思;下片由思乡转入怀古,直抒胸臆。
开篇由写景引入。开篇大笔勾勒,突兀而起,描绘出大江千回万转、浩浩荡荡、直指东海的雄伟气势。“江汉西来”二句,描绘了江水奔腾的胜景。著名的黄鹤楼在武昌黄鹄山巍然屹立,俯仰浩瀚的大江。长江、汉水滚滚西来,汇合于武汉,那波涛的颜色,如同葡萄美酒一般,一片浓绿。发端两句,以高远的气势,抓住了当地最有特色的胜景伟观,写出了鄂州的地理特点。“蒲萄深碧”,重笔施彩,以酒色形容水色,用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诗句,形容流经黄鹤楼前的长江呈现出一派葡萄美酒般的深碧之色。以下“犹自带”三字振起,化用李白“江带峨嵋雪”之句,杜甫《登楼》诗“锦江春色来天地”,不著痕迹,自然入妙,用“葡萄”、“雪浪”、“锦江”、“春色”等富有色彩感的词语,来形容“深碧”的江流,笔饱墨浓,引人入胜。词人将灵和楼前深碧与锦江春色联系起来,不但极富文采飞扬之美,而且透露了他对花团锦族、充满春意的锦城的无限追恋向往之情,从而为下文“思归”伏脉。这两句由实景“蒲萄深碧”引出虚景“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拓展了词境。江河自岷江锦水而来,将黄鹤楼与赤壁矶一线相连,既是友人驻地的胜景,又从四川流来,既引动词人思归之情,又触发怀友之思。这就为下文感怀作了有力的铺垫。接下来这一句由景到人,一句写对方,一句写自已。朱寿昌在陕西任通守期间留有爱民之美誉,政绩突出。《宋史》本传载朱在阆断一疑狱,除暴安良,“郡称为神,蜀人至今传之”即“南山遗爱守”所指。词中“南山”当是“山南”之误。以对“剑外”,“山南”字面亦胜于“南山”。而苏轼蜀人,称朱寿昌亦以其宦蜀之事,自称“剑外思归客”,映带有情。如今思乡而归不得,两厢对比,既赞美了朱寿昌为人颂扬的政绩,又表达了自己眼前寂寞的处境以及浓郁的思归情绪。面对此间风物,自会触景兴感,无限惆怅。“对此间”以下,将犹、我归拢为一,有情就要倾吐、抒发,故由“情”字,导出“说”字,逼出“殷勤说”三字,双流汇注,水到渠成。
上片“殷勤说”三字带出整个下片,开始向友人开怀倾诉,慷慨评论。“《江表传》”二句,引出自己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江表传》是记述三国时东吴人物事迹的史书,他劝告朱寿昌不要再读这部书了。以愤激语调唤起,恰说明感触很深,话题正要转向三国人物。 “狂处士”四句,紧承上文,对恃才傲物、招致杀身之祸的祢衡,表示悼惜。祢衡因忠于汉室,曾不受折辱,当众嘲骂曹操,曹操不愿承担杀人之名,假借刘表属将黄祖之手将其杀害,葬于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词人用感触颇深的三国人物——祢衡的事迹引以为戒,接着笔锋一转,把讥刺的锋芒指向了迫害文士的曹操、黄祖。如今贤士不在,只能空对那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苇花萧瑟,一片凋零凄凉。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苏轼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历史,“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争底事”,即争何事,意即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称霸一时的风云人物,如残害人才的曹操、黄祖之流,最终也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眼烟云。此句流露出苏轼豁达、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这话是有弦外之音的,矛头隐隐指向对他诬陷的李定之流。苏轼此时看来,祢衡的孤傲、曹操的专横、黄祖的鲁莽,都显得非常可笑。言语间,反映出苏轼超越历史,摆脱现实限制的观念。收尾三句,就眼前指点,转出正意。词人引用李白的故事,激励友人像李白一样潜心作诗,赶追崔颢的名作《黄鹤楼》。这既是对友人的劝勉,愿他能够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寄意于历久不朽的文章事业,撰写出色的作品来追蹑前贤;也体现了苏轼居黄州期间的心愿,对于永恒价值的追求。
全词形散而神不散,大开大合,境界豪放,议论纵横,显示出豪迈雄放的风格和严密的章法结构的统一。一则,它即景怀古,借当地的历史遗迹来评人述事,能使眼中景、意中事、胸中情相互契合;再则,它选用内涵丰富、饶有意趣的历史掌故来写怀,藏情于事,耐人寻味;三则,笔端饱含感情,有一种苍凉悲慨、郁愤不平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激荡着。即景抒怀,指点江山,论古说今,涉及五个历史人物,坦露了对朋友的坦荡胸怀,将写景、怀古、抒情结合,不粘不滞,思想深沉,笔力横放,虽为酬答之作,却也体现了东坡词豪放的风格。
