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光高悬照纱空，花房夜捣红守宫。”开篇便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场面。时间是秋夜，地点是宫中花房。歌咏的对象——宫娃，正在花房持杵夜捣红守宫。宫娃在宫中杂役甚多，然诗人只选择其“捣红守宫”，极富象征性将宫娃们不幸的处境披露出来了。守宫，宫娃们一生只能厮守宫中，过着幽禁森严的生活。她们的青春和生命如同蜡烛，在漫漫长夜中渐渐消逝，那滴滴蜡珠，仿佛是她们伤心的眼泪。
夜色越来越浓了，北斗七星已斜挂城头，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得报时的漏板声间或传来。宫娃长夜不寐，顾影自怜，心底时时生出一片悲凉。
“寒入罘罳殿影昏，彩鸾帘额著霜痕。”寒气透进户网，殿影漫入浓雾中，依稀难辨，连绣着彩鸾的帘头上也沾满了清霜。此联虽为景语，却是情语。这里诗人着意描出“寒”、“霜”二字，以景衬情，道出宫娃身心俱寒，伤神刺骨的痛苦感受。
如果说诗的前六句以浓墨渲染出秋夜的浓重和寒冷，以此暗寓宫娃凄苦的处境和悲凉的心境，那么，诗的后六句则径直揭示出宫娃深宫生活的幽闭、压抑与孤独，昭示出她们向往自由的强烈的生的企盼。
“啼蛄吊月”是一个境界：漫漫秋夜，月下蝼蛄嘶鸣，嘘唏如泣，幽咽如吊，使人不忍卒听。诗人巧借自然界中的昆虫做比，进一步隐喻、铺陈宫娃之孤独与悲苦。
“屈膝铜铺锁阿甄”，又是一个境界：深宫大院，壁垒森严。有形无形的铰链铜锁隔绝了宫娃与外面世界的联系。“锁”，这里是禁锢宫娃自由与生命的象征。后宫成为宫娃们生活的一所牢狱。“阿甄”，这里诗人是借甄氏喻失意幽旷的宫娃。的确，在森森后宫，宫娃们的荣辱富贵，全系于君王一时之恩遇与喜怒。有幸运者，如白居易《长恨歌》“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而暂时得意的杨玉环；有失意者，如司马相如《长门赋》中“魂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被汉武帝遗弃的陈阿娇；有遗憾者，如王安石《明妃曲》里“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而被迫远嫁匈奴的王昭君；亦有终生不得幸遇者，如杜牧《阿房宫赋》：“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的众多宫女。然而宫娃们的命运，大都像白居易笔下“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的“上阳白发人”。她们年青貌美时选入宫中，从此与亲人再不得相见。耿耿残灯，萧萧暗雨，陪伴她们度过多少岁岁月月，直至满头白发。既便宫娃中幸运者，如曹雪芹笔下的贾元春，荣至贵妃，然而在省亲时也忍不住向自己的亲人倾出腹中的辛酸，称宫中是“不得见人的去处”。万恶的封建制度，不知葬送掉多少妇女的青春和幸福，临此绝境，她们不能不从内心深处发出生的呐喊。
“梦入家门上沙渚，天河落处长洲路。”宫娃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家乡，思念着自己的亲人。可是，这只是她们的痴想。家乡的路途是那样遥远，仿佛是在“天河落处”，而宫中的制度又是那样森严，谁也不敢迈出宫门一步。也许，只有在梦中，她们才能返回家门，享受与骨肉团聚的短暂欢乐。诗句至此，写得最为动情。人非游雁，都有家园；人非草木，都有亲情。深墙大院，铜铺金锁，可以锁住她们的身子，可是锁不住她们对亲人的思念、对自由的企盼。
“愿君光明如太阳，放妾骑鱼撇波去。”宫娃终于压抑不住内心骚动的激情，勇敢地喊出久已埋在心底的愿望：离开宫中，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宫娃的要求是正当的，口气亦极为谦卑，但她们“请去”的意志却是十分坚强的。“骑鱼撇波”句，淋漓尽致地描摹出宫娃欲从宫中脱身的急切心情。然而，这显然又是宫娃的一片痴想。封建帝王视宫娃为宫中玩物，不会管她们幸福与否。盼望光明如太阳的君王出现，无异于西望日出，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只能是一种“无望的期望”。诗人写出这样一种情状，尤其震撼人心。
在艺术表现方法上，这首诗亦颇有可称道之处。比兴的运用，情与景的交融，且不必论，单是构思之巧妙，便足以称奇了。诗人为表现宫娃这一形象，妙造出“三境”：环境、梦境与心境。秋夜漫漫，帘额著霜，啼蛄吊月，铜铺锁宫，描绘的是宫娃凄冷、幽闭的生活环境。“梦入家门”，“天河落处”，描绘的是宫娃幽远、缥缈的梦境。而大梦初醒，幻影依稀，恍中情不自禁地直道出“放妾骑鱼撇波去”的热切渴望，则将宫娃强烈思归，不甘寂灭的心境和盘托出了。当然，环境、梦境与心境是互相映衬、互为因果的，它们共同构成诗的意境。随着画面的拓展，感情的渲泄，这意境也就愈转愈深，愈转愈明。特别是诗的结句，豁然开朗，仿佛于重重阴霾中透露出一抹亮色，读者至此，那沉重而挹郁之气方稍许得到些释放。赞其章法，这可称之为“跌宕生姿”。
《送元暠师诗》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之时，当时有一位法号元暠的和尚，经刘禹锡的介绍专程到永州来拜访；离去的时候，柳宗元写序作诗送行。柳宗元在《送元暠师序》中称“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是当时的所谓“孝僧”。
