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诗人在淮上(今江苏淮阴一带)喜遇梁州故人的云况和感慨。他和这位老朋友,十年前在梁州江汉一带有过交往。诗题曰“喜会”故人,诗中表现的却是“此日相逢思旧日,一杯成喜亦成悲”那样一种悲喜交集的感云。
诗的开头,写诗人昔日在江汉作客期间与故人相逢时的乐事,概括了以前的交谊。那时他们经常欢聚痛饮,扶醉而归。诗人写这段往事,仿佛是试图从甜蜜的回忆中得到慰藉,然而其结果反而引起岁月蹉跎的悲伤。
颔联一跌,直接抒发十年阔别的伤感。颈联的出句又回到诗题,写这次相会的“欢笑”之态。久别重逢,确有喜的一面。他们也像十年前那样,有痛饮之事。
然而这喜悦,只能说是表面的,或者说是暂时的,所以对句又将笔宕开,写两鬓萧疏。十年的漂泊生涯,使得人老了。这一副衰老的形象,不言悲而悲云溢于言表,漂泊之感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一喜一悲,笔法跌宕;一正一反,交互成文。
末联以反诘作转,以景色作结。为何不归去,原因是“淮上有秋山”。诗人《登楼》诗云:“坐厌淮南守,秋山红树多。”秋光中的满山红树,正是诗人耽玩留恋之处。这个结尾给人留下了回味的余地。
绘画艺术中有所谓“密不通风,疏可走马”之说。诗歌的表现同样有疏密的问题,有些东西不是表现的重点,就应从略,使之疏朗;有些东西是表现的中心,就应详写,使之细密。疏密相间,详略适宜,才能突出主体。这首诗所表现的是两人十年阔别的重逢,可写的东西很多,如果把十年的琐事絮絮叨叨地说来,不注意疏密详略,便分不清主次轻重,也就不成其为诗了。这就需要剪裁。
诗的首联概括了以前的交谊;颈联和末联抓住久别重逢的云景作为重点和主体,详加描写,写出了今日的相聚、痛饮和欢笑,写出了环境、形貌和心思,表现得很细密。颔联“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表现的时间最长。表现的空间最宽,表现的人事最杂。这里却只用了十个字,便把这一切表现出来了。这两句用的是流水对,自然流畅,洗练概括。别后人世沧桑,千种风云,不知从何说起,诗人只在“一别”、“十年”之前冠以“浮云”、“流水”,便表现出来了。意境空灵,真是“疏可走马”。“浮云”、“流水”暗用汉代苏武李陵河梁送别诗意。李陵《与苏武诗三首》有“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苏武《诗四首》有“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其后常以“浮云”表示漂泊不定,变幻无常,以“流水”表示岁月如流,年华易逝。诗中“浮云”、“流水”不是写实,都是虚拟的景物,借以抒发诗人的主观感云,表现一别十年的感伤,由此可见诗人的剪裁功夫。
此诗写作者在除夕之夜,追忆自身的失意,嗟叹故旧的凋零,感慨无限。全诗纯用赋法,通篇抒怀,联联对仗,语言平淡朴实,蕴含着作者愁绪、悲情、痛愤、期望的复杂感情,表现出无限苦辛酸楚的情味。
首联“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意思是说:多年来就在坎坷不得意中渡过,新的一年又当如何呢?言外之意是不会有新的希望了。
颔联说:“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同游者”在这里是指柳宗元、王伾、王叔文、韩泰、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陈谏、凌准、程异、房启等政治上的革新派。他们有的被杀,有的病死,有的渺无音信。这里应特别提出新亡的好友柳宗元。元和十二年,朝廷派柳宗元到条件较好的柳州做刺史,而把刘禹锡派往条件极差的“恶处”(《因话录》)播州(即今遵义地区)。柳宗元考虑刘禹锡的老母年近九旬,不宜去往荒远之地,便主动要求与刘对调。而今柳宗元却在“恶处”困病而亡,这不能不使诗人倍加伤怀。因此,这“有几多”固然是伤悼众友早逝,更主要的是对挚友柳宗元的痛悼;表现的是“一人突逝,举目寂空”的沉痛之情。
颈联表面是写自己的颓伤,表现的是无所作为之情,实际是牢骚之语,抒发的是愤激之情。诗人早年苦读,不慕荣华,注重品格修养;中年积极参加政治革新,极力革新政治,成为永贞革新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时称“二王刘柳”;革新失败,流徒边州,在极端的困境中,不但写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痛斥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是一批渺小而又可恶蚊虫(《聚蚊谣》),并写下不少相当有份量的政治散文;遇赦放还,仍痛骂靠镇压永贞革新而上台的人物为“桃李颜”之徒。他战斗不息,从来没有以“安闲为自在”过。这种以生死置之度外的不屈精神,绝不能说是“将寿补蹉跎”。因而可以说,此联抒发的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愤慨和牢骚,是正意以反语出之。
