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通过描写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之事,来抒写作者病中的感受。首联描写焚香坐禅的情景,中间两联写凄凉与孤寂的生活情景,尾联自己对佛理的感悟。全诗运用逆挽的手法,从细微处入手,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此诗首联所描写的是焚香坐禅的情景。诗人安坐一室,焚香供佛,回念所遭遇的种种,默思佛祖的教训。清香四散,意念渐渐入冥,心境渐渐平静,既然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必然承受,就不须怨天尤人而哀苦无已。诗以“病身”与“道情”相对,说是病越重,修道之心就越诚恳;而修道之心越诚恳,感悟的佛理就越重深。这是一层意思。而“病”不仅是指生理之疾,更有经历遭遇带给人的心理以及精神的创伤,故用一“身”字总括。佛教以苦为生命的本义,于是苦也就不成其为苦,受苦正是修行的途径之一,劝导信徒承受现世而寄望于来世。因此,诗人焚香敬佛的修行方法就是“思自任”,所体悟的佛理就是“病身坚固道情深”。这是又一层意思。这两句若从逻辑顺序讲,应该是“宴坐清香思自任,病身坚固道情深”。诗人先说后,再说前,将事情发展的顺序倒过来,正是为了强调此时的觉僭。文章家将这种写法称为“逆挽”。
诗的中间两联写生活情景,一片凄凉与孤寂。夜间,清冷的月光照着空庭,四周静静,唯有捣药的声音,持续而单调地在院中回响,向院中人提示着无边的落寞。不仅夜间如此,白天也一样。主人无访客,院门紧闭,堂庑深深,除了鸟叫,不闻人声。偶尔有医生前来诊病,也不过说些不切病情的废话,除了加重慵懒的心情,并无治疗的功效。身体日渐衰弱,扶着小婢起来走走,却深感力不能至,脚步难移。在这样的生活之中,不能不回想当年,而所有的回想都是痛苦,更令眼前的情景有不堪的残忍。于是诗人回转过来向自己道庆幸:若不是有佛祖的指引,若不是有佛理的开导,那人生的烦恼将会不由途径地涌来将自己包裹,将会铺天盖地地扑来将自己淹没,生活当无法继续。这种自我开释,在诗人或许有一时的宽解,通篇读来,读者仍然会感到内在的悲哀。
尾联回应首联的修行之事,用“知气味”写此刻对于佛理的感悟,上承“病身坚固道情深”。因此可知“道情深”的二层意思中,重在后者,不是说自己的修行已经达到的境界,而是指佛理本身的深刻。同修佛教的白居易有诗曰:“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闲吟》)可以帮助李煜所说的“道情”。诗人在“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涂侵”两句中点明,生活全靠在佛法中寻找乐趣,否则早就被万般烦恼吞噬了。
这首诗中有“庸医”“小婢”,还有清风、明月、飞鸟等具体的事物,可使读者通过感知这些人物和景物体会到诗人的内心感受。此诗与《病中感怀》内容相似,皆描写病中感受,但此诗宗教情怀更浓。两首诗的不同之处在于,前首诗侧重抒怀,抒发病中情怀;这首诗侧重叙事,叙写病重的诸琐事,诗里所写之事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这首词由景及情,思乡怀古,由豪入旷,超旷中不失赋诗追黄鹤的豪情壮采,不失对于人生的执着追求。词的上片由景引出思归之情和怀友之思;下片由思乡转入怀古,直抒胸臆。
开篇由写景引入。开篇大笔勾勒,突兀而起,描绘出大江千回万转、浩浩荡荡、直指东海的雄伟气势。“江汉西来”二句,描绘了江水奔腾的胜景。著名的黄鹤楼在武昌黄鹄山巍然屹立,俯仰浩瀚的大江。长江、汉水滚滚西来,汇合于武汉,那波涛的颜色,如同葡萄美酒一般,一片浓绿。发端两句,以高远的气势,抓住了当地最有特色的胜景伟观,写出了鄂州的地理特点。“蒲萄深碧”,重笔施彩,以酒色形容水色,用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诗句,形容流经黄鹤楼前的长江呈现出一派葡萄美酒般的深碧之色。以下“犹自带”三字振起,化用李白“江带峨嵋雪”之句,杜甫《登楼》诗“锦江春色来天地”,不著痕迹,自然入妙,用“葡萄”、“雪浪”、“锦江”、“春色”等富有色彩感的词语,来形容“深碧”的江流,笔饱墨浓,引人入胜。