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用“记神京”开篇,化实为虚,回忆当年故都“柳绿花红”的繁华景象和自己裘马清狂、“解衣沽酒”的浪漫生活。下片以“到如今”过渡,由虚入实,描绘汴京沦陷以后“满目飞蓬”的衰败现实和词人凄凉悲怆的心情。全词没有一句议论、抒情之语,但字里行间尽显忧伤之情,含蓄蕴藉,感慨深沉,读之令人黯然。
词的上片以“记”字领起,统领始终。“神京”二字点明感怀对象。繁华地,旧游踪“二句,前句概括性也介绍了京都,后句词人便把自己引入作品之中,表明了他与京都的密切关系。这三个短句构成上片的第一段落,为后面描绘和抒情准备好了铺垫。
“正御沟、春水溶溶”以下,作者紧扣“春”字进行描绘。摹写了自然景物。其中,“御沟”标志宫庭之所在,承接前面的“神京”而来。流淌在御词里明净的春水。由此可以想象那生机勃勃的草木,而这一切都引发了京师人士无限的游春意。
从“平康巷陌”到歇拍的“柳绿花红”,是上片的第三段落。“平康巷陌”,本指歌女聚居之地,这里还指秦楼楚馆、酒肆茶坊、勾栏瓦市等游乐场所。
“绣鞍金勒”句说的是那些“章台走马”的男子,“解衣沽酒”句概写他们的游乐。“柳绿花红”应当是指代城市中献伎的女子。她们穿红着绿,正是所谓“柳绿花红”。而“平康巷陌”则是以这些人为主体的。在宴饮场中,文娱之所,她们是免不了的。因此,此词在“醉弦管”之后,立即补上“柳绿花红”一句点明那些女子正在献艺。这一段落重在写京都市人游冶及宴钦等方面的情景,通过这寥寥数笔,读者便可以想见当时国泰民安。
词的下片笔锋一转,情调随之而变。起首的“到如今”三字,与上片中的“记”字相呼应,它把词人的神思再度拉回现实。“嗟往事、梦魂中”六字,引发上面蕴蓄的势态,于是,此时的衰败与昔日的繁华便在这里得以绾合。这是六个沉重的字眼,那些令人沉醉的“前事”只能在“梦魂”之中得以出现,这当然是令人伤痛的事情,所以词人在“前事”上更着一“嗟”字,充分表现了苦楚之情。“馀霜鬓”三字,承接前事已成空而来。虽然,这里作的陈述,极为客观,但它的内中却饱含着词人的万般无奈与无限的悲哀。这几句为下片的第一个段落,在这里,词人运用了实事虚写的方法,使其情感更为浓厚。由此,全词转向深入,全词的中心也因此自然推出,即作者过京师之“感怀”。
“但寒烟”至全词的结束,为下片的第二个段落。重在写词人所见,以景物渲染气氛,为抒情服务。“但”字一直贯穿到底,引出此时所见之景:有映入眼帘的唯有漠漠的寒烟和瑟瑟凉风中飘飞的蓬草;昔日的殿宇徒然伫立,而那当年喧嚣的百官朝拜之所,天子臣子议政之庭,早已渺无人迹;苍茫的暮色中,唯见寒笳悲吟声中惊飞的塞雁;依然是昔日拂面的东风,可是,它们此时送来的却只有那说有出、道不尽的凄寂与酸楚。
这首词在写作上颇具特色,它主要是以多方面的对比来抒发词人的情感。纵观整首词上下片,读者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首先,上片以“记神京”引起,下片以“到如今”发端,它们分别贯穿了上片和下片的始终,从而形成了鲜明地、在跨度地对比。就全词所展示的景象来看,是昔日京师宴乐与此时寒笳凄厉、哀鸿长鸣的边塞形成的鲜明对比。在这种强烈的大起大落中,作者的黍离之悲、伤痛之情得以充分地表现。其次,从用笔上看,全词写得比较徐缓。但由于作者在上下片中摄取不同景物和注入不同的情感,这种徐缓所起的作用也有差异。就上片来看,它用于较为平实的铺写中,从而表现出一种欢乐惬意的情绪。而当它用于下片的以虚写为主、且更加深刻的描写中时,这种徐缓便将词人的痛楚之情增浓变厚了。最后,就全词的着色来看,虽然同是写春天的景象,但词的上片明丽柔和,而下片更偏重于凄迷冷寂。它们与词人所要表现的情感相吻合起到了衬托和渲染的作用。