尾联:“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表面是说年年的春色皆同,在贬谪幽居时也是如此。而真正的含义却是:自然界的春天是无所谓的,可惜的是看不到政治的春天降临人间,看不到国家兴旺景象的来临。刘禹锡虽然才华横溢,但他并不甘心当一名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利国计民生。他奋斗一生,壮志未酬,这是十分苦闷的。
此诗表面似乎是表现诗人的平静、闲适、甚至有些颓伤;但字里行间,却隐透出诗人极端的苦闷。这种隐真意实情于字背的方法,是这首诗的主要特色之一。特点之二是“对仗”。本来,律诗只要求中间两联对偶,首尾两联是无所谓的。但此诗却能用字字平易、句句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得联联对仗,句句通俗,这是不易做到的。
这篇文章是陶渊明除《五柳先生传》外唯一一篇写人传记,不见载于正史,故为别传。文章重点讲述了“庾亮问风俗得失”、“率多时彦中鹤立鸡群”、“对皇帝不受任命不行拜礼”、“重阳龙山登高落帽”、“高阳许询雅相知得”、“神情独得顾景酣宴”、“渐进自然的丝竹人声”和“好酣饮逾多不乱的酒中趣”等充满清高傲世之情、自然风流之趣的故事,展示了孟嘉温雅平旷、冲默远量、行不苟合、言无夸衿、任怀得意、融然远寄的品质个性和清操美德,塑造了孟嘉风流倜傥、名冠州里、声流京邑、俦类咸敬、盛德名流的形象。
在这篇传记中,作者重点讲述了几个代表事情,如庾亮赞嘉、褚裒识嘉、龙山落帽(孟嘉落帽)、龙山造饮、渐近自然等轶事。这些轶事足以展示孟嘉的名士风采和魏晋时代之风流。孟嘉就是很讲究“情”的名士。孟嘉家庭观念很重,这篇传记中记载:“君既辞出外,自除吏名,便步归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欢乐,怡怡如也。”孟嘉主动辞官回家,步行归家会见父母兄弟,享受亲情伦理;且他十分重视曾经上下级关系,孟嘉曾为刺史谢永之别驾,谢丧亡,君求赴义,虽然汉晋之时,下属对上司吊丧送葬成为当然之义务,但他知道主次轻重。当名士许询半途邀请孟嘉时,孟嘉云:“今先赴义,寻还就君。”后来孟嘉在许询处连住两晚,“雅相知得,有若旧交”,首次相会便如同旧交。还有孟嘉有名的丝竹肉论,亦可称之为渐近自然论,也反映出孟嘉多情一面。这篇传记中记载: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些关于孟嘉的丝竹肉论的记载,简洁有力,清新脱俗,一语中的。孟嘉也因此名垂千古。“渐近自然”的总结极其传神高深,若非对自然、自由之向往,则很难有此种传神总结。
孟嘉有着很好的才学修养和德行涵养,“龙山落帽”的故事家喻户晓,也为后人津津乐道。这篇传记记载:君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佐毕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吹君帽堕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行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为咨议参军,时在坐。温命纸笔,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处。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内容详实具体,细节描写生动有趣、栩栩如生,使读者身临其境,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孟嘉的魏晋名士风度。“了不容思,文辞超卓”此八字褒奖大大超过了《世说新语·识鉴》一六引《孟嘉别传》以及《晋书·桓温传》附《孟嘉传》两本书,生动表现了孟嘉的文思泉涌,才情卓绝。帽子被风吹落而不自觉,也许未能觉察到;也有可能孟嘉意识到自己失态,而佯装未知,呈现出一种魏晋姿态。但无论是哪种情形,读者感受出孟嘉心无杂尘,心中坦荡荡的名士风范。面对桓温的恶作剧式的不怀好意,孟嘉超然、冷静地面对突发情况,“冲默有远量”,淡泊沉静,富有度量,最终为自己赢得了不朽佳名。这段轶事在后代反响很大,后人遂用龙山落帽、孟嘉落帽、落帽参军等词语来称赞一个人的镇定自若,潇洒儒雅。后世文人也纷纷借用此典故来表现大将风度。如李白《九日龙山饮》:“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陈师道《后山诗话》:“孟嘉落帽,前世以为胜绝。”