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捣练子”既是词牌，又是这首小词的题目。练是一种白丝熟绢，须用木杵在砧石上捶击而成；令指小令，是短歌的意思。作者在这首仅有二十七个字的小令中，着力表现秋夜捣练声给一个因孤独苦闷而彻夜难眠者带来的内心感受，含而不露地传达了一种难言的心理隐秘与情绪气氛。
境界的鲜明如画与意象的深蕴含蓄是这首词在意境创造上的主要特征。作者采取了类似电影推摄的手法，运用远、近景跳切镜头，从全景到近景，逐渐推出抒情主人公的特写。前面两个三字句，“院”与“庭”的遣词实际上并非同义反复，那是两个远、近景跳切镜头的巧妙组合。“深院”是世家豪族的深宅大院，所谓“侯门一入深如海”、“庭院深深深几许”是也。这是着眼于全景。“小庭”则是这整体中的一个单元，即千重万落中的一个独立小院，一个小天井。镜头从全景推近，把读者不知不觉地引入画面，置身于一个具体可感的环境之中。以上还只是画面的形，属于表层特征，还未抓住其中的“神”，即画面所蕴内在的深层特征。两幅画面分别用两个极平凡的字“静”和“空”来点化，应细加体味。借大宅院之“静”，当不仅仅是客观外在的安静、清静，在词语的深层结构中融入了强烈的主观情绪。那是静得让人恐惧，静得让人透不过气，是在心理压抑下而产生的一种深在的静谧感。
小庭“空”，更明显不是客观意义的空空荡荡。这样的贵族之家，仆人丫鬟总不会太少，花木池台、金井玉栏大约也是有的，作者偏偏用个“空”字，一笔抹去，就只能说是他的主观感觉在作怪，一切都视而不见了。原来，处在巨大建筑群落中的一个小天井，本身就带有一种压抑感和冷落感，一个寂寥空虚，百无聊赖的人处身于这种氛围，那当然会加倍感到难以忍受的孤独、郁闷和焦虑。
“断续寒砧断续风”，更渲染了这种沉寂、静谧，那木杵捶击石砧的咚咚声被阵阵悲凉的秋风荡来，时轻时重，时断时续，无止无休更加深了主人公的孤寂感。寒砧，即捣练的石板，这里指代寒秋中的砧声。“断续”一词的重复，是有意的安排，不仅体现了作者避巧就拙，崇尚素朴的语言风格，而且逼真地传达出捣练声在秋风中飘忽不定的神韵。更为重要的，这种似往而还，若断若联，飘荡空灵的听觉效果，又与抒情主人公内在情绪的延展变化节奏完全合拍。接着作者进一步把镜头推近，画面上映出抒情主人公的特写：夜深了，秋月如水，随同寒砧声从门窗一起泻入，搅扰得他心神不宁，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无奈”二字，使读者似乎看见了他那紧皱的眉头和无限焦虑而又无可如何的眼神。这才是词境的核心，画幅的焦点，以上的镜头画面都是这个焦点的烘托和铺垫。几声寒砧就会把主人公折磨得彻夜失眠，是因为它是一个特定的情感符号，包含着特定的情感信息。
在古代诗歌中，捣衣或捣练声常常用来表现征人妇对远戍边关的丈夫之思怨。如，南朝刘宋文学家谢惠连有一首著名的《捣衣诗》，保存在《文选》里，写的就是这种征妇怨；北周庾信的《夜听捣衣诗》，主题是“谁怜征戎客，今夜在交河”；初唐诗人沈佺期的《古意呈补阙乔知之》一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九月寒砧催木叶，十月征戍忆辽阳”；李白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自是任人皆知了。由此可见，寒砧声作为一种情感的形式或象征，逐渐抽象化、符号化，已经凝固到文学传统之中。既是一种情感的符号，就有引发特定心理情绪的心理导向功能，当然就不仅仅限于征妇怨，也可以是一般夫妇、情人的思忆之情，甚或是实际并无具体对象而纯属某种心理感觉的类似情绪。而这首小词却具有这样的特点：境界单纯，明晰，确定，而意象却扑朔迷离，模糊朦胧。那么，这里是指情人，征夫，故旧，或是故国。作者或许当时确有具体所指，或许本来就是一种莫名的心理情绪和感受，所谓“此情可行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是也。有些作品，越是意象朦胧，留给读者参与想象、创造的余地就越大，其审美价值也越高。
这首小词可以说就是这样一首优美的朦胧诗。对于这一点，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已有所发现，他曾说李后主“兼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识》）。纳兰氏十分准确地指出了李煜词直抒胸臆之外的另一种含蓄风格。