诗的首联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境：永贞革新，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剧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士族和割据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结成联盟，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把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的人全部贬、杀。柳宗元在这次事件中被贬永州。“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既概括了永贞革新的事件，又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情。离开京都长安，本已失意，而强忍此时囚徒般的身份，又使自己徒增悲愤。“必服”二字正话反说，表明柳宗元对朝廷的贬谪并非心悦诚服，他还是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确的；但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是任何士大夫都不能违抗的。因而在他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忍”、“取”二字便是这种痛苦的表现。
诗的颔联承首联剖析自己心境的变化。颔联连用两个典故，以孔子自况，表达自己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情。孔子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为了抑制三家大夫家臣势力，定计毁坏三家的都邑，因失败而离开鲁国。诗人以此类比道出被贬的原由，自己也因孔子不能实现振兴周礼的大志一般而感叹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哀莫大于心死”，柳宗元自觉无力改变现实，而仕途的险恶，世事的纷争，使他意识到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所以在颈联他向元暠和尚表达了自己倾心佛道的思想：我只有像陶潜一样作个隐士，把自己的心隐居于佛道中，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归宿。李唐一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唐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后为佛造大像，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宪宗命使迎佛骨，敬宗、宣宗、懿宗等亦莫不笃信佛法。贵族官僚们也多信佛教，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是其尤著者。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淡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民间更是盛行，寺庙林立，大量的劳动人口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等，呈现出“人世遍千灯”的景象。当然柳宗元的谈佛，有着自己不得不然的悲哀。但是柳宗元对有的佛教徒的做法并不赞同，他对佛教有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诗的尾联中提出了“如要求得真正的佛道，不要只是施舍金钱，只有懂得了世间万物无生无灭的道理，佛道自然会发扬光大”的看法。
的确，有的佛教徒借宣扬佛教来搜括钱财，如王缙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旧唐书·王缙传》）。又如汴州相国寺传言佛像流汗，节度使刘玄佐立刻亲往布施金帛，并大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簿所入。所得巨万计。”（《唐语林·卷六》）。用佛像出汗这个大骗局，搜括了无数钱财。诗人指斥这类人“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送去举归幽泉寺序》），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去举归幽泉寺序》）的入佛标准，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送元暠师诗》内容丰富，短短八句，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让后人看到了中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灵。诗中引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如“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作者用孔子的故事来影射自己不得志和受贬斥的遭遇，抒发了自己空怀壮志的感慨。这些牢骚很深的话，由于用了典故，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
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