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以神话之笔，写梦醒后词人在友人家所见之情景。“华胥梦断人何处”写醒景，理想安乐之境的梦做完了，主人不知何处去？“听得莺啼红树”写禽景，“莺啼”于“红树”。“几点蔷薇香雨”写物景，蔷薇露水如香雨点点滴下。“寂寞闲庭户”写院景，寂寞笼罩着空闲的庭院。四幅图景组缀，一“红”一“香”与“梦断”、“寂寞”对印，给读者以寂寞空旷之印象。
下片以象征的笔法，回忆着写春游中所见到的景象，回答上片所提出的问题。“暖风不解留花住，片片着人无数”，这两句截取典型的镜头来突出暖风“不解”无情，花“着人”有情，那人是无情还是有情？“楼上望春归去”为回答之笔，“楼上望春归去。”楼上人是有情的，望春也应该有情，回到青春时期，永葆春意。然而纵观眼前景色，现实是无情的。最后一句“芳草迷归路”为点题之笔，正如词人《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二所写：“草长江南莺乱飞，年年事事与心违。”尽管满目芳草，却不见归途。
全词运用神话、象征的笔法与写实结合，借景喻意，含蓄深隽。借回忆寒食节出游之笔，巧妙袒露了词人自己对官场、功名的残酷的现实不满。尽管“莺啼红树”，“蔷薇香雨”，到头来却是“寂寞闲庭户”。“望春归去”，却是“芳草迷归路”，确属一场华胥梦。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此诗通过送荔枝这一典型事件，鞭挞了玄宗与杨贵妃骄奢淫逸的生活，有着以微见著的艺术效果，精妙绝伦，脍炙人口。
起句描写华清宫所在地骊山的景色。诗人从长安“回望”的角度来写，犹如电影摄影师，在观众面前先展现一个广阔深远的骊山全景：林木葱茏，花草繁茂，宫殿楼阁耸立其间，宛如团团锦绣。“绣成堆”，既指骊山两旁的东绣岭、西绣岭，又是形容骊山的美不胜收，语意双关。
接着，场景向前推进，展现出山顶上那座雄伟壮观的行宫。平日紧闭的宫门忽然一道接着一道缓缓地打开了。接下来，又是两个特写镜头：宫外，一名专使骑着驿马风驰电掣般疾奔而来，身后扬起一团团红尘；宫内，妃子嫣然而笑了。几个镜头貌似互不相关，却都包蕴着诗人精心安排的悬念：“千门”因何而开？“一骑”为何而来？“妃子”又因何而笑？诗人故意不忙说出，直至紧张而神秘的气氛憋得读者非想知道不可时，才含蓄委婉地揭示谜底：“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两字，透出事情的原委。《新唐书·杨贵妃传》：“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明于此，那么前面的悬念顿然而释，那几个镜头便自然而然地联成一体了。
杜牧这首诗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含蓄、精深。诗不明白说出玄宗的荒淫好色，贵妃的恃宠而骄，而形象的用“一骑红尘”与“妃子笑”构成鲜明的对比，就收到了比直抒己见强烈得多的艺术效果。
“妃子笑”三字颇有深意。它使我们想到春秋时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一历史故事。周幽王为博妃子褒姒一笑，点燃烽火，导致国破家亡。
“无人知”三字也发人深思，其实“荔枝来”并非绝无人知，至少“妃子”知，“一骑”知，还有一个诗中没有点出的皇帝更知道。这样写，意在说明此事重大紧急，外人无由得知。这就揭露了封建皇帝为讨宠妃欢心不惜劳民伤财，无所不为的荒唐，也与前面渲染的不寻常的气氛相呼应。此诗表达了作者对穷奢极欲、权力不受制约的最高统治者荒淫误国的无比愤慨之情。
这首词基本用赋体，直接抒情，写的是要“留春”。上片首句慨叹人生短促而忧患良多，使人联想到曹操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唯其如此，有志之士，更应互相勉励，互相鼓舞，及时地进德修业。这就是“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的意思。《 史记·刺客列传》：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这里无非表现作者与杨子掞是那么志同道合，声气相应。接下去是虚写，让意境更开阔、更深远。“胸中云梦”，其实就是胸中块垒，是一肚子牢骚、抑塞之气，这是一层意思。但又说“云梦”也不过象“蒂芥”，显得怀抱宽广，心情旷达，把一些不如意的事，看成小事一桩，这又是一层意思。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写到： 子虚夸楚有 “云梦”，方九百里，有山有水……但乌有先生却夸齐国“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 ”词中用这个典，是既承认自己胸中有“云梦”这样大的忧愤，又表示可以把它们看成“细故” (贾谊《鹏鸟赋》： “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 )，视如等闲。这当然有矛盾。因此前结两句就提到哲理高度来认识： “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这是用《庄子》上的话：“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化为诗的语言就是说： 楚越虽为两国，存在矛盾，但就“同”的角度看，也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肝胆同属一体，关系密切，但就“异”的角度看，也有矛盾和斗争( “风波”即不平，指矛盾、分歧)。这是一种哲理，一种思想方法，但实际上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话。“肝胆有风波”不正暗指世上的风波险，行路难吗?
下片正面强调“成事在天” 而“谋事在人”，含有不汲汲于求取功名，而应当及时地充实自己之意。“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是一种比较超脱的态度，也是另一种生活道路。作者似乎有意于此，但随即以“又恐”两字捩转。在“出世”还是“入世”的思想矛盾中，他还是取后者，因此说恐怕“青春背我堂堂去”(唐薛能句。“堂堂”即公然地)，一事无成人渐老啊! 后结二句：“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点出本篇主旨。说秉烛夜游，就是要及时努力(曹丕《与吴质书》： “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 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唯有这样才能留驻春天，不让美好的春光很快地过去。本篇虽用赋体，讲哲理，但不离形象思维，兼用象征比喻，因此毫无枯燥沉闷之感，相反颇觉真气洋溢，沁人心脾。
张惠言是“常州词派” 的创始人。他推尊词体，与风骚诗赋同列;强调比兴寄托，主张“意内言外”;他以治经方法说词，“义有幽隐，并为指发”，“缒幽凿险，求义理之所安”……而他的《茗柯词》正是他词学理论的认真实践。《茗柯词》虽仅四十六首，但质量都较高，其基本主题是“感士不遇”，那种对于“春”天的憧憬、希冀和追求，以及“求之不得”的痛苦、怅恨和怨诽之情。这正是封建社会里广大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感情。而在艺术表现上则正如陈廷焯所说 “既沉郁，又疏快”。在《白雨斋词话》中特别强调“沉郁”，指出“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 (卷一)我们把这一段话去对照、鉴赏张惠言的词，包括他的代表作《水调歌头》五首，是会有所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