这首诗写了诗人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情真意切，韵味圆满，辞采稳重匀称，诗句兴寄微婉。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大意是说：自从离开草堂，常常焦虑沙岸崩塌，损坏药栏，现在恐怕连同江槛一起落到湍急的水流中去了。这虽是诗人遥想离开成都之后，草堂环境的自然遭遇，但这也体现了诗人对风风雨雨的社会现状的焦虑。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当年诗人离开草堂时亲手培植的四株小松，才“大抵三尺强”（《四松》），诗人很喜爱它，恨不得它迅速长成千尺高树；那到处侵蔓的恶竹，即使有万竿也要斩除。诗人喜爱新松是因它峻秀挺拔，不随时态而变，诗人痛恨恶竹，是因恶竹随乱而生。这两句，其句外意全在“恨不”、“应须”四字上。杨伦在《杜诗镜铨》旁注中说：这两句“兼寓扶善疾恶意”，这是颇有见地的。乱世的岁月里，诗人的才干难以为社会所用，而各种丑恶势力竞相作充分表演，诗人由此感慨万分。这两句，深深交织着诗人对世事的爱憎。正因为它所表现的感情十分鲜明、强烈而又分寸恰当，所以时过千年，至今人们仍用以表达对于客观事物的爱憎之情。
此诗的后四句落到“赠严郑公”的题意上。“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生理，即生计。黄阁老，指严武。唐代中书、门下省的官员称“阁老”，严武以黄门侍郎镇成都，所以这样称呼。金丹，烧炼的丹药。这两句说，诗人的生计全凭严武照顾，衰老的身体也可托付给益寿延年的丹药了。这里意在强调生活有了依靠，疗养有了条件，显示了诗人对朋友的真诚信赖和欢乐之情。
最后两句，诗人忽又从瞻望未来转到回顾过去，有痛定思痛的含义：“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诗人自762年（宝应元年）七月与严武分别，至764年（广德二年）返草堂，前后三年。这三年，兵祸不断，避乱他乡，飘泊不定，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诗人过去常读古乐府诗《行路难》，等到身经其事，才知世事艰辛，人生坎坷。“行路难”三字，语意双关。一个“信”字，包涵着诗人历经艰难困苦后的无限感慨。
全诗描写了诗人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情真意切，韵味圆满，辞采稳重匀称，诗句兴寄微婉。诗人将欢欣和感慨融合在一起，将瞻望与回顾一同叙述，更显出了该诗思想情感的深厚。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这首诗是元好问针对元稹评论杜甫的言论的再评论。元稹在为杜甫所写的墓志铭中特别推重杜甫晚年所写的长篇排律诗“铺陈始终，排比声律”，认为这方面李白连它的门墙也达不到。的确，杜甫在诗歌语言艺术上是很下功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誓不休”。杜诗格律严谨，对仗工稳，尤其是晚年的长篇排律更为精细，“晚节渐于诗律细”。这是优点，但是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过于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如，后来宋代的江西诗派也杜甫为宗，但侧重于杜甫诗歌炼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诗歌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即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忽略了杜诗多样化的风格和艺术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问对元稹的批评是有现实意义的。
杜甫的晚年的长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赠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问认为杜甫的排比铺张只不过是一种手法，元稹过分称颂这种手法，单把“排比铺张”当作不可逾越的藩篱，是错把似玉的石块当成连城璧了。这也体现了元好问反对过分讲求声律对偶以及对诗歌社会现实内容的关注。