后代的吟咏无形中扩大了孟嘉的个人魅力。孟嘉的文章和人品道德是高度统一的。这篇传纪中记载,晋成帝时,庾亮以帝舅身份当政,他对其弟庾翼说,“孟嘉故是盛德人也”,评价极高。孟嘉“奉使京师,除尚书删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闻其名,赐见东堂。君辞以脚疾,不任拜起。诏使人扶入”,晋穆帝召见,孟嘉竟然辞绝,令人起敬。野心勃勃的桓温曾得意洋洋地对孟嘉说:“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但孟嘉作为桓温的参军,却终生未为桓温所用,助其篡逆。相同的是,陶渊明虽然先事桓玄,后事刘裕,两人都有篡逆之野心,但陶渊明及时醒悟,及早抽身,归隐山林。
此文记载:太傅河南褚裒,简穆有器识,时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会州府人士,率多时彦,君在坐次甚远。裒问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觅。”裒历观,遂指君谓亮曰:“将无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褚裒在人才济济的州府人士中,也能慧眼识才,可见孟嘉精神脱俗,气度不凡一面。这段内容,《世说新语》的记载和《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有出入。在鉴人过程中,褚裒“眄睐良久”,可谓用心良苦,最后根据“小异”辨出孟嘉。《晋书》所载和《世说新语》大同小异。三者都体现出孟嘉超凡脱群一面,但《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更能体现孟嘉与众人更大的不同之处,精神差距不是“小异”,在精神气质上是真正的鹤立鸡群。此外,孟嘉赴义吊谢永,经过永兴县界,适逢大名士许询,纳闷道:“都邑美士,吾尽识之,独不识此人,唯闻中州有孟嘉,将非是乎?”许询当时为大名士,看一眼就能估摸猜出其为孟嘉,实为不易。在这篇传纪中,孟嘉“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至于放纵情怀、得其意趣之时,便心寄世外、恬适安然,旁若无人。陶渊明叔父陶夔曾经问光禄大夫刘耽,孟嘉若在世,是否可以做到三公位置?刘耽说,孟嘉本是三公中人。他被当时的人所推重,已是显而易见。
孟嘉“常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喝酒随性而为,造饮龙山。顾景酣宴,饮酒助兴,虽如此,但逾多不乱。但孟嘉虽事桓温,为人处世有自己的原则立场。《容斋随笔》之容斋五笔评价:孟嘉为人夷旷冲默,名冠州里,称盛德人。仕于温府,历征西参军、从事、中郎、长史,在朝陨然仗正,必不效郗超辈轻与温合。然自度终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龙山落帽,岂为不自觉哉!温至云:“人不可以无势,我乃能驾驭卿。”老贼于是见其肺肝矣!嘉虽得全于酒,幸以考终,然财享年五十一,盖酒为之累也。陶渊明实其外孙,伤其“道悠运促”,悲夫!孟嘉不为桓温所用,只能借酒浇愁,幸以全身。但身体最终为酒所累而早逝,极其可惜。“道悠运促,不终远业,惜哉!仁者必寿,岂斯言之谬乎!”外祖父早逝,陶渊明感到无比痛惜,质疑“仁者必寿”是欺骗人的假话。这篇传记中评价孟嘉“清蹈衡门,则令问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他以高洁的情操隐居柴门之时,美名远扬;出仕为官,有口皆碑。孟嘉隐则隐,仕则仕,都声名远扬,威名远播。孟嘉的名士本色给了外孙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
陶渊明单为孟嘉作传,足见其外祖父在他心目中之重要地位;通过对孟嘉魏晋风流轶事的生动追溯,言说己志,“写心”写意,向读者昭示出“孟嘉即我,我即孟嘉”的身份。
这篇传记中每一个小故事都洋溢着孟嘉的风度翩翩,作者对传主身在官场能坚守“行不苟合,言无夸衿”的清操美德给予高度评价,“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的情怀其实是陶渊明所仰慕的,桓温问孟嘉,孟嘉答曰“渐进自然”的性情同样也是陶渊明所追求的,从这些笔墨中不难看出陶渊明在表现孟嘉操守品行时所流露出来的爱好趣向。他评价孟嘉“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矜”,他对外祖父的崇拜也表明了他向魏晋风流的致敬和礼赞。这篇文章体现了家族传承在陶渊明身上所打下的烙印,也揭示了陶渊明与魏晋风流的渊源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