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崧作此调呈送芝麓先生共二首,这是第一首。芝麓,即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明崇祯进士,授兵科给事中,累官御史。清顺治初以原官起用。康熙年间官至礼部尚书。芝麓工于诗词,与吴伟业、钱谦益齐名,并称为“江左三大家”。陈维崧与他交游唱和甚多。龚鼎孳接读这二首《贺新郎》词后,随即用原韵作《贺新郎》(和其年秋夜旅怀韵)二首。这对于理解本词是很有益处的。
这首词是作者旅居京华时所作。在一个孤寂的秋夜,他独自倚靠着窗帘眺望着京城帝王的宫楼,不由牵动起心中的悲歌,但他没有直接倾吐,而是寓情于景。开头“掷帽”三句,写夜中眺望京城的情景。“凤城”,谓帝都,此指北京。“一片玉河桥下水”三句承上写天空与地面的景色而插入怀古之情。“玉河”,在北京城西,源出玉泉山,流经大内出都城东,故亦称为御河。在秋夜月光的映照下,玉河的水面显得格外的清澈明亮。这里用王昌龄《出塞》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中的成语,注入怀古之情,构成雄浑的独特词境。陈廷焯《词则·放歌集》卷五评点说:“插入吊古,极见精神。”
“我在京华沦落久”两句,由景及情。“吴盐”,唐肃宗时盐铁铸钱使改变盐法,所煮盐以洁白著名。后称两淮生产的盐为吴盐。周邦彦《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这里是写自己沦落京华多年,抑郁不得志,一腔愁恨已化为点点白发。正如龚鼎孳《贺新郎》词中所写:“羁宦薄游俱失意。”点出了失意的心态。“家何在”两句以思归收束上片。“天末”,即天边。饥驱四方的潦倒境遇,使他更加思念自己的故乡。然而身居千里之外,遥望家乡,远在天边。“家何在?在天末。”这是词人心灵痛苦的呼唤。
下片“凭高对景”三句,由眼前实景宕开,现实的失意和悲愤,使词人的思维追踪到千年前的历史人物。“燕昭乐毅”,战国时的著名人物。燕昭,即燕昭王,曾招纳贤士,师事郭隗,而天下之士争相奔从。乐毅自魏至燕,与燕人同甘共苦,燕国日益富强。后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赵、韩、魏合力攻齐,攻下了齐国都城临淄。事见《史记·燕召公世家》。故这里称他们为“一时人物”。下面“白雁横天”三句既点出时令季节,又承上抒写。“白雁”,白色的雁。据宋彭乘《续墨客挥犀》卷七:“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则来。白雁至则霜降。”深秋季节,北方一群群白雁飞来,发出一阵阵似响箭般的叫声,似乎呼叫着大地上被江山所磨灭的古今豪杰。词人融情于景的心意,龚鼎孳在《贺新郎》和词中指出:“只有穷交堪对酒,况是江东人杰。”在被江山磨灭的古今豪杰中,包涵着陈维崧这样的江东人杰。
“明到无终山下去”两句,词人放笔直抒胸中豪气。“无终山”,一名翁同山,又名阴山,在河北蓟县。麞,即獐,似鹿而小。“渴饮黄麞血”化用《汉书·王莽传》“饥食虏肉,渴饮其血”的句子,表现出作者的雄心豪气。故陈廷焯在《词则·放歌集》中评点说:“雄劲之气,横扫千人。”
词末两句以古喻今,更见其悲慨深沉。《长杨赋》是西汉扬雄所作。长杨为汉行宫名,在今陕西周至县东,因宫中有杨树数亩而得名。扬雄曾随从汉成帝羽猎。其时农民因帝王游猎而不得收敛,扬雄作此赋以讽。然而如今有何用处呢?这里把典故融化入词境,既与上文挽弓射猎相接应,又不露斧凿痕迹,而使词的情味更加浓厚。
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宋的这种主理的诗,对那些喜好唐诗的人来说,常有味同嚼蜡之感。但诗如能用简捷的句子,深刻地表达一种哲理,也不能不说有其特殊的妙趣。杨朴的这首《七夕》,就是具有这种妙趣的哲理诗。
诗的作者从牛郎、织女七夕踏鹊桥相会的神话传说发端,别出新裁,表达了作者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前两句设问:弄不懂牛郎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是怎么想的,非得邀天上的仙女来织满天的锦绣云霞。这里的“须”字,是一种怀疑和否定,从正面来解释,就是没有必要来邀请织女作这一切。这两句来得非常奇,出人意料,因为很多人把把牛郎织女的神话作为美妙的故事来接受,对其中所包含的意义从未提出过质疑。以为神胜过人,天上的仙女自然比人间的一切都要聪明许多。但诗人却对此表示怀疑。前两句的这种怀疑只涉及到神话故事本身,但这已足以造成悬念。这两句为诗的末联所发的奇论,做了有力的铺垫。