词人将灵和楼前深碧与锦江春色联系起来,不但极富文采飞扬之美,而且透露了他对花团锦族、充满春意的锦城的无限追恋向往之情,从而为下文“思归”伏脉。这两句由实景“蒲萄深碧”引出虚景“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拓展了词境。江河自岷江锦水而来,将黄鹤楼与赤壁矶一线相连,既是友人驻地的胜景,又从四川流来,既引动词人思归之情,又触发怀友之思。这就为下文感怀作了有力的铺垫。接下来这一句由景到人,一句写对方,一句写自已。朱寿昌在陕西任通守期间留有爱民之美誉,政绩突出。《宋史》本传载朱在阆断一疑狱,除暴安良,“郡称为神,蜀人至今传之”即“南山遗爱守”所指。词中“南山”当是“山南”之误。以对“剑外”,“山南”字面亦胜于“南山”。而苏轼蜀人,称朱寿昌亦以其宦蜀之事,自称“剑外思归客”,映带有情。如今思乡而归不得,两厢对比,既赞美了朱寿昌为人颂扬的政绩,又表达了自己眼前寂寞的处境以及浓郁的思归情绪。面对此间风物,自会触景兴感,无限惆怅。“对此间”以下,将犹、我归拢为一,有情就要倾吐、抒发,故由“情”字,导出“说”字,逼出“殷勤说”三字,双流汇注,水到渠成。
上片“殷勤说”三字带出整个下片,开始向友人开怀倾诉,慷慨评论。“《江表传》”二句,引出自己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江表传》是记述三国时东吴人物事迹的史书,他劝告朱寿昌不要再读这部书了。以愤激语调唤起,恰说明感触很深,话题正要转向三国人物。 “狂处士”四句,紧承上文,对恃才傲物、招致杀身之祸的祢衡,表示悼惜。祢衡因忠于汉室,曾不受折辱,当众嘲骂曹操,曹操不愿承担杀人之名,假借刘表属将黄祖之手将其杀害,葬于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词人用感触颇深的三国人物——祢衡的事迹引以为戒,接着笔锋一转,把讥刺的锋芒指向了迫害文士的曹操、黄祖。如今贤士不在,只能空对那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苇花萧瑟,一片凋零凄凉。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苏轼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历史,“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争底事”,即争何事,意即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称霸一时的风云人物,如残害人才的曹操、黄祖之流,最终也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眼烟云。此句流露出苏轼豁达、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这话是有弦外之音的,矛头隐隐指向对他诬陷的李定之流。苏轼此时看来,祢衡的孤傲、曹操的专横、黄祖的鲁莽,都显得非常可笑。言语间,反映出苏轼超越历史,摆脱现实限制的观念。收尾三句,就眼前指点,转出正意。词人引用李白的故事,激励友人像李白一样潜心作诗,赶追崔颢的名作《黄鹤楼》。这既是对友人的劝勉,愿他能够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寄意于历久不朽的文章事业,撰写出色的作品来追蹑前贤;也体现了苏轼居黄州期间的心愿,对于永恒价值的追求。
全词形散而神不散,大开大合,境界豪放,议论纵横,显示出豪迈雄放的风格和严密的章法结构的统一。一则,它即景怀古,借当地的历史遗迹来评人述事,能使眼中景、意中事、胸中情相互契合;再则,它选用内涵丰富、饶有意趣的历史掌故来写怀,藏情于事,耐人寻味;三则,笔端饱含感情,有一种苍凉悲慨、郁愤不平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激荡着。即景抒怀,指点江山,论古说今,涉及五个历史人物,坦露了对朋友的坦荡胸怀,将写景、怀古、抒情结合,不粘不滞,思想深沉,笔力横放,虽为酬答之作,却也体现了东坡词豪放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