上片重在描写故居。起首两句是对昔日繁盛时期故居的描写百花环绕,生机勃勃;幽静清雅,颇具诗情画意。但随后“门巷”两句,即与前面形成强烈对比,极力渲染了故居的衰败和清冷。随后,作者由景生情,开始诉说心中的凄楚。“鹤去台空”一句,再写故居的落寞,而“佩环何处弄明月”一句则化用杜甫“环佩空归月夜魂”的诗句,暗寓作者对亡妻的深切思念和哀悼。随后作者由“十年前事”追忆过去,写十年已过,旧地重游,愁肠百转。结尾两句,作者借昔日之花的凋落,感叹如今的“物是人非”。
下片重在抒情。“凄咽” 二字承接上文,引发作者的无限伤感。“晓窗”两句,作者再忆与爱妻的生死诀别,而“江空岁晚”三句则详写当时的温情别语。“便忘了”是反语,实际上是强调作者会铭记终生。“恨西风” 三句是作者发自内心的控诉和呼喊。此处的西风喻指蒙古统治者,他们在华夏大地上肆意蹂躏,如同“扫尽一林残叶”般残忍无情。作者用一“恨”字,充分表达了自己心中的怨恨。接下来,作者以多情杨柳结束全篇,暗示自己今后漂泊无定,恐再难归来。
这首词暗含了张炎一生最为痛苦的一段经历。国破家亡,实属灭顶之灾,词人故地重游,需要面对的不仅是今昔截然不同的家园,更是尘封于内心深处最为痛苦的记忆。全词情真意切,婉转缠绵。
这首诗写得很别致。全诗十四句,是主人公一口气说完的,这当然很质直。所说的内容,不过是在宴会上听曲以及他对曲意的理解,这当然很浅近。然而诗歌看似简朴,实则却婉曲;看似浅近,实则深远。
此诗开头六句说:今天的宴会啊,真是太棒了!那个欢乐劲,简直说不完,光说弹筝吧,弹出的声调多飘逸!那是最时髦的乐曲,妙极了!有美德的人通过乐曲发表了高论,懂得音乐,便能听出其真意。这里,诗人首先就讲了宴会及其音乐的美妙。通过宴会音乐,引出了懂得音乐的人。
接着抒情主人公说:那真意,其实是当前一般人的共同心愿,只是谁也不肯明白地说出。大家都能体会,但并不是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是不愿意说出来。这样,不但突出了“新声妙入神”,而都是能“识曲听其真”,为后面表现自己的认识和对人生的思考奠定基础,做了坚实的铺垫。
后面就是对人生的思考:人生一世,有如旅客住店。又像尘土,一忽儿便被疾风吹散。诗人在此是说,人生短暂的,但漂泊不定,长年累月,浪费光阴,人生的价值又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既然“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那么“何不策高足,先踞要路津?”为什么不捷足先登,高踞要位?这样不但安享富贵荣华,而且也不再浪费生命,体现出人生的价值。
最后主人公说:不要因贫贱而常忧愁失意,,不要因不得志而辛苦的煎熬自己,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不要守贫贱”就是劝诫士人不要死抱贫贱不放。可以说,诗人在劝诫士人,这与“何不策高足”的反诘语气相应,更好地强调了“策高足、踞路津”的迫切心情。也就是说,人生应该有所作为,要说出来,要行动。人具备了“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的能力,就要表现出来。
主人公这段话,是兴致勃勃地说的,是满心欢喜地说的,是直截了当地说的。中间有用了不少褒意词、赞美词。讲“宴会”,用“良”,用“欢乐”、而且“难具陈”。讲“弹筝”,用“逸响”,用“新声”,用“妙入神”,用“令(美)德”,用“高言”。讲抢占高位要职,也用了很美的比喻:快马加鞭,先踞要津。整个诗歌就借音乐之美妙,告诉士人们,或者有志之士们,要勇于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要勇于奋斗而“先踞要路津”,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样,对于人生来说,才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由此可见,这首诗的确很婉曲、很深远。它含有哲理,涉及一系列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引人深思。
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哭”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抒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它,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定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中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得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醉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龚胜传》有“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文字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崛,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