“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己多”。这两句是说:每年人们都要在七月七日晚上向天上的织女乞求赐予刺绣、纺织等的聪慧、智巧,但实际上,人间的智巧己经是很多了,多得有点可怕。诗人在这里并非是在赞扬人间的机巧,而是来了一个大转弯,诗人此时想起的不仅仅是人间创造幸福的巧智,还有行恶的智巧:有巧取牵夺,互相倾轧,以及繁复、杂多而又绞尽脑汁的勾心斗角。诗人赋予末一行诗中的“巧”的含义已经不同于第三行诗中“巧”的含义。恰是这种新的含义,不无道理,但又非常出人料想地拓宽了诗思的领域,这就便诗的情思和哲理向更深处开掘,一使诗具有了横空出世、奇崛诡辩之美。当人间充分运用他的机巧来进行勾心斗角的时候,要邀织女来已无意义。从四句诗的整体和诗情的深入来看,诗人的愤世嫉俗之情表现得很是恰当、巧妙、深刻。
杨朴在那样一个时代有这样一种思想和见识是很深刻的,加之诗语简练、晓白、朴实,就使诗思凝重、洗练,富有趣味。
这篇文章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正文。第二部分是赞语。
正文部分又可分为四小节。第一节自开头至“因以为号焉”,交代“五柳先生”号的由来,开篇点题。“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文章开头第一句,即把这位先生排除在名门望族之外,不仅不知他的出身和籍贯,“亦不详其姓字”,五柳先生是一位隐姓埋名的人。晋代是很讲究门第的,而五柳先生竟与这种风气背道而驰,这就暗示五柳先生是一位隐士。“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就这样随便地取了一个字号。五柳先生不仅隐姓埋名,而且根本就不重视姓字,用庄子的话说,“名者,实之宾也”,本就无关紧要。但他看中五柳树的原因也许五柳先生宅边并无桃李,只有这么几棵柳树,这与后面所写“环堵萧然”是一致的。五柳先生的房屋简陋,生活贫穷,这五柳树带一点清静、淡雅、简朴的色彩。以五柳为号也就显示了五柳先生的性格。
第二节自“闲静少言”至“欣然忘食”,写五柳先生的禀性志趣。接着写五柳先生的生活、性格。“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这是五柳先生最突出的地方。闲静少言是五柳先生的外在表现,不慕荣利,才是五柳先生的真实面貌。因为不追求荣利,五柳先生就无须奔忙,不用烦躁,自然也就闲,也就静,用不着喋喋不休。但这种闲静少言,并不等于五柳先生没有志趣。但这一节主要是写其“好读书”而善读书。但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就与五柳先生的“不慕荣利”有关。五柳先生读书的目的,是一种求知的满足,精神的享受,所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表明了五柳先生是一位有知识的人,和那个时代的社会对他的限制和迫害。
第三节自“性嗜酒”至“不吝情去留”,写“五柳先生”的饮酒嗜好。作者强调他的嗜酒是出于天性,而非门阀之士的放荡纵酒,自我麻醉。但嗜酒与家贫又是矛盾的,他不慕荣利,不能摆脱贫困,便“不能常得”到酒。这说明他不因嗜酒而失节。至于亲友请他吃酒,他却毫无拘束,一去即饮,一醉方休,又反映了他的坦率与认真,并没有当时所谓名士的虚伪与矫情。饮酒是他在那种时代环境里使自己得到解脱的一种方法。
第四节自“环堵萧然”至“以此自终”,写“五柳先生”的安贫与著文。他虽然居室破漏,衣食不足,但却安然自得。这正是他安贫乐道的表现。而“常著文章自娱”,不入尘网,则是他读书“每有会意”的结果。并且,“忘怀得失”又是他“不慕荣利”的性格使然。这些既与前文相照应,又收束了全篇。
对五柳先生的生活、志趣作了叙述以后,第二部分文章结尾也仿史家笔法,加个赞语。这个赞语的实质就是黔娄之妻的两句话:“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两句话与前面写到的“不慕荣利”相照应,这是五柳先生最大的特点和优点。陶渊明正是通过五柳先生“颇示己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文章最后有两句设问的话:“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既表达了他对上古社会淳朴风尚的向往之情,又说明他是一位有着美好理想的隐士。同时也是对世风日下的黑暗现实的针砭与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