此曲写作者远离是非的隐逸生活.。
“百年浑似醉 ,满怀都是春。” 分别浓缩宋苏轼《满庭芳》词“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和宋陈郁《未庵为吴应祥愉赋》“生意满怀都是春”句意。 表达了是非颠倒,贤愚不分的社会里,只有整个人生都保持醉态,才能免受气愤烦恼的干扰,醉醺醺地浑身觉得充满春意融融的温暖 。虽忘却尘世,却也抒发了隐居者对人间沧桑的感叹。
“高卧东山一片云 。”作者说要像东晋谢安那样高卧东山,如一片白云那样自由自在,无牵无挂地悠闲。表现了隐者的陶然自得、忘却尘世。(谢安在出仕之前曾经隐居会稽东山,朝廷屡征不起,事见《世说新语·排调》及《晋书》本传。)
“嗔,是非拂面尘,消磨尽,古今无限人。”笔锋突转,以下三句都写愤怒生气的事:隐居就为躲避是非,可是是非之风仍然拂面而来给 作者满脸抹上尘垢,让作者蒙受许多污蔑或屈辱,这种烦恼的纠缠,不知消磨尽古今多少人的身心健康 。作者难言的切身之感自然也隐含其中。
本首曲表现了闲适散逸的情趣,同时吸收了诗词的声律,句法及辞藻到散曲中,形成一种清丽而不失自然的风格 。末三句坦白直率地道出自己对古今世事沧桑的彻悟,大有看破红尘之意味,但在语气上,作者却将这样一种深沉的感悟以松脱、不屑的方式表现出来。虽题为“乐闲”,但让人感觉到一种深沉的人生悲欢。作者正是乐得悠闲,乐得百年如醉,但这种人为的“醉”因,正是因为痛苦太多,不堪承受,不得不消极回避的结果.因此作者也冷静的看到,官场上扑面而来的是非尘土,消磨了无数士人的激情和斗志,使他们先先后后走出来,高卧东山去。
诗的首联中“日无事”、“只是闲”从两个方面点出“闲”字。“日”、“只”都对“闲”加以强调。“闲”是此诗所写的主要内容,也是此诗的基本情调,以疏谈的笔调引起全诗。
诗的中间四句用公府所见所闻的景物写闲静生活和闲适情调。“草根侵柱础,苔色上门关”,这两句写公府之内景物。无人频繁往来,以致野草滋生、青苔蔓延,可见“公府日无事”,而诗人得以有足够时间对柱础间的草根、门关上的苔色作细致观察,可见“吾辈只是闲”这两句上句从形着笔,下句从色落墨,一“侵”一“上”,写出草根、青苔潜移默化的发展形态,刻画极细致入微。“饮砚时见鸟,卷帘晴对山,”这两句写公府之外景物。前一句写飞鸟并不直接去写,却以鸟影掠过砚水来写,由府内自然转到府外,手法很高明。而用一“饮”字,把鸟影掠过砚水好似啄水的形态写得既十分形象,又很有情趣。这种闲情是只在“无事”时才有的。后—句用“卷帘”把诗人的视线由府内转到府外,与上句是同样巧妙的手法。而晴空之下,满目青山,场面却是松开阔极有边塞特征的。这种逸致也是“无事”时才有的。上下两句,由近及远,一动一静,均突出了闲静情趣。
诗的最后两句承上文写乡思:“新诗吟未足,昨夜梦东还”。能在边地字斟句酌,从容吟诗,仍流露“闲”字,而新诗未足即被乡梦打断,写“闲”中乡思愈切,十分符合闲居异地的生活情调。
这首诗以“闲”字为贯串全诗的线索,而以乡思作结,中间四句写闲居所见景物,写近景则刻画入微,写远景则场面开阔,笔法轻松疏谈。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